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钮海津)
1971年,我父亲从监管拘禁转移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谓之解放,也就是“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父亲的这一政治环境“转好”,令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的政治环境从“狗崽子”向“可教子女”转好。
于是,我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流血流汗拼命干的超强劳动来表现自己对组织上的报答。当然,也是为了通过奋发图强而脱离极其不利于我的政治待遇。
我竭尽的拼力有了结果,连续两年获得团部颁发的“连队嘉奖”,以及评上“优秀可教子女”,甚至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被任命为全团各连队突击新建的武装排排长,管理着四十多人枪,而里边还有几位援越抗美归来的退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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