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制衡: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

孙立平 原创 | 2018-04-18 14:1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民粹主义 精英主义 

  这两年,在整个世界上,从美国到欧洲,似乎都在呈现出一种民粹主义复兴的趋势。

  对此,对民粹主义有一些清晰或模糊印象的人,大多内心里都有一种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是个贬义词啊,世界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把这一带有贬义的解决方案又重新找了回来?这是一种无奈吗?

  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源远流长,大体说,它对应的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重返舞台,肯定是精英主义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从这一波民粹主义广泛抨击的建制派一词中,就可以找到大体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美国被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用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

  我们知道,特朗普虽然属于共和党,但他在大选前后,都刻意强调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区别,并与之拉开距离。在欧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将建制派作为其抨击的对象。

  在我们过去多少年的观念中,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但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一个新词,将两党的那些当权派归到了一类:建制派。这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一幅政治版图。

  对此,不少人感觉到别扭,觉得费劲,因为这与我们脑子里原来有的框架和坐标不一样。但其实恰恰是建制派这个词,表明了现在西方国家政治营垒的最基本特征。

  最简单地说,建制派是什么?在许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心目中,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于是人们要求变革,要求结束建制派精英的统治,于是他们把票投给看惯了的建制派精英之外的陌生人。

  在《为缤纷的世界变局捋一条线索 》和《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两文中,我曾经指出,触发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政治藩篱被清除,半球化开始变成真正的全球化。这个变得越来越名副其实的全球化过程,涉及三个最基本的层面:资本、劳动和人口(或居民)。

  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全球化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这意味着,对于资本而言,国界在淡化,资本无国界在从理念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还要加上技术,构成了新的全球化精英群体。这里需要加上一句的是,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体现这一趋势的意识形态。

  而劳动力和人口意义上的流动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特征。在资本的流动之下,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加大,是毫无疑义的。但总体上说,其流动性水平低于资本也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流动性水平的问题,其流动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资本是逐利的,最强烈的冲动是在制度大体合适的条件下寻找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则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工资和福利水平、举家迁徙的成本、生活的舒适与适应,等等等等。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呢?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从本国社会结构的抽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开始坍塌。在资本抽身而去的情况下,本地的劳工和下层处于一种更无奈的悲愤中。与此同时,劳动力与人口双重意义上的移民,也在跨越国界,寻找更适合的安身之所。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两大主题:就业和反移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中的许多事情: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异同、反全球化动力的来源,甚至可以更好理解兼具左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的当选(尽管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把特朗普看作是右翼民粹主义)。

  话题还是回到民粹主义本身。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民粹主义的对精英主义的这些指控,自有其理由。正是这些理由,赋予民粹主义以新的力量。但从体制的角度说,其中的张力和困境并没有解决。

  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总比少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更合适,至少是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吧。但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

  首先,多数人统治,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法?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来实现?做决策使用的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全民公投应当说是最能体现这个原则了,但不可能大事小情都搞全民公投啊。

  第二,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不可能每个人都对国家大事事事了解,样样内行。如果真的每件事情都由大家来决定,这等于很多事情是由外行来决定,其决策的水平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做这个事情要更合适得多。

  还有一点,如果普通民众大家都整天关心国家大事,琢磨国家大事,日子还过不过啊,这还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代议制和共和制的安排。但代议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意味着在把决策权交给精英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制约,以使其决策不至于偏离民众的意志。

  多少年来,应当说民主体制的运转还算是大体正常的。但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那些问题大体还能应对,但现在看,在全球化的时代,事情越来越复杂,原来的那些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

  结果,就出现了精英与民众关系的失衡,就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

  说到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需要注意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变化和新的特征。这种新的变化和特征,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产民粹的兴起。民粹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是底层民众。无论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还是拉美的民粹主义,抑或是美国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现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但这一次不一样,投特朗普票的人,勒庞的支持者,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意大利五星运动成员,相当一部分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底层,而是中产阶层。

  他们大多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族裔,甚至曾经是这些社会的中坚,他们在过去的黄金时代有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怀恋,而现在则处于困顿和焦虑之中。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明显的保守主义的特点。

  这与传统的底层民粹是不一样的。

  第二,民粹中左翼与右翼的消长。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左与右的界限,但其实民粹主义本身也有左与右的区分。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大体被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桑德斯被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左右翼,对应着前面所说的社会力量的消长。民粹主义的右翼,与陷入困顿的中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粹主义的左翼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底层。前者的议题集中在公正、就业和机会,后者的主题集中在平等、福利和保障。这从茶党和占领运动的不同主张中,从特朗普和桑德斯支持者的不同取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他们针对的都是上层精英,或者说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

  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左右翼力量的对比会有明显不同。而这种不同也许会意味深长。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取向。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致命软肋之一是,其主张体现的是底层民粹自发的、散射性的要求,因而很难接近决策的层面。极端者,是一种难以付诸实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最接近决策层面的是对于福利国家的要求。但由于近些年来福利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其社会基础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而在特朗普就任之后实施的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来看,似乎表明了打通民粹主义与政策之间通道的某种可能性。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诉求是公正、就业和机会,特朗普是通过促进资本回流,重振制造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来回应中产民粹的诉求;以限制移民来增加白人这些主流族裔的机会。而这都是可以在决策层面付诸实施的。

  对于民粹主义倾向的执政者在执政后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人将其解释为,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动员的手段。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我们应当思考这当中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

  世界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超越我们传统的眼界。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但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梳理。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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