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国改革逻辑

郑永年 原创 | 2018-05-08 15:41 | 收藏 | 投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只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了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不同时代的认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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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改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五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社会主义”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邓小平政改要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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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改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所有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坏,尤其是党内斗争毫无规则,大量的干部惨死于政治斗争。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文革”前个别领导人破坏体制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改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轻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改。80年代中期之后,政改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改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现致命性问题。“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改,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当掌控党政机构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党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分裂也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个人简介
浙江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1985年和1988,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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