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与寻租

赵峰 原创 | 2018-06-14 05:00 | 收藏 | 投票

 “国考”与寻租

2018-6-6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许小年关于“国考”与寻租的讨论,实际上那是好几年前的旧事了。针对当时大学毕业生热衷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热衷于国税和海关这样的实权部门而轻视气象及中央编译局这样的清水衙门的现象,许教授大为感慨。“寻租的潜力决定大学生选择就业的方向。”“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这些青年才俊,不仅是希望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已经准备好用违规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许小年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政府部门是不创造价值的,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对价值进行再分配就是寻租;2,寻租就是利用违规违法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利益;3,大学生热衷于国税和海关这样不创造价值的权力部门就是准备以违规违法的手段来实现个人利益。

许教授忧国忧民,他的精神值得肯定;许教授所忧虑的事情——我们的青年才俊在就业选择上过分的急功近利——确实普遍存在,确实值得忧虑。但是,发表此言论的许小年不是普通百姓,不是新闻记者或者商界人士,而是中欧商学院的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这些言论,至少作为一名专业学者来说,是不专业,不适当的。

1,“政府部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值得商榷。什么是价值,什么行为创造价值,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认识来自古典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在萨伊看来,价值就是效用,创造效用就是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任何行为只要是有用的,就在创造价值。当然,这里的“有用”,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应该是社会福利的增进。工人务工,农民务农和商人经商都创造价值,至于小偷行窃和官员贪污,虽然于己有利,于社会则是虚耗价值。萨伊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也是经济学一般的价值观。许小年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拥趸,应该是承认这一价值观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般也承认政府执行经济职能的必要性。许小年似乎说过,我门都是斯密的子孙;斯密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就不排斥政府的作用。斯密是承认政府有限职能的必要性的,在《国富论》中,他讨论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会治安及国防三个方面的职能。既然政府行使经济职能有其必要性,就不能简单说政府部门不创造价值。我想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们大多能够认同萨缪尔森的说法,教师创造知识,警察创造秩序,等等。斯密是承认市场失灵的,这是政府行使有限职能的前提。既然政府要行使经济职能,要提供公共产品,税收就是必要的。税收是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物质基础。这样来说,一概而论国税部门不创造价值是有偏颇的。我想许小年教授的经济学基础可能不太扎实,他只看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而没有看到税收的调节及监督经济的功能。许教授的这种知识盲点的产生,实质上是因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对政府的存在总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其实,仅就再分配而言,也不能说就是非生产的。通过分配而增加社会福利,能说没有价值吗?至于海关,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要更排斥一些。尽管斯密曾经做过海关专员,但是从理论上讲,他对海关的存在是持否定态度的。不过,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从而后进国家需要对本国市场适当保护的角度出发,海关的存在还是有其意义的。在许小年发表这个言论的好几年前,我国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要比今天有着更多的必要性,海关具有的生产性要比今天更明显。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当的保护,实际上是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的通例,英国曾经如此,美国也曾经如此,德国也是这样。李斯特(1789-1846)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英国实际上也是利用贸易保护才走上发展道路并实现发展的,它一旦发展起来就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是过河拆桥。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我认为李斯特的观念是正确的:只要符合国家利益,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都是可以选择的。海关实际上是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其生产性应该得到认同;至少不能简单化地否定。我说许教授经济学经济学基础不好只是调侃。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视角的问题。

2,“寻租就是利用违规违法的手段来实现个人利益”的说法是错误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论问题,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由于人们对贪污腐败的憎恶,而贪污腐败又是寻租的一种形式,于是寻租在人们的观念里也就成为贪污腐败的代名词。这是一种民间的简单化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如果来自新闻记者或者寻常百姓,不值得深究。但是对于经济学家许小年来说,持有这样的观念,实在是学养不够的表现——这个问题真的是学养问题,而不是态度或视角的问题。因为寻租问题相对而言要更理论化一些,更深入一些。寻租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所谓“非生产性”,指的是这种行为产生金钱收益,但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和劳务,也不生产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经济学中所讨论的“租”,与市场的不完全有关。某些要素在供给上缺乏弹性,其持有者就可能获得超过平均收益的收益,这就是“租”。公共选择学派最早讨论了“寻租”问题。“寻租”中的“租”的产生,也是市场不完全的结果,不过这种不完全是政治介入市场的后果。政治对市场的介入,就是在某些行业建立垄断特权。寻求垄断特权的行为,就是寻租。政府介入市场,可能是为了矫正市场失败,但政府介入的结果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虚耗,这就带来了政府失败。寻租只是非生产性寻利行为的一种,经济学中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一般化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那就是巴格瓦蒂提出的DUP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DUP活动是指通过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它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性方式取得利润或额外收益的各种活动和努力。DUP活动中,仅有那些影响政府行为,寻求垄断特权或政府庇护的非生产性行为才叫做寻租,至于那些并非由政府引起的、也不影响政策的非生产性行为,则只能纳入范围更广的“DUP活动”之内。税收固然是政府行为,但是,与税收有关的DUP活动中,有的可以算是寻租,有的则不是。比如,通过游说活动,使税收政策对自己公司或者行业有利,这属于寻租。至于偷税漏税,则不属于寻租。海关行为或者广义上的贸易管制也一样。通过影响对外贸易政策,例如对某些行业实施关税保护以实现部门或企业利益,属于寻租活动。至于走私,则不属于。寻租活动仅仅是DUP活动中涉及影响政府行为的部分,而且一般来说应该是合法的部分;至于没有影响政府的部分,以及非法的部分,则是其他的DUP活动。许小年所说的“违规违法”行为,显然不属于寻租活动。我讲这一段,看起来是在跟许小年较真,实际上是想要表达一个对待科学的态度。“寻租”本来是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术语,用于解释政府介入市场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这个概念本来应该是有着很好的解释力的。但是,因为人们总是情绪化地将寻租与贪污腐败等同,从而使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大大降低。本来我们使用的概念免不了会有一些情感或情绪的渗透的,但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一旦被情绪化,它可能具有的科学价值就得不到尊重了。许小年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如此滥用经济学术语,体现的是一种很坏的学风。

3,“青年才俊们准备好以违法违规的手段来实现个人利益 。”人的行为是对激励的反应,而激励结构则是制度的体现。青年学生的就业选择,无论是务工务农还是经商,无论是从军从教还是从政,都是对市场利益结构的反应,从而也是对特定制度结构的反应。既然成为国家公务员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好的收入预期和更好的发展前途,年轻人选择“国考”进入公务员队伍也就顺理成章;既然国税或者海关比邮政或者编译收入更高,发展更快,成功概率更大,绝大多数人选择这样的部门也就无可厚非。从国家整体利益来看,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争相进入这些部门而让某些部门受到冷落可能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处于就业选择中的年轻人应该考虑的,而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如果我们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的另外一种利益格局,年轻人在就业选择中自然会做出另外的判断。说实在话,作为一个有着一定话语权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为政策的改进出谋划策,而是将某些社会问题的责任推到年轻人头上,实在是有些不得要领。至于说“青年才俊们准备违规违法”,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面临就业选择的年轻人们,对于职业所追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福利,更稳定的工作,更有前途的发展。即使人们有着事业甚至是仕途上的更高追求,岂能就是“准备违规违法”?就一般情况而言,能够违规违法的显然不是这些青年才俊;而进入一个行业就准备违规违法的,只能到黑社会去找了。许小年的这种判断,不客气地说,是不负责任的“诛心之论”。

许教授对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的忧虑,值得认可。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要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一位长者,对年轻人更要有宽容之心,呵护之德。许教授的这段言论已经过去很久了。他所批评的这种现象,他所持有的这种观点,今天还存在。

我课堂的学习小组准备讲公共选择学派,准备讲寻租理论,于是想起来就这个话题说上几句。

个人简介
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每日关注 更多
赵峰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