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大田红色文化

廖生明 原创 | 2018-07-11 06:28 | 收藏 | 投票

 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大田红色文化

廖生明

一、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精神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求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动力和智慧源泉。近代以来,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主要社会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政治派别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鸦片战争之后,官僚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洋务派,开始了著名的洋务运动,派员留学、兴办实业、建立近代陆海军。中国社会却仍然一步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想要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如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最终在顽固实力的绞杀下,胎死腹中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仍然未获得成功。通过北伐,国民党虽然确立了统治,但只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国民党内部新军阀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加上日寇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国事实上仍然四分五裂。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决心和意志不因一次次失败而动摇,反而更加定。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救索文化救国之路。在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各种政党林立的乱世之中,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义,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有许多是理学家,即便不是理学家也饱受理学思想的教育。他们对救国救民的道路是客观存在的,最终可以找到一条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有坚定的信仰。无论经历多少次失败,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是不停步的。对于救国救民道路存在的坚定信仰,对于自己能找到这条道路的坚定信仰,是他们道路探索的不竭动力。而他们的这种信仰来自于程朱理学理可以通过格物穷理方法求得的坚定信仰。只不够程朱只是努力探索使个人道德合乎天理的道路。而近代以来民族精英分子所探求的是救国救民的道路,是创造性地发扬了格物穷理的精神,格物穷理的方法。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更是因为心底无私,没有私欲遮敝,智慧因此迸发出来,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二、程朱理学内在地包含了反封建的内容,又必然地导致接受马克思主义。程朱理学是用其宇宙论本体论颇费周折又巧妙地解释《论语》、《孟子》等经典,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如何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克己复礼。程朱理学并不是直接从其宇宙论本体论中推导出封建统治秩序是符合天理的,而是通过分析经典,认为经典的内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圣人主张一张循理而为,圣人无所不能,自然不会犯逻辑错误,所以,圣人理想的社会制度是符合天理的。通过抬高圣人的地位来自证明封建统治秩序是建立在天理之上。如果顺着这样的逻辑去理解程朱理学,当然它就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桎息了程朱理学中的革命性内容。程朱理学的论证逻辑堪称巧妙,但不能说是严密,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强词夺理。有人问朱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罚加人,岂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说如何。"朱熹说:“以刑罚加人,其人实有罪,其心亦自以为当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当刑矣。”朱熹用被加刑罚之人真心之欲,而私心之不欲来解释刑罚加人非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然而这个解释可谓是强词夺理。朱熹所说的人的真心即是道心,每一个人的道心都是一样的,本善的,也就是宇宙之心,这个心纯是天理,无欲与不欲的问题。在《朱子语类》中此类强为之说的例子也不少。

程朱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与封建统治秩序之间存在着矛盾。从其宇宙论本体论推不出封建统治秩序符合天理的结论。程颐提出的“君德成就责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的主张,明显地是君主立宪制的思想。朱熹“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表现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程朱理学中最有革命性的内容是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明人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语录》)。吕坤理与势的观点自然是反映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但明显地有反封建的内容。清代焦循认为吕氏之言,是乱臣贼子之盟。“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11岁时家贫辍学的王艮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主张通过研究社会现实,去求理,而不是仅在圣人经典中求理,将儒学理论简易化、平民化,认为"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王艮常被人说成是王学左派,但他的观点明显地和王阳明相冲突,其淮南格物说可以说是对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的发展。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用淮南格物说格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泰州学派颜钧提出,以"吾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等观点。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含有革命性的内容,格物穷理可以格出很多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作为王学反对派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批判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有人将《明夷待访录》比之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王学左派李贽则肯定私欲的正当性,"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否定"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李贽的格物穷理,不仅否定了封建制度,更全面否定程朱理学。笔者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反封建的,而且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无论封建社会的农民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连基本的生活的都得不满足,有何人欲可灭。按照“存天理,灭人欲”来衡量,底层百姓,人欲几乎灭净,道德水平高似圣人;而统治者、上层人物则是人欲横流,灵魂堕入地狱。要让全社会人人循理而为,就必须让人欲灭净的底层人们起来治理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对程朱理学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即认识到从“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推不出封建统治符合天理,相反可以推出封建统治不符合天理,资本主义统治也不符合天理。“打倒孔家店”,把孔子拉下神坛,就打碎了程朱理学论证封建统治符合天理的逻辑,就可以把程朱理学之中的革命性因素发扬光大。五四运动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格物穷理”的精神所隐含的巨大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喷发出来。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通过格物穷理的艰难探索,找到更符合天理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共产党员几乎都是饱读儒家诗书,受理学熏陶的。程朱理学以天下己任,无私奉献精神,格物穷理精神是驱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并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1917823日毛泽东给李锦熙的信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乎?而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此时,毛泽东的大本大源的宇宙观就是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可以说程朱理学是形成毛泽东救国救民思想的思想文化资源。杨度是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吹鼓手。1925年,孙中山、黄兴相继去世,杨度陷入苦闷失望之中。杨度的湖南老乡胡鄂公,地下党的中央委员,对杨度说,你这个人主张无我,又主张大同,这个思路和共产主义很像啊,我介绍你看点马克思的书。杨度看了这些书之后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资源变成动员群众,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变成解放中国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变成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精神动力,变成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精神动力,最终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

三、书院和郭居敬《二十四孝》在传播理学思想中的重要作用

明清两代都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意形态,同时阉割其内容,桎息其生命。明代统治者以“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为由,彻底否定“格物穷理”的必要性。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过程中,对不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东西通通删除。《孟子》一书被删除的有八十五条,达全书三分之一的内容。朱元璋还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 为明朝建立作出巨大献的理学家,开国功臣刘基、宋濂等也被猜疑,被迫害致死。康熙在位61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雍正在位13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位60年,制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朝鲜人闵镇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中国,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 曾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的柳得恭,由于在北京的书肆里,找不到《语类》等朱子学的书,让纪昀托人到南方去订购。朝鲜人韩元震(16821751)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奉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消除其中有可能导致否定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桎息程朱理学的生命。

程朱理学的隐含的积极因素,民主性的精华是通过书院和郭居敬《二十四孝》传播的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物群体,各人物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分别是: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1921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会的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20名。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上,选举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3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1人。1956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籍的7人,选举了97名中央委员,湖南籍的30人,选举了73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籍的14人。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 10位元帅中,湖南籍的有3人;10位大将中,湖南籍的有6人;55位上将中,湖南籍的有19人;175位中将中,湖南籍的有45人;792名少将中,湖南籍的更达129人。这些伟人的出现是和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分不开的。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理学。湖湘文化的形成是与岳麓书院分不开的。

在传播理学思想方面成绩最突出的书院是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南宋文学家、理学家、大学士福建崇安人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南宋建炎年间来到潭州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二年(1166),任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的刘珙(朱熹义父,抗金名将刘子羽的长子)重修岳麓书院,请胡宏的学生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张栻来往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书院办学的宗旨是宣传理学的思想、反对功名利禄之学,并在继承胡宏学统的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从而形成和确立了具有自己学术特点的湖湘学派。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闽学代表人物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在长沙讲学授徒。从福建崇安启程来到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并展开学术辩论。两人就《中庸》的已发、未发和察识、涵养之序以及太极、仁等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人的辩学和相互影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1276年,岳麓书院成立三百周年的时候,元兵的铁骑攻破长沙,数百名岳麓书院师生登上城墙去抵抗元兵,最后全部战死,岳麓书院也被焚毁。在这次劫难中,岳麓书院师生表现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岳麓书院屡经战火,屡次修复,但其学术始终是朱张的理学方向。在乾嘉汉学兴起,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轻义理探求之风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然坚张栻定下的办学宗旨。以天下为已任的伟大胸怀和讨论、辩论、格物穷理的科学精神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内核,是湖湘学派和湖湘文化的思想内核。岳麓书院正是以这种精神培养和造就了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包括一大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在内的湖湘伟人。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最早来源于书院的理学教育,并且这种胸怀也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根源,那么这些精英分子能够迅速凝聚起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人心,使劳苦大众投入革命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习惯于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被压迫、无路可走,不得不起来革命。就整个阶级整体利益而言,确实如此。然而对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来说,他们直接面临的是危险,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危险,是牺牲,而不是什么利益。只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怕牺牲的人,才会去参加革命。普通百姓尤其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是从何处去获得以天下为己任、不怕牺牲的精神呢?党的教育当然是一方面,但党的教育往往发生在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之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不识字的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笔者认为是郭居敬《二十四孝》的教育分不开的。郭居敬《二十四孝》是配合朱子《小学》的辅助教材,它的思想内核和程朱理学是完全一致的。不识字农民通过郭居敬《二十四孝》获得理学的精神内核,因此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怕牺牲的精神。

有人认为郭居敬《二十四孝》是培养愚孝愚忠,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李自成起义,迅速得到农民的响应,势力迅速扩大,当明朝官员看到大势已去后,纷纷投降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明朝迅速被推翻这种情况表明无论是农民还是明朝的官员没有多少人是愚忠。顾城教授认为:李自成的失败不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而是以他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笔者认为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恰恰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性。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太平天国运动表明,经过郭居敬《二十四孝》教育的农民,并没有变成愚孝愚忠,而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更强的革命性。元末红巾军则直接打出“天道残缺我来补”“只为苍生不为主”口号。上述三次农民起义表明,郭居敬《二十四孝》并未导致所谓愚孝和愚忠,而是使农民有更强的革命性。革命性源自于郭居敬《二十四孝》所隐含的理学精神,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私奉献精神。
   
四、红色文化中的《二十四孝》(理学)基因。毛泽东曾经阅读大量的马恩著作,但他说: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四个字。这并不是马克思著作就没有其它内容,或者是其内容就不重要,而是强调只这四个字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而其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的红色文化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基因。

首先,开创了格物穷理的新境界。共产党人不仅传承格物穷理的精神,而且使格物穷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侧重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去格。王学左派、黄宗羲从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去格。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仅从中国文化经典去格,从当时人心社会去格,而且还从世界历史去格,从当时流行各种主义学说去格,从而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其次,打通了“天理”之路,把公落到实处。程朱理学强调克己为公,但公没有落到实处,也就是没有提出实现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对被统治者阶级来说,我克己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维护压迫我,剥削我的封建制度。如果是这样,克己的结果是和我的根本利益完全相反的,与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完全相反的,那么这样的克己意义何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倡无私奉献精神,毛泽东的老三篇就是为宏扬无私奉献精神而写的,同时提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我今天的无私奉献不仅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自己将来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实现天理之路。有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公共利益落到实处,极大地调动人们发扬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精神的积极性,极大提升全国人民的精神道德境界。

再次,提出评价人生价值的新尺度,赋予人生不朽的新含义。冯友兰先生认为孝源自于儒家对人生不朽的追求。先秦儒学强调通过个体生命延续,事业传承和在子孙和众人的记忆中保持,方是人生的不朽。程朱理学认为只要做到与宇宙万物为一体,也就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因为自己是和宇宙万物融为一体而不可分,所以“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也就实现了不朽。共产党人把个人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之中,就是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也就实现了人生的不朽。然与宇宙万物为一体毕竟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实。献身于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生不朽的新途径。中国共产党彻底颠复了以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作为评价人生价值尺度的封建时代的标准,把是否将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即投入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尺度。毛主席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使千千万万像张思德一样的普通百姓的生命价值,也能重于泰山。

第四,为孝顺父母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叫人民子弟兵,就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孝顺。这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而且是开僻了孝顺父母的新路径。在封建时代,孝顺父母只能靠个人奋斗,往往虽然努力奋斗,父母仍然难得温饱。中国共产党的孝顺父母之道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同时也使自己的父母和全国人民一道过上好日子。

第五,宏扬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丧、3000多万同胞被蹂躏。还处国民党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则义无反顾地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在沦陷区先后建立起的19个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扫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军没有从战略上摧毁任何一个根据地,反而是越挫越勇,越抗越大,一直斗争到日本投降!《八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3438人,新四军牺牲团以上干部350人,东北抗联牺牲的旅以上将领153人。相反,在国民党官员、军队中,先后投敌的有党政要员62人(其中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成建制整军整师投敌充当伪军5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把程朱理学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发挥到了极至。

第六,宏扬了包容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程朱理学本身是儒释道融合的结果,体现包容精神。程朱理学及郭居敬《二十四孝》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但无论统治者的军队、官僚体系,还是农民起义军内部派系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是派系林立、斗争不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堤下,把包容宽容精神宏扬起来,搞五湖四海,实现团结一致,步调一致。共产党的宽容精神还体现在,在国家遭受侵略,面临生死存亡考验之际,毅然决定与昔日仇人国民党合作抗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坚特原则下的宽容,促进民族的团结,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靠同样的办法促成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才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不仅把民族文化的精华部份传承了下来,宏扬起来,而且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打倒孔家店”也并不意味对孔子思想的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好学精神,传承了孔子的“学而不厌”。
   
五、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大田红色文化的内源性。1927年初,大田籍青年叶炎煌,在厦门求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叶炎煌受中共厦门市委派,返回大田开展党的工作,在行医至谢武乡(现谢洋、武陵乡)时建立了中共大田特别支部,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19298月恢复与厦门党组织联系的大田党组织,更名为中共大田特区委,书记林壮锟,成员叶振文、林昌伟、林算章。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赤卫队,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19301月,大田被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列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之一。193410月,叶炎煌在省保安处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26岁。
     1932
年秋林鸿图在堂兄林勿隆的资助下,考入私福建学院附中,认识了地下党员陈培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5年秋,考河北省立农学院森林系,不久成为该校抗日爱国行动组织者之一。并于当年寒假期间,到北平找到地下党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返校后,在中共保定市委的领导下,建立了河北农学院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组织建,立后林鸿图千方百计组织师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将游行照片、宣传材料寄回给家乡热血青年林大蕃。1936年寒假,考察了武陵乡校长林蕃、教员林茂森(后叛变)后,于1937年春吸收他们入党,建立了党支部,由林大蕃任支部书记。1939年冬,福建省派员来武陵,成立了以林大蕃为书记的中共大田县委(下辖武陵、城关、桃源、汤泉四个区委)。19422月,根据省委指示和派员指导,成立了以林大蕃为书记的中共闽中工委(下辖大(田)漳(平)、大(田)永(安)宁(化)、大(田)永(春)德(化)三个边委和城关、汤泉两个直属区委)。19445月,根据大田党和游击队发展状况,省委又派员前来大田成立了以林大蕃为书记的中共闽西北特委(增设南(平)沙(县)尤(溪)边委,共辖四个边委两个直属区委),党员发展到142名,游击队员80多名,大田境内建立68个基点村,接头户达600人以上,活动范围从大田扩展到漳平、永安、永春、宁洋(县)、德化、尤溪、沙县、南平等县市边境地区。大田地下党为抗日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也作出巨大的牺牺牲,共牺牲77人,仅林大蕃一家就牺牲6人。解放战争时期,林志群领导的队伍迅速扩大2000多人枪,配合二野为解放闽西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田红色文化的突出特点是革命火种是大田本土优秀青年从外面引进来的。第一次是叶炎煌从厦门引进革命火种。第二次是林鸿图从河北引进革命火种。而且都是在革命低潮时期引进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红色文化的内源性。和朱德领导的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让群众得实惠,宣传、感染当地群众,使其中的优秀分子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相比,大田的这个特点形成是颇为不容易的。因为远离革命的中心地带,远离大部队,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大田红色文化的这个特点的形成源于大田人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有着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如在上面所论述过的是和郭居敬《二十四孝》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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