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我们该如何言说?

刘远举 原创 | 2018-07-03 10:5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灾难 

  上海世外悲剧之后,如往常一样,媒体的相关报道又引来了争论,“人血馒头、为了流量、不专业、不理性、增加戾气”等指控又见诸社交网站。每当舆论撕裂,我就忍不住要辨析一番。不过,写文难,公共讨论更难,不识时务的观点则难上加上。所以,本文最要紧的,是先小心翼翼的做一些铺垫,所幸铺垫也不算完全离题。

  情感与理智

  公共讨论,乃是讨论一件具体的事背后的、衍生的、甚至联想到的公共的、普遍的、抽象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运用价值观、理性、逻辑,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必须抽离私人的、个案的、具体的情感。

  个体情感与公共理性存在矛盾,这本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之前深圳罗尔事件中,我曾说过,如果我是罗尔的朋友,我会对他说,你不要管骂名,多一分钱就多一分希望救你女儿的命。但如果我站在公共意义上来看这个事情,即便可以照顾到这种私人情感,却也必须用理性去看到这样一个结局:那就是慈善募款中的不诚信,会伤害公众善心,抑制公众善行,从而造成更多的患儿、不幸者得不到救助。

  前段时间我有篇谈老人抚养的文章,显然,养老金、医保政策无论再怎么完善,仍然不可全力救助每一个人,有些人必然理性的被放弃。这在公共政策中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被广泛接受。那么为何在另一些事件中,个案情感就必须压倒公共理性?

  如果我们进入到公共理性,在中国的现实中,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错误归因。

  错误归因

  公众对安全的需求,往往形成一种安全恐吓,并进而要求公众让渡过多的权力。这当然是一个危险的概率。

  类似的因果链并不少。

  还记得井底人生吗?记者报道后,热力井被封,那些在井底过冬的人失去了避寒之所。

  还记得成都的搏击儿童吗?记者报道后,他们被遣送回老家,这些孩子说,回家不能吃肉了。

  这些结果,都使得报道的记者背负压力。指责记者的观点,貌似是出于新闻伦理的讨论。但却是似是而非。

  一个新闻被报道,一个事件被广泛的讨论,最终有什么回应,要经历非常多的环节。如果被错误归因从而反馈出负面的结果,并不能由新闻报道、新闻评论来负责。如果把负面结果,怪在新闻、公共讨论、公众的追问头上,则是对错误归因的再次错误归因。

  并不是所有的公众追问,公共讨论,都会被错误归因。更何况,如果被错误归因了,某种程度上,错误归因源于低质量的公共讨论。

  如果每一次对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总让人们更加互相敌视,互相指责,从而中增加更多的戾气。这不是公共讨论、反思错了,而是没有正确的讨论、反思,以及缺乏所需要的环境与基础。

  那么纠正的办法之一,就是再次的、持续的公共讨论。

  前段时间看电影《华盛顿邮报》,里面有句话:维护出版自由的唯一办法是出版,那么通向高质量的公共讨论,高质量的言说也唯有不断言说,唯此一途。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停止言说。

  不过,言说会面临一个问题:事实稀缺。

  稀缺的事实之下,如何言说?

  新闻事实的确稀缺。比如现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那所小学。现在没有答案,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

  前段时间,有热文讨论了“新闻事实稀缺”这个议题,而这个议题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尖锐的议题:当新闻事实缺乏之后,“想象空间”、“疑点利益”归谁?。是归正能量的歌颂呢?还是归负能量的联想,以及忧思?

  如果我们讨论了“新闻稀缺”,得到的结论却是:没有新闻事实的时候,不准想象,不准联想,不准演绎,那么,讨论新闻事实稀缺就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新闻稀缺之后,已经是评论稀缺。这被解释为自媒体们吸取了教训。

  但是,没有事实的回答,却有谣言去迎合公众想象。

  《晋书•天文志中》中记载。原文为:“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流言之所以传播,乃是想象背后有着公众认同的大背景。

  在悲剧之前的几天,我参加了一个专业的研讨会,也恰好在那附近。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我说了这样一番话:新闻事实稀缺,但大背景是清晰的。我举了崔永元与范冰冰的例子,当时事件的细节并不清楚,但我借此事件,写了一篇关于技术进步会提高征收能力的文章,认为税制改革应该考虑到技术提高的实际税率。几天之后个税新政出台,在技术进步之下,累进制计税被更广泛的实施。而就在昨天,上海出台“租房网签”政策,这意味此前一直未能有效征收的房租税,会提升征收效率。

  是的,事实并不清楚,但并不意味着无话可说。时代本身异常清晰,纵然新闻稀缺,评论、言说又怎么嫌多呢?

  对于言说而言,基于事实的,合理的联想、演绎,是对抗新闻稀缺的办法。

  可以联想吗?

  就此次悲剧而言,和上海没有任何关系。更普遍的说,有些事情的确无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事件不能向一般演绎,也不意味着不能联想。

  同样的,在单一案例中,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妨碍我们借助这个案例,去寻找类似事件中背后的系统性因果关系。甚至由此扩展到其他并无相关的其他事,只要事实本身是无误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假设一下,如果这件事,最后被“错误的”引向了留守儿童,或者好学校和“菜场小学”一墙之隔的现象,由此引发对这些孩子的关注,中国社会会因此蒙受损失吗?那些留守儿童,或者菜场小学受益了,也叫受益于人血馒头吗?

  在这里,从个体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连接其间转变的,是联想、演绎,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这种联想可以出于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生离死别,人生大悲,从悲剧的“死别”到留守儿童的“生离”,这样的联想,乃是人之常情,又有哪一丁点儿错了呢?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吃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

  所谓照顾受害者的感受,避免舆论伤害、看似新闻伦理,但实则言伪而辩、顺非而泽。

  首先,媒体的报道、公共的关注,大多数时候,是当事人所期待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保护、更多的谈判权力,这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公共讨论有时效性。时效一过,传播大减。中国同情淡漠,能激发公共讨论的机会非常之少,每一个叙述常识的机会都如此难得。即便觉得伤害,为什么不是少数人不看,而是多数人不准说呢?在这里,必须再次重申开篇强调的个体情感与公共理性的差别与矛盾。

  然而,事实令人遗憾。当某些自媒体用仇恨同情、打鸡血、民粹化的文章或许流量与赞许,做着安全的流量生意的时候,那些观念的启蒙、悲天悯人的情怀,却还在扭捏于是否获取了流量,还在纠结流量是否反证了目的的不纯。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公共讨论中劣币淘汰良币的惨痛现实。这种人血馒头的说法,最终会把媒体逼到不要工资的圣人地位,从而反过来抑制所有的报道。

  在这个问题上,媒体人不必害怕对时效、对流量的追求,只要不是诲淫诲盗,流量与社会公正、正义,本就是激励相容的。所谓激励相容,简单的说,就是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一致,每个人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也推动社会的利益。启蒙的流量带动社会的启蒙。

  在此次事件中,真正的深度讨论不多,所有本该有的恰当联想都被自我阉割,然后,聚焦于事件的讨论,又再次迅速转为了貌似专业的新闻伦理讨论。但与此同时,违法宪法、藐视人权、冷血残酷的要求回复收容遣返制度的呼吁却在社交媒体刷屏。甚至,这些冷酷的、自私的、违反基本法制精神,乃至人性的呼吁,反而被当作“不要言说”的理由。

  这真的是出于严谨的专业主义吗?

  其实此种现象,无非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自我合理化

  人的理性其实非常有限,有时候保持冷静的、抽离的理性,会带来自尊上、价值观上、情感上的伤害。这个时候人会否认现实,自我暗示、自我欺骗。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媒体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价值观差异产生的这类分歧,不如说是重压之下,压力被自我合理化,进而转变为了貌似源于观念不同的争论。

  有人说,媒体对事件的深挖是一种僭越,某种程度上这是成立的。但更宽泛的来说,我认为所有的报道,媒体没有认为不该严惩,那么就守住了法律的底线。法律是现代社会的唯一界限,界限之内,谈何僭越?

  其实,与其说是对凶手的解释或辩护僭越了公众的价值观与情感,不如说很多情况下,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本身,对某一部分人就会天然的形成僭越。这种僭越,不是媒体的僭越,而是某些人陈腐观念,已经越过的法律,越过了宪法,直逼公共讨论最善良的那一部分,直逼现代政治伦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个同情稀缺、阶层对立严重,原子化的社会里,任何同情都会是僭越。当年占海特教育平权的诉求不是僭越吗?谈论留守儿童不是僭越吗?乃至凶手的外地人身份,不也是对呼吁恢复收容遣返制度的人的僭越吗?

  那么,面对如此种种,某些时候,保持对自己自尊的压力,或许是不忘初心的唯一方法。

个人简介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媒体撰稿人,社会/IT时评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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