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名文《召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厉王所搞的，实际是有效信息的自我封锁。更多的历史事实是，根本不用皇帝自己主动去封锁自己，包围着皇帝并分享其权力这一帮人，会将皇帝给封锁了，让他听不到不该听到的，看不到不该看到的，甚至让他想不到不该想到的，当然也包括让他不相信不该相信的和让他不怀疑不该怀疑的，在牢不可破的视听的、思想的牢狱中囚禁终生，皇帝对此甚至毫不知情，不知不觉的就亡国灭族了。
权力首先意味着被真实社会状况所屏蔽，其次意味着被人们的真实一面所屏蔽。权势人物无一不是活在不真实的现状之中，无一不是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信息封锁。
中国自秦代以来，设置有谏议大夫一职，利禄丰厚，达六百石，品级也较高，不是五品就是四品，比县委书记还要高三等。可是，这些人居然什么也不干，专说坏话，天天说不好听的话，月月说那些让权臣甚至皇上恼火的话。然而，更为奇怪的是，就这么一帮捣蛋鬼、反动分子，还真就不可或缺，缺了他们不行！元朝没有设置这一官职，很快就亡国了。隋炀帝把这一官职给废了，很快就身死国灭。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议大夫，是魏征和司马光，魏征竟然敢于驳斥皇帝的诏书，令其收回，这还不是一次两次，弄完皇帝回头还得感念其忠心耿耿的恩德，命人载入史册，让后代子孙都给记着；而司马光对当时皇帝鼎力支持的权臣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丝毫敬意，对他的批评，语词激烈，谓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明朝和清朝未设谏议大夫一职，但却有过替代性的机构和制度，如厂卫情报机构和密折制度。
然而，无论哪朝哪代，都是无法避免数百年兴亡的周期律的。出自于体制内部的一切制度，包括谏议大夫的制度，仅仅只是体制内的一种自我矫正的制度。体制的命运，就是无法长存。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体制化。
体制内部，只能服从。错误的，荒谬的，哪怕很快就要饿死人的，哪怕很快就要亡国灭种的，也只好执行。下边哪敢于违抗上面？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让你出局，甚至把你弄死了。哪怕没有多少错误，不是每天都那么荒谬，处于体制内部，你也只能碌碌无为、无所作为。因为：一切，都不过是对于权力的驯服的表现，是被限定在权力框架之内，是对权力的顺意而为。
被体制化的司马迁，从来就一无是处。写出《史记》的，不是那个被体制化的司马迁，而是那个因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司马迁。
在俄罗斯，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于司马迁的人物。杰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就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生于1853年的他，二十出头就担任当时世界上所公认的最好的大学之一圣彼得堡大学的高级讲师。1881年3月，他出面为那些参与谋杀沙皇的人辩护，并公开向亚历山大三世呼吁宽大处理。结果，自然是遭遇沙皇的惩罚：被禁止公开讲课，被迫放弃学院生涯。从此，过着流浪生活，也没有经济能力成家立业。然而，他的成就，正是始于1881年3月之后。《生命的精神基础》（1882－1884）、《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1887）、《俄罗斯和普世宗教》（1889）、《自然中的美》（1889）、《爱的意义》（1892－1894）、《上帝的观念：为斯宾诺莎的哲学辩护》（1897）、《理论哲学的基础》（1897－1899）、《善的证明》（1897－1899）和《三次谈话》（1900）。到而今，谁还记得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们的那些皇皇巨著？如果所谓知识分子的意义，只能存在于体制之内，为体制所赋予，那么，当体制被否定、被推翻，他们的意义，也就完全丧失，甚至露出帮凶的真正面目。
那些投身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以其所长助益于国民、社会的利他之心。一切学术领域，实际也是一个个的牛角尖。多数人只是钻入其中、不问世事，而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花费大量精力，将其中的收获带出来，广为传播，使之有所助益于社会，很多时候，这不是不甘寂寞，仅仅是利他之心。
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小集体领域，就是一个乱坟岗而已。埋葬的，是他们自身的生命活力和无尽潜能。知识分子，如果不去介入公共领域，不通过媒体发力，从而对于社会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与埋葬在坟堆中有何区别？
有多少知识分子明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体制即为牛角尖。体制即为乱坟岗。真正的价值只能来自于创新、突破的愿力，而体制即为瓶颈。至少，知识分子应与体制平等，而不是命定局限于体制内部。其一切荣耀皆来自体制的授予，这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只有庸才才需要体制的慷慨解囊。对于真正的天才，寄生即囚禁，即限制。天才对于体制的无反省的依附，是天才与体制的互害。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是体现自身的更大的价值！是体现自身的真正的价值！这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更是对于自身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