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都是成绩又如何实践过纠错机制？
----看国务院研究员魏加宁发表改革开放主要是有纠错机制的看法的见解！
汪华斌
昨天朋友与我谈论武汉市出台《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实施办法》，说划定了10种免责情形；从而让广大干部轻装上阵，勇于担当作为。大家说我们见到的都是总结成绩，难道总结成绩的会追究责任吗？我说按照国际惯例通常问题才是改进的方向，所以我们搞管理的总是通过问题而提高自己。这时有位朋友说我们社会从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社会的提高都是通过成绩而挖掘出来的。这时有位朋友说既然我们社会只有成绩，为何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对改革开放发表看法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纠错机制”。既然我们从来没有错误，那么我们的纠错机制又如何证明是有效的呀。
是啊！对于纠错机制而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信息渠道必须是通畅的；而且还是问题信息的畅通无阻。正因为如此，所以信息传导机制必须是健全的而不是筛选信息。此外就是决策者要能够及时掌握问题信息，也就是说应该是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通过筛选的信息上报。只有信息准确无误，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的苗头；只有准确无误地掌握了问题的实质问题，所以才有可能及时改正出对应的措施而解决问题。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单位负责人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单位负责人的下属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单位负责人的高明。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没有哪个领导会看到问题；到处是莺歌燕舞的赞扬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造就的社会文化。
为什么我们社会不允许问题出现或上报，这主要是领导的政绩观问题；我们是一个听领导指示的社会，出了问题究竟是领导的指示失误还是下属执行领导指示的失误；这是一个相当难以认定的过程。在一个上下大家都好的社会，我们的领导自然相信自己的指示永远正确；而下属肯定也不会主动揽上级领导的责任。在这样的文化普及下，上下都是政绩；即使是问题成堆，下属上报到领导那里的还是成绩而不是问题。在这样上下掩饰问题的文化下，我们的媒体也只报道成绩而不是问题了。虽然在今天这自媒体普及的社会，很多由老百姓那里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形成社会性的问题；但最后我们的领导也能危机管理，将问题转化为自己的政绩；这就是我们社会一些无法掩饰的问题最后也与领导没有关系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这领导指示的社会体制。
在这里我想起了我们武钢的决策失误案例，首先是海外买矿山的决策失误；因为海外人家开发成功而出售矿石的矿山肯定不会卖，只有那些没有开发出来的矿山才会卖。然而武钢领导看到我们自己的矿山已经没有矿石了，于是抵押贷款全世界买矿山；说是武钢矿山人要进军海外。然而买一个矿山就失败一下，因为人家卖的矿山都是含铁量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地下矿；这明显违背武钢矿山规律性的决策竟然领导真的敢做出，而下属为了出国全部是报喜不报忧。正因为如此，我们武钢不断出现全世界买矿山的失败；从而赢得了武钢在全世界用矿山扶贫的美称。同样防城港投资明显违背钢铁公司的规律性，但武钢上下全部热衷于这个项目；最后这个投资600多亿的项目也只能是失败。然而这样明显的决策失误，竟然武钢上下没有人为之承担责任；因为武钢的几个腐败分子也只是因为腐败而被查处，从来没有见到任何报道有哪些人为武钢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我们社会的现象。
按照管理学的原则，任何体系都要求尽可能缩短信息传递的链条和减少传递的环节；同时在体系中以防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漏损或失真。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体系最可怕的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或传递环节过多。然而我们今天这以政绩评价领导的社会，任何领导都是喜欢成绩而不是问题；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层层报喜不报忧。在这样的信息体系中，层层信息打折扣是普遍现象；所以不少真实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中国文化，所以古往今来有微服私访的现象；这样的目的是解决决策者自己‘聋’和‘瞎’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这崇拜领导的社会，最后都能使决策变成盲目决策。然而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当大船本身已经偏离航线时而如果反馈信号仍然显示“航行正常”；最后自然就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最终导致大船撞上冰山。所以根据“危机管理理论”，一旦发生危机就说明现有信息渠道出了问题；要么是信息被阻塞，要么是体系被扭曲。然而在报喜不报忧的中国社会，掌握真实情况的老百姓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上报信息的途径。这样的体系造就中国社会的任何领导都没有错误，因为我们上报的只是成绩的大小。一个不犯错误的社会，我们又哪里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呀。
是啊！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社会不是通过解决问题而进步，而是通过解放思想而领先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