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之痛,宣告软阶层社会来临

徐瑾 原创 | 2018-08-22 14:2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租金 

  一叶知秋。

  近期北京租金突然暴涨,引发关注,真实原因尚待更多考察,单纯基于中介的垄断抬价难以完全解释,北京政府在拆除违章建筑方面的努力或许也助力不少。网间众说纷纭,不意外的是打击“黑中介”的激愤之语。在媒体报道中,年入数十万以上的白领或者中产,在租金上涨面前仿佛如被重拳击倒。不少人对于这类报道的第一反应则是,租房也算中产?比起租金上涨的新闻本身,新闻背后的中产生存状态更耐人寻味。这一声追问也揭示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阶层流动逐渐延滞的时代,我称之为软阶层社会。

  中产为何?如何定义中产或者中等收入,有不同的标准。国际社会宽松标准,几乎将日均收入在10美元之上都算是,人数超过二十亿;也有根据人口收入中位数来计算,核心中产阶往往被定义为中位数一定比例,美国往往是以中位数三分之二到两倍之间的家庭收入衡量;也有标准认为是稳定收入以及工作的教育背景。

  以上述宽泛标准来看,中国中产并不缺乏。改革开放不仅带回市场经济,请回了企业家,也重新催生了中产。当旧社会的中产消失多年后,中国终于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按照年收入超过11500美元计算,有国际媒体估算中国中产人数已经达到两亿两千五百万,更将在2020年超过欧洲中产阶级总数。

  金融危机重挫了世界,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同期中国中产人数增长速度极快。吊诡的是,中国公众对中产却自己制定了极高的要求,则令世界侧目,也反衬中产自我认同之低。

  各国中产标准不同,中国特殊性在于,一方面自我设定的标准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中产的身份认同却不如国外成熟国家。

  从盖洛普调研来看,美国人的自我阶层认知往往与其真实阶层并不完全相符,很多时候,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产,富豪也认为自己是中产。比如2016年的调查数据,58%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上等阶层,但实际人数并没有那么多。这一情况并非罕见。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超过9成的人自我认定是中产,所以有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

  对比之下,中国官方中产的门槛,对很多城市人口来说其实唾手可及,但身处泡沫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却总觉得自己“被中产”。网络流行的中产条件,不管是一线城市三套房还是1000万美元财富的标准,其实足以在其他国家被归为富人群体。

  学者邓聿文曾经引用网上阶层标准,将中国社会分为9级,从权力最高层开始,到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为最底层,其中,“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三级。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最后能够定格在第5级就算不错。7-9级是社会底层,是草根阶层。”

  对比之下,你属于什么阶层?这些年,在房地产等资产分层作用之下,中国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互联网下,海淘京东拼多多的世界,高低各自不同。房租上涨之下,收房租和房奴租房客,心态冷暖不同,年入数十万的白领或者中产,在租金上涨面前提前感受秋日寒风。

  这是中国中产矫情么?并不是。当大城市草根人口被赶走的时候,中产或许自认安全,但房租上涨,却一下暴露出中产的软肋。收入数十万,在多数地方绝对算中产,日收入超过200美元即可以归为高收入群体。不过在媒体报道中,这类群体当房租上涨也会出现消费降级、难以续租的情况,引发“中产从此难续租”的感叹——这绝不是中国中产特别矫情,他们的现金储蓄比起国外中产好很多,但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让他们如履薄冰。

  金融危机之后,阶层问题这个幽灵重回主流视野。阶层分化或许正在进入一个转折点,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图景都是如此。当下或许正在进入一个软阶层社会,最大特征并不是刚性的阶层固化,而是阶层流动的柔性压抑,表现为阶层向上通道变窄,向下的漏口却真实存在。

  阶层流动迟滞的直接后果是中产的萎缩,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中产不仅是变迁社会的稳定剂,也是社会变迁中最敏感的人群。

  当昔日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创业带来暴富的可能性退去,房产成为阶层的锚。我有一次组织阶层讨论,有读者表示有没有房子是个重要指标,看看各种小区地段楼盘的价格,甚至物管费单价的高低,大概可以归纳业主的“阶层”。目前阶层区分遵循市场的原理“价高者得”,“城市房地产圈地的窗口期已过,没有分享到前期红利的人,在现阶段和未来预期阶段突进阶层比较困难了。”

  中产难以安放的爆富梦想,构成过去社会的主要图景。到现在,软阶层社会来临,机遇降低,中国中产的焦虑与彷徨倍增。大家对于阶层降级有着深刻的恐惧,原因恐怕在于每降低一个阶层,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会骤然增加。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讨论中,一位朋友留言,无论从阶层、财富还是个人安全感来说,现在是不进则退,以至退无可退的境地。

  从阶层流行性角度,我认为软阶层生态即是S型社会,这比起彻底阶层固化社会,社会流动性路径没有绝对锁定,仍旧具备向上和向下的流动性,这使得大家一方面看到身边阶层跃升案例,感到不认命,另一方面也唯恐走错一步,阶层下滑。

  大环境变化之时,如何应对?从个体而言,理解变局,调整预期很关键;而对于社会而言,如何让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因为经济地位变化而有本质区别是关键,这也是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多次捍卫人的“可行能力”。

  一个参考来自日本,在经历“失去二十年”之后,这些年日本经济萎靡,导致底层出现女性与老人等群体贫困。但NHK纪录片系列采访中,我们看到的个体,多数仍旧有着最基本的体面,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即使那些最贫困的女性在采访编导眼中,多数还是穿戴得体而妆容整齐——这一细节,固然有社交规范的因素,但本质还是在于社会提供了个体权益的最基本支撑。

  日本的过去已经结束,那么日本的当下,是中国可以触及的将来么?一切,都取决我们当下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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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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