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那些破事
文/潘国尧
因为在北方呆了10来年，每年南方时令果蔬采摘的季节，只能以回忆和吞咽口水度过，比如杨梅。
这玩意似乎记忆中是寻常的一种东西，跟今天的转基因豆子一样的普遍，但如今却成了稀罕物，不要说在北方难以找到，找到了也是烂成一团连猪都不愿吃的东西了。就是今年回到了南方，在上月这混账劳什子该登场的季节，也是一梅难求了。
上个月月中的那些天，估摸着该是杨梅上市的季节了，就天天去水果店打探，店主都说，今年的杨梅下市了，要吃得等明年了。
靠，刚下市的那什么县的杨梅能叫杨梅么？个头有乒乓球那么大，明显是被转了好几转了，装在冰盒子里，一斤要卖三四十元，买不起，就免费尝一颗，除了甜，还是甜，他娘的杨梅光剩下甜而没酸味那还叫杨梅？
记忆中的杨梅是咋样的？红红的，酸酸的，有的甚至是白白的，像水晶，一口一颗，舌条和牙齿一起用力，把又酸又甜的那股味儿瞬间都吸溜后，你才会感到幸福的世界其实离你并不远。
那种水晶一样颜色的杨梅叫白沙杨梅，是老家的一大特产，据说大清朝晚期那首席老娘们就好这一口，每到杨梅季节，天天都要尝几颗老家一个叫二都的地方产的白沙杨梅。
那会儿也没高铁，也没灰机，而杨梅摘下后过一个晚上就要开始变质，天知道这3000里外的南方杨梅是如何一路保鲜到帝都的！虽然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千古写实诗句在先，无奈就是跑死几十匹快马，这一夜之间能把老家二都的白沙杨梅鲜活如鹿晗般地给整到一都的城门楼里去么？对此老衲表示严重的怀疑。
不去追究这些破事了，追究了也没多少意思，总之今天从二都到一都，几个小时也就到了，杨梅上市的季节，现摘的杨梅现开的那什么台酒，长期被特供的新佛爷们尝之，又何间焉？
前些年胞弟还在世，每每煲电话粥，必提家乡的那些特产，其中提到最多的，一定是杨梅。我知道胞弟的心思，他想用老家的这些宝贝引诱我回去，哥俩好好喝一壶，比如白梅煮酒之类的。
说到这破杨梅，一定要说到那破杨梅酒。
杨梅酒和葡萄酒的最大差别就是后者工艺比较复杂，P民很难操作，若能操作，那也用不着由猴子去发明这个酒了。而前者则是苦逼们随时都可以酿造的，怎么造？很简单，把杨梅扔到酒里或把酒倒在杨梅里，就是杨梅酒了，这种工艺，就是傻逼，你当着他的面做一遍他也能跟着造了。
关于杨梅酒的作用，能说会道的大师们可以扯出半个小目标来，但是对苦逼们来说，实际也就两个作用：一曰省钱，二曰省事。关于省事，刚才都扯清楚了，而省钱，这是最实在的。杨梅上市的季节，特别是大年——这破玩意有大小年之分，其实南方有好多的好东西都有大小年，比如毛笋，比如黄花梨，比如山竹，遇到大年了，泛滥成灾，小年呢，则稍纵即逝。
老家杨梅大年的时候，梅山上漫山遍野的挂上了红的或者白的杨梅，树下也是铺满了，一把扫帚一个畚箕一只麻袋，再带上一个脑袋两条腿，谁上山去转悠一会，都能背一麻袋下山，没人会说你，因为不把这些掉到地下的杨梅清理掉，苍蝇蚂蚁蜂拥而来会去处理掉，这反而对树上的果子不利。
你背回家干啥呢？食饥？谁食饥得了这么多？半斤一斤的还可以食饥，食饥的多了，牙齿就不是你的了。
洗一洗，凉一凉，然后全部倒到水缸里泡白酒，泡个十天半月，就变成杨梅酒了。
那会儿，粮食金贵，跟着酒也金贵，有点闲钱的人家，年前烧的高粱酒，喝剩下的就做杨梅酒，没闲钱的，就专门去代销店里买许多的“枪毙烧”做杨梅酒。“枪毙烧”是白酒中最苦逼的等级，类似于今天的城乡P民，这种酒就是用地瓜或者米糠煮熟后发酵酿的白酒，文革后期那几年，大概只需五六分钱一斤，一个鸡蛋能换一斤多的“枪毙烧”。这种白酒贼辣，平时就是酒鬼，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敢喝这种白酒，喝一口嗓子眼就冒烟。但如果被杨梅浸过呢，那就是果酒了，“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杨——梅——酒！”老衲忽然想到这一句，是因为刚刚从革命年代过度到能吃饱年代的那几年，某个后来成为了首富的老板，早年就这样在各大电视台很流氓地反复播放这个果奶广告，让无数换牙前的80后哭闹不已，并留下深刻的记忆。
被杨梅泡过的“枪毙烧”失却了烈性，变成了柔顺的小媳妇；而被“枪毙烧”蹂躏过的杨梅则成了泼妇，不会喝酒的，尝一颗就能把他放倒。老衲后来在帝都混，有一次回杭州休假，回去时在家里带了一大瓶子的杨梅酒，准备在夜深人静的帝都每晚尝几颗。那时高铁还没开通，杭州到帝都的T32卧铺票比今天的白沙杨梅还难找，大家就都挤在绿皮车厢里，各种特产和着天南海北的方言以及各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臭P，把一节车厢整成了一个各民族团结共挤的带路世界。
列车过徐州站后，上来两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老乡。这俩家伙落座后就让整节车厢的人不淡定了，因为他们带了一整只的烧鹅，用锡纸包着，扯开来，一车厢便飘满了烧鹅的香味，我走近去看了一眼，油汪汪的，赶紧吞咽着口水离开了。这俩家伙就像鬼子进村那样的掰开了大鹅开始大嚼起来。
无奈上车时只买了大鹅，没买酒，而半夜里车上那烦人的叫买车也不来，这俩家伙边吃大鹅边遗憾，说刚才应该弄两瓶酒上车的。
老衲听了就把那瓶杨梅酒从箱子里起出来，一会儿车厢里除了烧鹅的香味还中和了白酒的香味。这回轮到河南老乡不淡定了，其中的一个招呼老衲过去一起吃烧鹅。老衲就赶紧提了杨梅酒过去，给俩老乡的水杯里倒了一点已经被泡成红色的杨梅酒，俩人喝了一口，说这酒淡出鸟来。我就又给每人的杯子里加上几颗泡过的杨梅，两人像尝屎球一样的尝了一颗，尝完后感觉不怎么好，说这是什么破东西，咋比酒还难喝？话是这么说，手还是管不住，连着吃了好几颗。结果几分钟后，其中的一个就歪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另一个说兄弟你可别给俺俩下药，俺穷光蛋一个……话还没说利索，也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
老衲自是不会打俩老乡的主意，但现在可以放肆地打烧鹅的主意了，扯了烧鹅的一个大腿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吃喝了。直到第二天中午终点站到了，俩河南老乡还在昏睡，眼见着车厢里的人都快走完了，我才把这俩家伙摇醒。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我的杨梅酒啊……
老衲的老家在杭州湾南岸，那疙瘩里外都是沙地，碱性土，没法种杨梅，杨梅是种在县城边上的一圈丘陵里的，那破地方就是二都，比首都多一都的地方。记得第一次上二都的梅山，还是在连续参加高考的第三年，前两年都差了那么几分。那时老衲在县一中读高复班，高考定在7月初，就是7、8、9三天，考前一周，学校给放了假，刚好比首都多一都的地方有个同学，说反正也考了两年了，考来考去就那么点货，今年考不上考得上都得老天爷说了算，“不如去我家梅山上摘杨梅去。”
我说这个主意好，就随着同学去了他家的梅山上。
同学所说的杨梅山确实很大，但不全都是他家的，属于他们家的也就十几颗野生的杨梅树，不过这十几颗已经足够了。那几颗杨梅树不是很高大，但也不渺小，刚够得上人攀上枝桠采摘。
其时那些熟透的杨梅就像熟透的冰冰薇薇蓉蓉那样满地滚了，而挂在枝头上的那些也像幂幂诗诗涛涛那样垂涎欲滴了。我俩上树时，山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在采摘杨梅了，穿着有点讲究，不像是本地人。同学说那些都是上海人，严格地说是从老家出去在上海混得有些体面的人，实际上就是建筑包工头和他们的资深老婆或者首席小三之类的。这些家伙在上海挣了几个钱，就开始装逼了，就连吃个杨梅也要千里迢迢开车回来吃正宗的二都白沙杨梅。也难怪，这些从小吃比首都多一都杨梅长大的家伙，敢于顶着烈日到梅山上摘杨梅，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装逼了，或许真的是一种遥远的记忆的召唤。
红彤彤或者亮闪闪的杨梅挂在树上，就像无数的苍老师露着点站在台上向你招手。但是人家招手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上去摘，熟透的冰冰们已经躺在树下了，但那已经有被苍蝇和蚂蚁糟蹋过的嫌疑，在诗诗们还挂在枝头上招摇的前提下，摘杨梅的总还是看好诗诗们。只是杨梅树都是长在斜坡上的，而且所有的北坡上的杨梅树都被伐掉了，因为基本没有收获。而南坡都是向阳的，也就是必须在阳光下操作才能摘到幂幂们。天热，阳光刺眼，包工头的资深或者首席们的裙子很新潮，上树却不方便，有几个还没摘到杨梅，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并且顺坡滚了下去，滚出现场一片笑声。
老衲那时正是比骚年多一骚的年纪，看到满山打滚的资深和首席，居然都没心思摘杨梅了，恨不得变成那宽厚的山坡，让那被杨梅泥沾成花裙子的娘们趴着或者躺着。还是同学在树下拿树枝抽了我一下才回过神来。
现在这些前资深和前首席都混成了亿万富婆，不仅自己每年要回乡采摘杨梅，还顺便把正宗的“阿拉”们也培养成了比首都多一都杨梅的粉。
所以现在老衲满大街找都找不到老家的杨梅，多半是被这帮花钱就像烧冥币那样的富人给撸走了。
事实上被撸走的好东西岂止是杨梅？老多了，不举例也罢。现在身份有点特殊，朋友圈有点复杂，不便像从前那样的可以撒开了说，那就先打住。
总之今年是吃不到杨梅了，至于明年能不能吃到？不知道，干净的水都被装在瓶子里卖了N年了，再这样折腾下去，估计用不了几年，好的空气也该装到容器里论罐卖了。至于杨梅之类的奇异果子，我们这一代能回味已经不错了，那些比我们生得晚的家伙，恐怕连回忆都没对标的了。
吃不到杨梅，就先别说杨梅是酸的，没有了杨梅，你至少可以拥有杨梅疮的，哈哈，越说越没个正形了，还是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