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命互运,全球共生

钱宏 原创 | 2018-09-14 10:35 | 收藏 | 投票

 互命互运,全球共生

——2018写于福山新作身份》问世之际

 

题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个要素平衡于基于欲望、算计和激情的身份政治,及其背后的信念式国家身份认同,构成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系统平衡理论基础,也使得他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互命互运,全球共生”新范式的门口。停留于身份政治,将遭遇“同则不继”,向前迈进,将迎来“春色满园”。进退之间,决定着他能走多远,给世界多大帮助?

 

引子

历史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解答

“制度-文化-人性”约定的公理范式背景

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各有改变空间

福山已然走到共生范式的门口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

身份各异也能互命互运

从信念式国家身份走向全球共生

全球共生的八大征兆

尾声

 

引子

一般而言,生机与福利,能提其中之一,就算得是好政府;相反,既限制生机又算计福利,只顾斂財与民爭利自组织力过度的政府,当然谈不上政府;既造就公民和社会发挥自組织力的生机,又提供最低福利(教育醫療养老)和安全保障的政府,是最佳狀態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把人民的尊嚴与幸福放在第一位!

政府应当树立这样的信念:作为历史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生而具有生命自组织灵力,因而,只要是身心灵健康的人,誰都知道:尊严和幸福,来自工作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生机即是动力,福利就是平衡。我相信,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现代正常国家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能有多大?世间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宝贵的!

弗朗西斯·福山通过考察国别迁徙的移民状况,及其身份承认方式,对当代世界各国国体与政体进行比较研究,我相信,“身份政治”及“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提出,是对他的“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作为国家行为纠错机制成为保障生机与福利、效率与公平的最后圭臬观点的深化。但是,我依然感到,福山对于自由民主制的信念,以及解答美国政府能力式微和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的政治分析方法,还需要重新寻找更为深厚而根本的思想智慧资源。

尽管福山在2011年和2014年出版了有关政治秩序的巨著第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在第一卷中将“国家能力”与“法治和民主问责”并列在一个层面上进行讨论,而且似乎在强调“行政能力”(国家执行能力)上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增强国家能力方面”的优势,又似乎在第二卷中突出了“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式微”,引起了一部分“中国模式优越论”鼓吹者(如王绍光、李世默、张维为)的兴奋。

喜欢这个状态的福山

但是,只要不是有意忽略福山在第一卷中确立的方法——将国家能力与法治和民主问责并列在一个层面上进行讨论——就不难发现,福山在第二卷指出美国行政能力衰退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尽管中国的行政能力比较强,但是法治不彰和民主羸弱,使得中国当前的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作为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当代中国人,只要把福山先生用以证明美国政治衰退的林业局行政能力百年变迁的案例,拿来和中国政府林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半个多世纪不同时段的行政能力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中国与美国政府部门行政能力同样处于衰退之中,尽管美国是由于立法、司法、行政及利益集团的掣肘,陷入“制度惯性”和“思维僵化”,而中国则是由于“文件治国”很容易受到领导更替、机构重叠、冗官冗费及其利益集团的掣肘,同样陷入“内外有别”与“内外失衡”的路径依赖和利益羁绊。而这个中美两国“异同果”的情况,是福山先生完全没有注意到,也是我的“中国模式论”的朋友们又视而不见的情况。

历史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解答

有朋友来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的系列提问,姑妄称之为“马光远之问”: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些特别好的东西,一到中国,就面目全非甚至沦为了骗局。比如,共享经济,在中国完全成了什么都不想付出而只想捞钱的模式;比如,区块链技术,这个被视为可以颠覆人类生存模式的东西,在中国完全沦为了炒币的游戏;再比如,互联网金融,完全沦为了骗子的盛宴;当然,还有股市,谁还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诈骗?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是国民性?还是真的因为人傻钱多?这些好东西,一旦中国人来玩,能够很精准的把好东西剔除而只留下糟粕!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创新真可谓全球无与伦比!(如果你觉得这些和你没什么关系,那么你可能已经是受害者。如果你确定你不是受害者,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经中招了!)

正巧前不久我与《学习时报》前总编辑、中央党校哲学教授钟国兴,在渤海边漫步时讨论过这个“马光远之问”。

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从法德、苏联、英美移植来的东西——器物、制度、观念——基本效果呈现一种“种下的是龙种,长出的是跳”的情势?而且,这种情势,如今似乎越来越呈现出中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害”效果?

老实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快四十年了。早在1982年写作《论社会生活动力之动力》时,我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到了1994年应我导师童庆炳先生主编《大文化战略》一书要求写作《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时,我感到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背后,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这就是自张之洞《劝学篇》开启的“选择性复制”,在张之洞和有清一代士大夫那里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后来胡适将其斥之割裂“物质与精神”,但作为现当代中国从官到民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一直影响至今,从而形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机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郭于华)。

为了把“马光远之问”及其成因看得更清楚,以期找到改变的路径,我们不妨从共生哲学上,稍稍展开如下讨论:

从方法论的基础上看,从最中性的计算,如二进制、三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到科技工具的应用,都是有趣的方便法门。

所谓“方便法门”,意味着“约定俗成”。其实,共生哲学发现,一切人间之事,都是一种约定,从男女婚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通货),到国家法律、宗教哲学,本质上都是约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共生约定”,如果是非共生约定,势必不可持续!

这些约定能不能“俗成”,取决于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即超越利益需要作为历史动力学(dynamics)意义的“承认”“承认形式”形式追求的范围和深度有多大。一种制度如果不是通过承认公民自由激发有生命的个人自组织灵动力和外平衡能力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国家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苏式党主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从而获得超越利益需要的尊严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可以说,约定俗成与承认程度”在制度形態上呈正比例关系,而这个约定俗成与承认程度在制度形態上的正比例关系,在矛盾变量恊和学(Synergetics)意义上的社会平衡及再平衡机制,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文化-人性”处于良性循环的保障。自由民主制正好具有一种通过内部纠错机制,相对稳定地实现“政府、公民、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结构性均衡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

顺便说一句,这个“历史的终结”,并非“结束”,历史不会一劳永逸地终结于“热战”或“冷战结束而是说即使历史上出现多种反复,但地球人类,乃至一切生灵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在自由民主制及其系列矛盾运动与社会平衡再平衡中找到,因而历史“成就”于这种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或社会自组织再平衡(Social self organization rebalancing)机制的开始于是,人们可以开始普遍地“书写历史”,而不再是遭受传统社会“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样地“被历史书写”,人们将在审视、省察生活中,追寻可能的世界,因此,你、我、他都可能成为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创造者,每个富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人,成为科技、商业、艺术、文化、体育乃至政治、星际探险和哲学追寻领域一个英雄或英雌、一座“历史的丰碑”,都不无可能。

我把这种基于历史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动态平衡的哲学,称之为“共生史观”(相对于梯维里-黑格尔-马克思“斗争史观”或“唯物史观”和布罗代尔“文明史观”)。

“制度-文化-人性”约定的公理范式背景

那么,以共生史观反观人类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有“制度-文化-人性”约定,或约定俗成中,都有一个更深层公理范式背景,比如“天”、“神”或“自然神”等超验的理念,比如“教会(党派)力量”或“实用选择”作为心理维系和动力源泉。福山注意到,构成大部分当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的驱动力,是人们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和算计,而忽视了古典哲学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对尊严需求构成了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之为“激情”thymos,它与欲望(desiring part)、理性或算计(calculating part)并存。这种公理范式背景,正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赖以生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对经济、政治、社会身份的“承认形式”的满足的前提——通过人的激情,特别是激情或“对尊严的渴望”(the craving for dignity)比如,按福山的说法,现代民主的兴起,是“平等激情”( isothymia“特大激情”(megalothymia的胜利,于是乎,只认可一小部分精英的权利的社会,被认同每个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所取代。

500年来,“天赋人权”的权利公理范式背景下,自由主义及其变体或衍生物,比如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官粹主义、精英主义、先锋<代表>主义、国家主义;平等主义及其变体或衍生物,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宗教改革运动,都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宗教群体基于这种欲求、理性(计算)、特殊的激情,在权利范式下赢得对他们各自的”、“宗教”或“主义”不同程度的承认,而获得尊严感的满足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尽管普通法并不来自于超验,英国人对普通法有着特别的信念,以及绵延数个世纪的深刻传统,“大宪章运动”到“天赋人权”观念的确立,普通法在英国具有比行政权力更崇高的地位。无论法治的起源是否必然地与宗教信仰相关,但这确实涉及到对法律的尊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法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专门的制度形式。汉密尔顿就曾问道: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联邦党人文集》)我和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刘瑜女士一样相信,1992年福山讲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意思,是指不仅一个社会的弱者,而且一个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动态平衡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问题”,无需诉诸制度更替本身刘瑜:历史漫长的终结 ——重读福山》)在这里,自由民主制象“天赋人权”一样,获得了“具有比行政权力更崇高的地位”。

在中国,尽管“天人合一中的“天”,并没有哪个“皇帝”在人们心中获得象教皇那样的制度性代表地位,但也有一个关于“天”“天子”“圣上”的概念,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来源。因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同。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有不少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在看”的“天”,也具有了某种超验的并且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提请中国学者注意的是,试图向福山先生证明或宣示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有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并不具有解决当代中国或西方问题的意义。

但是,从“制度-文化-人性”约定或约定俗成的非超验公理范式背景,比如“教会(党派)力量”或“实用选择”上看,有着自身悠久农耕文明及其“儒释道随机转换”历史传统,且作为工商文明非原发内生性国家的中国,在开启现代经济、政治、社会转型伊始,却是从割裂“物质与精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选择性复制”切入加上后来“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史观”的几代人长时段宣导,以及近三十年实行“GDP增长率为纲”的“权控市场经济”影响,这就难免从官到民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往往表现为动物性“趋利避害”或唯利是图的“坑蒙拐骗”式“机会主义”(杨小凯)行为特征,一直影响至今。

所谓马光远之问,问的正是今日中国人丧失“天”“神”“自然”先验理念后的一种群体性缺陷然而,解决这一“群体性缺陷”,依然需要从修复和或重建“制度-文化-人性”约定入手。

福山先生试图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一个在强大行政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要素之间达成平衡”的思想认知与公民参与平台,或许正好适合中美两国的情况。

我对美国衰退的感知,始于2008年在华盛顿和纽约过春节期间朋友告诉我全球分工条件下美国“制造业”的衰败,以及2015年在普林斯顿和密歇根过春节期间朋友开车带我参观城市城,看到沿街无精打采无所事事晒着太阳的各个年龄段的市民,还有成片成片空置的建筑物。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不只是中国有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包括“乡村生活败落”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而且美国也有“中心城区衰败”的系列问题。

我相信,如果能建立福山先生期待的政治平台,应当是人类修复或重建“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约定的重要举措。因此,也将是当代中国走出“政府膨胀”“转型中期陷阱”及其“改革中期断裂”,自然也是当今美国走出“政府疲软”“城市空心化”及其“中产阶级赤贫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各有改进空间

基于这样的认知和参与,我们说的“制度-文化-人性”背后的公理范式问题,就又回到架通先验法世间法”、“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和衍生物的间性间道桥梁,保持“内生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亦即历史动力学(Dynamics)社会恊和学(Synergetics)动态平衡的共生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风尚问题上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华芳2015在《福山依然相信历史终结》中就指出,福山看到美式民主制度内生的因素导致司法和立法对行政的限制,而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又助长了制度惯性和思维僵化,使得制度不能灵活的调整,进而加剧了政治衰退。但是,福山在坚信民主制度自身具有人类制度建构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好的纠错机制的同时,却至少忽视了美式民主与英式民主中两个重要的进展。

一是利古琦(Norma Riccucci)发现的“公务员代表性行政”,即在行政机构中增强公务员的代表性能显著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平性,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公民合作的领域;一是从托克维尔到普特南,直到今天的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研究发现,作为民主制度根基的公民参与,即具有小范围内的治理以及社区公共品的供给特征的结社和社区自治。从公务员代表性行政和公民参与这两个方面的进展来看,美式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能力衰退。因而可以说,福山对美式民主内生性自组织活力的发展,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已经让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们兴奋不已。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点,这就是,福山在赞扬中国的政治能力卓尔不群的同时,明确指出:中国模式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法治和民主对政治进行制衡,那么就只能进入到“期待明君”的模式。但期待明君模式往往遇到的是“坏皇帝”问题,如何防止坏皇帝?至少在中国历史未能探索出一条有益的途径,王朝更迭更多说明的是坏皇帝无法阻止,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这种代价极大的革命方式来替换坏皇帝的恶性循环。但起义者即便成功,等尝到权力的滋味,就又会陷入到坏皇帝的陷阱里。2011年福山就已经讨论中国历史对未来的影响,他当时提到儒家文化和红色文化会对中国未来有很大影响。李华芳就此给福山去信讨论中国的自由传统也会影响中国未来。福山回复称:“基于普世价值,我依旧相信中国未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民主化改革。如果法治不彰民主羸弱,即便拥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这种中国模式也不可持续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羸弱、法治不彰,行政自组织力超强的一个后果是,在处理国家公民、社会内生性自组织力与国际社会外平衡关系时,往往在政策偏好上出现严重的内外失衡。比如自晚清以来,无论政权性质如何,中国历届政府都偏好奉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

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正好相反,即美国对内实行生態法则(民主共和)对外则往往实行丛林法则(美元霸权),而中国政府则对外实行生態法则(和平共处)对内往往实行丛林法则(与民夺利)。如何解决这种“内外政策偏好严重失衡”?是中美各自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比如,中国政府在继续承担拉动“世界经济”引擎责任的同时,对本国公民和各社会阶层,也要实行“和平共处”;而美国政府在继续履行“国际警察”义务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公民,也要实行“生態法则”。

我在《原德:大国哲学》一书中分析G8到G20,特别是欧盟、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5大政治实体进行各自的制度创新”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法团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包括政府公司主义)在“前生态社会”背景下的全息逻辑历史前景,就是建立在共和制度(名副其实)基础之上,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精神的三维制度文明,必将升级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运行系统,我们将这种运行系统,称之为“共生政体”(《原德:大国哲学》P4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因此,一切主权国家内部,都要从固化的“权利秩序”,转变为灵动的“共生秩序”。

而此前,国际社会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还是基于资本的外部交流与冲突,都将让位于各个国家内部的“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均衡诉求。中国需要“以社会建设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以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宏《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美国同样需要重建社会以解决城市社区衰败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模式尽管早就具备了发挥“政府、社会、公民三大自组织力”的特征,这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就“美国梦”的原因。但是,美国模式现在明显带有“吃老本”而非制度创新的性质,遗憾的是:美国人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自满情绪且高高在上的制度教师爷的身份自居,对全世界指手划脚,让我们这些亟需制度创新的东方国家产生反感,甚至强烈反感,让我们感到似乎有理由不理会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因此,“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将成为时代潮流。所谓“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说到底,还是“社会优先”。

从固化的权利秩序,走向灵动的共生秩序,中国有太长的路要走,但可以拓展的空间更大。可克林顿-奥巴马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权重教训,是肥了美国资本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美国政府丢了税收和就业,牺牲了中产阶级和工人,导致城市社区衰败和产业空心化,美国国家形象还倍受发展中国家及欧美国家左派抹黑。于是,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遏制资本、尊重劳动、重建社会的呼唤,促使美国“普右”与“白左”互换频道,共和党明智地与民主党互换车道,成全了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契机。顺便说一句,如果民主党的桑德斯获得提名很可能轮不到共和党人来扮演这一角色,而且,即便是希拉里当选,她也不可能完全不采纳桑德斯和特朗普竞选政纲中旨在重建社会的促进资本和产业回流的政策(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我相信,只有在“共生政体”条件下,中美两国才可能处理好各自的问题,实现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由身份政治条件下“对尊严的热望”,走向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福山已然走到了共生范式的门口

福山先生作为一个富有理论彻底性追求的思想家,在2015年与中国政学两界人士(如王歧山、俞可平、秦晓、汪晖、崔之元、潘维)进行广泛交流后,2018年又在2007年写作的《身份与迁徙》(Identity and Migration)的基础上,即将出版的新著:《身份》(Identity,10月)据称,这是福山先生在缩小的身份概念中寻找当今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根源的书,建议我们该如何反思以及重塑“身份政治”的思想。

从福山本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号,Vol. 97,No. 5)上发表书的简介《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澎湃新闻2018.8.31)来看,感觉这个见过中国政界人士王歧山的福山先生,终于突破了自己简单化的世界性(普世价值)民主萎缩而(东欧中东中国)专制回潮的论述,从社会文化结构的“现象学”意义上提出了一个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分析框架性的概念——基于欲望、算计(理性)和激情的“身份政治”及其解套的思想方法。

在充分描述“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现象,并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左翼和右翼互换车道频道,把特朗普送进白宫和英国投票脱欧两个事件为标志,肯定身份政治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的合情理性。不过,老实说,“身份”特别是“身份社会”“身份政治”这些词,在中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和“打倒孔家店”的语境中,总是和某种特权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概念。但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1989)一书中指出,身份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观念”。这一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拥有真实的内在自我,而这些内在没有得到承认,则暗示着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和压抑的,并意味着需要改变。现代的“自我”观念发生了文化上的转变,其基础从(很少人拥有的)“荣誉”,变为(所有人都渴望的)“尊严”。因此,社会必须保护被边缘化、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深思熟虑和共识,来实现共同目标。这正是当今美国社会左翼和右翼同时转向保护小群体的身份认同,这本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应当出现的纠错方式,但如果身份认同等于承认某个族群获得比其他族群的优越感,甚至“只要自己活,不让别人活”,这一纠错方式最终又构成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挑战

怎么办?福山认为,放弃身份观念是不可能的,身份已经成为现代人思考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用来凝聚;这最终将是补救目前民粹主义政治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福山注意到了:为了确保所有人渴望的“尊严”都得到承认,就必须在新的信念和大成智慧引领下,建立世界新秩序

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福山提出的补救办法,是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必须着眼于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中。民主国家需要推进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信念式国家身份”,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公民。

用我的话来说,是重建全民信念的国家“制度-文化-人性”的约定以便将自由民主社会具有的多样性纳入一个“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国家身份”之中。这样的信念和大成智慧,在我看来,只能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自信、智慧和情怀

于是,我相信作为有着丰富共生思想资源(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共生社”,经军国主义中断,到八十年代黑川纪章“共生思想”回潮)文化背景的日裔美国籍学者,福山实际上并不困难地自然而然地也走到了具有历史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动态平衡特质的“全息共生”哲学的门口。

我想说的是,福山先生所关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或几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美国、中国、欧盟都只是作为整体的“全息共生”组成部分进入他的视野,从提出“历史的终结”(1992)始,到《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2011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的徘徊,再到《身份》(2018),他心中始终装的基本问题,就是今日人类如何走向“全球共生”。请允许我从全球共生的视野,接着福山先生的思路往下说。

先说说共生的概念。中文“共生”,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全息共生”、“多样共生”、“间道共生”、“全球共生”的简称。为了沟通方便,我们不妨把源自古希腊文的Symbiosis,稍加改造为一个英文单词“symbiosism”,对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关键字即:“共生”。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态持续动态平衡”生生不息的永恒创生的故事。下面是《中国:共生崛起》导读中的“哲学释义”:

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动力学)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和学)的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钱宏:《中国:共生崛起》P1-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正巧中共19大报告第三部分讲“基本方略”时,正式提出了两条紧密相连的思想方略,一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十三条),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九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棒的全球性概念,因为它为人类解决“超主权”“超地缘”问题拓展了思维空间。不过,如果把自然,特别是整个地球生灵特别是野生动物、植物及微生物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灵运行考虑进来,我们就不是要突出“人类”及“以人为本”或“天人合一”,而是要“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因而,必须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uman destiny community)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这一历史逻辑与哲学本质的文明承载形態,是全生態社会建设(参看钱宏:《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变换”的思想,以及工商文明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条件下出现“双重断裂”的判断,因而需要实现“两大和解”即人与自然、人与本身和解的方略,到19大报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先得超越现行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实现“人与本身的和解”。2007年我和何兆武先生说到“和解共生”理念时,先生告诉我一句英国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就是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综观人类历史,那些实现了社会内部大和解的国家(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真正是做到了从“自由”到“富有”,从“富有”到“强大”,从“强大”到“领导世界”(参看《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钱宏在DC: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2008.2),而且在国际关系上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今天,地球生灵、国际社会、五大洲四大洋各色人种,唯有实现从一国之内到国际社会的全生態大和解,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本身”的互命互运,相融相通,走向融通历史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动态平衡全球共生。

福山提出“身份政治”的潜在动机,试图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一个在强大行政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要素之间达成平衡”的思想认知与公民参与平台,不也是为了“人与本身”的和解共生,乃至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实现全球共生吗?

只是,对福山先生来说,要达成“全球共生的信念”,也许不是采用“信念式国家身份”措施这么简单,而是需要重新寻求更为根本的支撑得起“自由民主制”信念的思想智慧资源。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

可以说,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到今日中华民族复兴,都是要解决一个和解共生”的问题。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要解决的是“神性”与“人性”冲突、“人性”与“理性”牴牾的和解共生,那么“中华民族复兴”要解决的是身处现代工商文明与生態文明之间不同国别民族“先发”与“后发”国别、“工商”与“生態”文明的和解共生,乃至全球共生。

讲到复兴,首当复兴智慧,复兴知进退、谙兴衰之德性,而非功利主义的谋略算计,更非某个曾经辉煌的身份认同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民族复兴莫不如是。因为“复兴”不等于“复古”,复兴不等于认同。福山提出“身份政治”的分析框架,揭示的是“身份”的重要,以及“认同”之“同”的问题。

这就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早在公元前8世纪,东方大地上有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伯父,洞悉到事物生生不息内在动力与外平衡法则是“和”,不是“同”的真相。由此,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伯这个与“同”相对的“和”,是指不同人事物“和通”“和解”“和衷共济”之和,“以他(异)平他谓之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先王聘后于异姓”、“同姓不婚”;这个与“和”相对的“同”,是指不同人事物“同化”“同性”“党同伐异”之同,从冃(重复mào),从口口皆在所覆之下,单一无差别,近亲繁殖,身份认同,“若以同裨(益)同,尽乃弃矣”(参看《国语》之《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

 

所以,“和”能生成万物,“同”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注意到,同一棵树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No two leaves from the same tree are identical)。所以,伯陽父警示他的朋友郑国公和所有当国者,断然不可“去和而取同”,求同存异,搞千篇一律,众口一味,否则终必尽乃弃矣

要解决当代人类的“政治衰退”与“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汲取公元前8世纪伯陽父“和实生物”和通共生的智慧!

试想,为什么作为政治学家的福山先生发现,在讲究“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利益共同体(集团),会助长“思维僵化”的“制度惯性”,从而出现包括美国政治的衰退和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的当代人类的问题呢?我猜想,大概在坚信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先生心里与2800年前的伯陽父发生过某种超时空的量子缠扰,意识到:一味地追求具有自我优越感的“身份认同”以至凡事“求同存异”必然陷入“同则不继”!

问题在于,福山针对美国“身份政治”给出的重建更大型身份认同的工作指南,即基于“信念式国家身份”的系列强制措施,能否达到和实生物、存同求异而互命互运和解共生的效果?

伯陽父说的“和实生物”中的“实”,就是呈现真相、反映真相“实相”。从自然、社会、人事观察,存同求异“和”所呈现的真相,即天地之大德曰”之“和生”而共生,从而生生不,生出万物,又恊和万物,表现为万物并育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悖。因而,无论是何国族,东西南北左中右江湖庙堂农工商,皆可能:各显神通尽和生克反辅皆共生。伯陽父说的“和实生物”“和”,强调互相呼应、相互照应的关系,按佛家之意,有三种相应,一是一切所缘之境,与心相应,名境相应;二是行与理相应,名行相应;三是三乘圣者,所修诸功德法,因果相符,名果相应。这名境、名行、名果三种相应,即“和”的三种方式方法。用今天通讯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的话说,即“自组织”。以他平他,就是让相异、相近及相关的事物(他),相应地平和章明,有序互补、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呈现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显神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生机盎然的共生態势。

这样,伯陽父提出的“和实生物”,就不只是停留在真相,而是进入到正义,同处一片蓝天下的人事物都应“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宽容相待要善待他者,即使发生“你争我夺,不共戴天”的事情,也要厘清真相、声张正义,而有容乃大、彼此宽容、和解共生。“以他平他谓之和”所反映的本质,就是人、事、物丰富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的和通、和解共生,而全球共生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能是人类关于物种“共生起源”的最早表述。

280多年后,老子继伯陽父后发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讲:“上下不和,令乃不行”;晏子继之道:“心平德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孔子则对人事直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都是有差异性的人事物与各不相同的东西,相“和”、亲“和”、恊“和”,才能取长补短,整体恊调,持续优化,产生新的事物,达到美好境界。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停留于原有的状態,臃肿重叠,达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继续发展的前途,更不可能永续发展。

2800多年后的铃木大拙,以“缘生”于“自己作主”的独特心理体验,超越佛教“解脱”之说,使禅宗得到现代性的阐释与升华,并影响了鲁迅、胡适、太虚、海德格尔、弗洛姆、汤因比等各国思想名流。尤其可贵的是,他以澄明深邃的现代语言激活了东方智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精神生命力。

身份各异也能互命互运

有趣的是,当福山先生建议用“信念式国家身份”作为解决“身份政治”措施时,不知他是否注意到,身份这个词identity本身,就有“同一性”的意思,而用“信念式国家身份”作为解决“身份政治”带来的问题:虽然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可以解决新老公民国家身份认同,而削弱他们的族群特别是移民身份认同的问题,但终归是触到了“同则不继”的底线,结果不排除非但没有解决新老公民融合于自由民主制国家的问题,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趋同性、同一性,“以同裨同走向可怕的专制,而复归死寂

一个正常的有机(个人、组织、民族)共生体,倘若象某些非正常的利益共同体那样,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与世界大势的真相、差异和优势,只会夜郎自大,要么自我封闭,要么自我膨胀,结果不知进退,不谙兴衰,自陷“同而不和”,“同则不继”。人类取得的外在物质成就再高,也满足不了永远雷同的“欲望、算计(理性)、激情”,特别是“身份政治”条件下自我膨胀好吃懒做的贪欲和权势欲需求结果势必“浮云蔽日遮望眼”“熵值激增内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作者发现:人类的所谓发展,是熵的危机的产物,历史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熵的逼迫使然。因此,在熵与欲望的压迫下,单纯的唯利是图唯我独尊的物质发展,在实践中实际是无导向的,它往往是短期行为,饥不择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怎么办?其实,一个国家不同公民的身份差异并不是坏事,这是自由民主制本身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制三厢平衡就具有“存同求异”的包容性优长,而且,这种包容性优长现在更得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古老智慧的哲学支持,这就引出一个更加积极的命题:身份各异的个人和群体,也能互命互运和通共生。

拉开物质诉求和丰富人生精神诉求的差异,“存同求异”,尊重“个人多样性”,去除遮蔽我们视野的“浮云”,激发心灵的自由,让各种思想和灵性相互砥砺,各显神通,在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互惠互利与相反相成、相融相通、互命互运的动態平衡中恊同、恊熵、恊和,以防止社会畸型、族群分化,从而形成“自组织”的“减熵文化”导向,完全能走出“内耗”,不至由于社会精神体能和心理焦虑的积累,引发瞬间外倾而造成“崩塌性”的火山爆发式的破坏。也许,这是一个可以作为供福山先生参考的视角。

这样,就必须将我们的视野再打开,进入国际社会的观察。今天异常脆弱的地球和经济、政治、文化生態场,需要不容试错“交学费”的选择,才能预防“瞬间外倾而造成”的经济海啸、政治骚乱、文化堕落社会崩塌自然灾害。因而,复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智慧,从而避免对人类思想的成果,采取用一种尺度做标准,衡量其对错、可否、优劣的趋同性取舍,至关重要。

我相信,生活在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也洞悉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相,因此,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终极真理”,并激愤地声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渴望人类社会能达到这样的共生境界——“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这与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今天,我们说“中国特色”,只能来自当代中国人,葆有这样的处世態度:“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从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公民)真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感悟体验出发,而非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以发挥各自特有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求真务实,自由创新。

富有大智慧(通达)、大情怀(担当)、大慈悲(格局)的人,总是最善于让人畅晓并信奉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力量。

2010年出席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开馆仪式的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先生就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极富卓见的问题:“各国的领导人,有没有政治远见,撇开自己国家的利益,真正走向世界?”是的,亨廷顿说“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然而,只要人类不愿在“三大极限”中走向同归于尽,值此“又一次历史大变局”之际,我们当代人却注定要书写自己“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全新剧本。这是一种整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全球每一种文明都各显神通共襄生成安身立命之所的历史叙事。

我们相信,这一全新历史叙事,是当代人类的一个新的约定,一个共生约定,一个全球共生约定。我们把这一将在共生智慧化解冲突(Symbiosis Wisdom Resolve Clashes)中展开的人类编年史,称之为全生态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而在全生态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的国家关系,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亚俄欧非拉各国关系,比如中美俄欧日新型大国关系,必将有新的哲学内涵。特别是中美两国内外事务的处理方式,乃至全球治理方式,都需要上升至“大国哲学”对话的高度。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序言中指出:“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我们认为,以主权国家世界秩序(1648)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亟需“全球治理”才能应对“五大冲突”,唯其如此,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际社会、族际社会、代际社会、文明社会,才需要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

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庄子内圣外王;从康帕内拉太阳城,到共产大同滥觞;从春秋、战国,到二战、冷战;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地理大发现,到世界经贸体系;从光荣革命,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东方朝贡体系,到民族主权国家,从大宪章运动,到世界人权宣言……从《河殇》,到《大国崛起》,再到《中国统治世界》,沿用的都是汤因比-池田大作式的主体轮替治乱循环外加中国民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式的历史叙事。其特点就是,将光之七色分离来,以所谓人文地理之色谱讲述人类文明的历史,比如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红色文明,绿色文明,皆为地缘政治(Geopolitical)时代的思维方式与强者为王的价值取向。

从罗斯福,到勃兰特,从联合国(UN)实践,到全球治理(GG)概念,再到生态政治(eco-political)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普惠价值的提出,是一个全新时空人文、地文、天文叙事!

未来全球共生政治伦理框架搭建中,人类开启工商文明时代已经发现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生活中广泛建制应用的权利观及其体制机制,依然十分重要。但就权利关系中的权能(与职责对)和利益(与义务对)的权重地位而言,将凸显职责与义务的权重地位,甚至可以说职责(与权力对)与义务(与利益对)将正式登上核心位置。未来世界,在生态文明共生社会的实践中,再非“加权取利”模式主导世界,而代之以“尽责取义”模式。以“尽责取义”模式重新厘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基础,尽责取义,即是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三位一体——亦即从全球共生、国际共生、人际共生、社际共生、代际共生,乃至星际共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自身新的认知、情感、审美、臻美、超越的普惠诉求。

从行为称义(Behavior justification)而因信称义(sola scriptura),到尽责取义(Fulfill one's duty),是人类中自觉放下特权而真正强大者(尤其精神强大者)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总之,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一视为仨,间道共生,是人类一切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基本前提。只是这个整体,不可人为归结为任何集团组织或类主体。一体并非同一,一体是多样性的聚合、和通,同一是单一质的堆积、重复,亦非“华夷之辨”二元对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共处一片蓝天下的,当从孔子时代“我欲仁则仁”,到全球化时代的“我欲仨则仨”,以生生之德、位位之道,贯通人事物、天地人、质能信(心)、你我他(她牠它祂)各显神通,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

从信念式国家身份走向全球共生

所以,我坚信,不同国别的人们从信念式国家身份走向“互命互运,全球共生”是完全可能的。

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早已经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身土不二,全球共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水气土地毒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生化灾难、核武扩散(泄漏)、跨国犯罪、荒漠化和包括公海远洋在内的“荒野危机”等全球非传统安全、人权、和平、共生问题层出不穷,对工商文明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文艺复兴以来,在“以人为本”“自由理性”的权利意识驱动下,催化了包括高科技在内的人类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大规模掘取自然资源,从集中生产交换并任意排放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到集中消费并丢弃“废物”垃圾的生活方式,都是单向线性的,从而造成双重断裂,即: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循环断裂。这种“双重断裂”,又加深了人类社会“(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桑弘羊-塔西佗陷阱”“转型中期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三大陷阱和世界各大文明的冲突,其中包含着主权国别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生态自然冲突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国内部及“世界经济结构性障碍”,最终导致过去一个世纪至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周期性爆发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如何化解冲突,从文明冲突,到文明相融的全球共生之路——这意味着一切身份认同、身份政治乃至“信念式的国家身份”,以及释道文明基督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撒满文明、巴哈伊文明等多种主导性既有世界文明形态,都将朝着互命互运,相融相通,地球命运共生体的方向迈进(参看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总序<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繁体版P1-24,晨星出版社,2018)。

于是,建立在威斯伐利亚和约基础上,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及意识形态亟需改变。但是,改变的方向绝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是全生态社区链式去轴心国方式,国家主权得让位于人民主权、社区主权,经济比拼将让位于生活方式比学赶帮,从而逐渐形成一个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各主权(民族)国家作为个体的人,将会成为真正的“未来的世界公民”(For Future 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是指自觉意识到“生命之源,共生一体”,认为世界是由你、我、他(她、它、)构成的一个共生整体,自己置于世界共生体中包括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有“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智慧,因而“道不同亦相与谋”,存同求异,身体力行的人。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笃行过程,也是身处不同文化、价值、国家区域、社会阶层(部落)身份背景的个人,自己的行为对他者(她、它、)对世界的影响负责的过程

既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既然“身土不二,生態系统共生场就是生命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主权(民族)家的公民同时也就是世界公民、地球公民,全球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而且,地球公民的概念,远不只是人类,必须包括动植物,包括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生灵,包括正在被人类文明蚕食鲸吞着的荒野和海洋。

全球共生的八大征兆

正处于全球共生历史大变局前夜的国际社会,出现以下八大征兆,必将使人们对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秩序下的“价值体系”及其“利益链”进行反思,不仅要建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本身”的和解、和通、和恊共生机制,而且要从组织形態上完成从“共同体”community“共生体”Symbiosome的历史转换

1、 全球互联,荣损互赖。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催生世界各大国与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进一步显现。

2、 三大极限,铺垫共生。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促成过去40年,至今后5-10年世界“可持续和平”及环境、合作、共赢时代主题,铺垫社会共生。

3、对抗老路,同归于尽。伴随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的深化,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固有的国别、民族、阶层、宗教、文化冲突,以及主权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可能突然激化,但又不可能回到军备竞赛的对抗老路而同归于尽。

4、垄断操纵,难以为继。随着同质化产能过剩与片面单调性需求矛盾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资源垄断、权力操纵矛盾加剧,世界经济必然进一步“衰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加急,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越来越穷,从而迫使各国政府按全生態法则处事。

5、人民第一,社会优先。美国对新兴大国尤其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政策,将遭受困境而改弦更张;同时,新兴国家也必作出相应调整,共襄超越对抗尤其军事对抗的思维,各主流国家将率先实行“社会优先”,修昔底德陷阱将被彻底超越。

6、生活回归,休养生息。经济社区化、社区服务化、服务生活化趋势,从全产业链到全生態链上下左右的共生关系,将促进现行工商文明现代与后现代、姓资与姓社的世界主流意识形態体系,亟需全面整合与超越——跃迁至生態文明与全生態社会的共生大成智慧。

7、体能转换,健简高尚。环境、气候、能源、核威、人口、荒漠、新病毒、粮食危机、荒野危机与新技术、新传媒、新工艺将平抑奢侈浪费,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流行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8、自组创新,全球共生。包括各种国家集团(G7、G20、南南、金砖)在内的利益共同体组织形態,将转换成各具特色的公民共生体组织形態——公民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全生態社会建设与世界共生场的诞生。

一句话,大变局、大调整、大变革前夜推动人类近500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全面革故鼎新,全球共生的大成智慧应运而生。

我们相信,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尊重文化圣域的存在,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国别治理的存在,国家主权的前提,是人民主权的存在。正所谓须弥寓于芥末,而非芥末淹没于须弥。基于中美俄欧亚非拉各自问题和反思,让我们超越为了“选择复制”的不同或雷同靦争夺互害的地缘政治时代,不再偷懒!进入“生態政治”新纪元的人类,注定要自创范式,回馈先贤,赢得尊严,永续幸福,而非继续到现成智慧——东西中心主义——中寻找各自安身立命之所!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将这篇《互命互运,全球共生》的副标题,定为《2018写于福山新作<身份>问世之际》。我想向他表达如下善意: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要素平衡于基于欲望、算计和激情的身份政治,及其背后的信念式联邦国家身份,构成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系统平衡理论基础,也使得他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互命互运,全球共生”新范式的门口。停留于身份政治,将遭遇“同则不继”,向前迈进,将迎来“春色满园”。进退之间,决定了他能走多远,给世界多大帮助?

尾声

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必将转换到人与自然界及人与本身的全球共生上来。

2018年是联合国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我特意主编出版《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献给当年制定这一伟大文献的女士们先生们,以资纪念。我们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富有创见的“可持续和平”概念“互命互运,全球共生”理念是完全兼容相通的,这种兼容相通的大智慧,应当贯通从加利、安南、潘基文发起,到古特雷斯继续的“联合国改革”行动之中。我们认为,联合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主题,决定其不是欧盟、独联体、东盟、非同、阿盟、拉盟、7国集团或20国集团性质,一句话,不是国家集团,不是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不舍弃任何生灵的引领人类和国际社会面对现实,引领人类化解冲突更新文明的共生体。

因此,联合国应当制订一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的又一个历史文献——即《全球共生宣言》,交全球公民讨论后公诸于世。同时,为确保全球事务受到实时有效的处理,我们冒昧提议,将停止运行的“托管理事会”注入新功能与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合并后,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以作为未来“全球公共政府”的基础性预演。因此,“全球共生理事会”(GSC)成员,将不再单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单位,各国政府、地区、社区(以人口比例)、NGO组织、跨国(含企业)组织、世界公民个人(如马克思、罗素、爱因斯坦、南丁格尔、德雷莎修女、哈贝马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安吉丽娜·朱丽、弗朗西斯·福山)都可以成为UNGSC的构成单位。

从智慧之爱,到爱的智慧,所谓全球治理、国别治理、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通过尽责取义,恊调强者,抚励弱者,普惠共生,以使每个人在“自由独白与爱的践约”和互命互运,相融相通,全球共生,永续和平中获得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

让我们感觉变化、准备变化、参与变化……

 

陽子2018年9月3-12日寫於遼東灣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个人简介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天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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