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糟糕

冯克利 原创 | 2018-09-14 14:0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西方 

 

  习惯大于启蒙

  “Enlightenment”其实是个很傲慢的词,首先它假定了一个被启蒙的对象是处于愚昧、黑暗之中,所以才需要带给他光——启蒙运动这个词直译就是“给他光”。

  我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我不愿做一个启蒙民众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是顺从大众、引导大众, 是为大众服务的,而不是大众的主人。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套自发形成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可能有些问题,但知识分子要做的仅是在他们既有的活动规范体系内做一些调整。这当然需要理性的帮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应当保留人们的习惯。

  对“人”,我们有很多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诸如此类的,中国人喜欢说人是“礼义廉耻”的动物。但是我更喜欢定义人是“习惯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常规里,如果把这个常规破坏过于厉害,人会非常痛苦。人还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正如哈耶克说的那样,“自发秩序往往在不受权力干扰的情况下会自动形成”。因为人总是在寻求一些便利、舒适、效率,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很自然就会产生的一些愿望。环境如果变化,并对目标有所妨碍时、有所伤害时,人就会自发地改变自己或者改变环境,这是人最本能的天赋。所以知识分子所谓启蒙运动在大众生活中可以起多大作用,从这个角度我是非常怀疑启蒙运动的。

  大概两三年之前,杨小凯的学生孙广振和我说起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他和朋友在一个酒店开会,第一天去吃早餐时,取饮料的地方放了两个桶,一边是牛奶,另一边是茶。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个很早到了早餐厅,并把那两个桶互换了位置 ,结果他们发现来吃早餐的人大多数都按着前一天的习惯倒饮料,发现错了再换回来,可见一天就足以形成习惯。

  习惯是带给我们方便的最有效方法,养成习惯会节约我们生活里大量的麻烦,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如果总是变来变去,人会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不太喜欢讲“启蒙”这两个字,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知识、技术。

  中国近代敞开大门学习西方的糟糕时机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观念都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那是个比较糟糕的时期。当时西方正在经历一次很重大的文化危机,这场危机大体发生在1870年左右,也就是“普法战争”前后。当时,尼采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上帝死了”,就是指当时的社会在价值规范、行为规范上进入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这几年广受知识分子推崇的哈耶克,实际上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强烈的批评者,他尤其批判的就是1870 年前后发生的那种变化。他很推崇的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同样是一位西方文明的非常强烈的批评者,但是他不是笼统地批判西方文明,而只是针对19世纪后期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的变化,这种批判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就是社会失范。

  这个社会失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误以为种族主义是希特勒的发明,实际上它的首创者在法国,最著名的人物叫戈宾诺,他认为因为人种的原因,人类公共生活、科技发明、处理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的能力,天生就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个理论在法国没有形成像在德国那样的重大政治后果,但它的来源是法国。除了种族主义,其他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发生在普法战争前后,虽然他们的主张、诉求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提倡对抗。这些主义如果贯彻到社会上,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和谐。

  非常不幸的是,恰恰在西方文明陷入混乱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哈耶克、韦伯这些人认为西方文明陷入了重大危机的时刻,我们中国敞开了大门开始学习西方,这个时机是非常不幸的。

  我有一次在和高全喜他们开会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我把它称为“西学的恶化”,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我们中国人没学好,不能怨人家西方。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性的力量其实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现在观察世界,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尤其是在学术界,基本上离开西方的概念就无法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中国问题,也同样借鉴西方的观念、体系、模式、研究方法。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提供了很多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观察各个领域生活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在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它给了我们一个眼罩,我们只能透过这个眼罩去看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中国有种种传统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这些挫折、困难,总是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原因,认为西方总是比我们先进,从来没有检讨过西方。但是我们学哈耶克,至少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哈耶克是个西方文明非常严厉的批评者。他很少说苏联的事,他攻击的对象大部分都是西方的左翼,像英国的工党和西方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在《致命的自负》里例举了一大堆西方非常知名的知识分子、科学家,那些人对西方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爱因斯坦说一句“社会主义挺好”,这话和一般人说,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爱因斯坦确实有社会主义倾向。19世纪末期以后,西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叫共产主义,马列的东西。当时其他的那些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对我们中国都有影响。

  严复,开启中国民智以翻译为主要工作的大思想家,他翻译的东西我们可以清点一下。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现在我们还是承认这是好东西;但他还翻译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两本书,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严复译成《群学肄言》),那种书在近代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亚当·斯密。他为什么翻译这样的书?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书中国人更需要,这样的书代表了西方更先进的文明。当时所谓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共产主义,在西方很多知识分子里面都认为它是更先进的东西,所以当时中国人病急乱投医。刘小枫这个比喻特别好,他说中国内忧外患,社会陷入文明自我认同、自我保存的一个危机,就病急乱投医,把西方当药铺,胡乱抓药,抓的药大部分都是错的。但是整个这个药铺就是西方的,你不管抓的是对是错,这个药是西方人给我们提供的。

  相比而言,日本人比较幸运,开放国门比我们早一点。“明治维新”是1860年代,比我们早十几年,而且它开放的时机比我们要好得多。你看镰仓使团派了十几名大臣去欧洲游历。当时德国相对来讲,它不像俾斯麦时代是个新崛起大国,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日本人主要还是从英国那里,认为英国是最值得他效仿的榜样。中国当然也有“洋务运动”,也有一些大臣出洋去考察,但是早期“同治中兴”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那天陈浩武老师提到了郭嵩焘,他就是1870年代到英国,结果回来受到很多非难。当时的大臣都认为搞洋务是畏途,不知道怎么和西方打交道,也没有和西方交流的诚意。

  中国真正打开国门的时候是“甲午战争”之后。经营了20年的北洋水师,当时可能是世界最强的舰队之一,非常领先,结果一场战争下来一败涂地。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开始认为仅仅“东体西用”是行不通的,开始学习人文科学的知识。在此之前,我们看当时组织的一些翻译都是声光化电,理工科的文献,只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全方位地认识西方。这个时候西方的文明品质非常差,它正处在“文明的恶化”过程中。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艺术上、音乐上都有反映。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种音乐叫“无调性音乐”——传统音乐一个曲子必须有调,如果没有调,按照传统的音乐知识就无法演奏。“无调性音乐”就出现在19世纪末,认为规范不重要。现在看来“无调性音乐”就是一场音乐实验,它在音乐里从来没有占据主流。绘画更明显了,利己主义、印象主义、达达主义,打破西方过去古典主义透视学,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艺术风格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些都发生19世纪末。当然后来有一些流派愈演愈烈,有一些则销声匿迹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失范,是全方位的。

  我们不能对西方丧失批判力

  非常不幸的,恰巧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加上由于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朝廷控制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弱,社会思想越来越自由地传播。那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学先进的西方,实际上学习的恰巧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西方。比如我刚举的例子严复,实际上亚当·斯密肯定是个进化主义者,斯宾塞是个设计主义者,这是很矛盾的,但严复意识不到这个矛盾;另一个例子,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评论,很多人说梁启超不赞成社会主义,好像他的立场比较偏右,但你仔细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评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他反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说中国还没到那一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劳工阶级的基础上,我们还没有劳工阶级,我们离社会主义还远,你们这些人要搞社会主义不现实。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反对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他和张东荪大体上都是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梁启超,他不是个反社会主义者,他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他的对手更高明一些。中国共产党后来不也说,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团结工商阶层,先把无产阶级力量培养起来。在中国现有的落后生产状态中,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先进生产力,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看法,所以早期共产党要团结这部分人。

  类似于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西方的这些思想,不利于稳步地健康地培育自由、培育规则的道路,反而是破坏这种道路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基本的意识形态资源全部都来自西方,我们不能对西方丧失批判力。

  从阅读史看中国百年西学

  我们说西方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方,所指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每个人理解的西方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凡是自以为比较了解西方的人,都认为西方的文明比我们更先进,所以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至于应该学习什么,这个就比较混乱,好像只要学西方就是先进的、开放的,实际上远远不是。我们开放了100年,结果学来的大多数是糟粕。只是近30年,邓小平实用主义才使我们真正了解了西方是什么样子。

  很多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包括一些西方人,都在关注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些人我觉得大体上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国重要思想人物的时候,对这些人物西学的背景本身缺乏批判力,即使是一个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他只研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没有充分揭示无政府主义思潮来自西方,而是就事论事,让人以为这个问题总是出在中国。但是只要你不否认一点,西方的观念体系——船坚炮利不如它,技术方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形形色色的观念体系,是一个世界性的文明,无孔不入。而西方的文明在近代以来,成分非常复杂。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中国基本上就是西方各种思想展开竞技的一个大舞台,到底哪一个胜出不好说,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政、自由、民主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销声匿迹的。

  我们从阅读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民国时期在思想界最吃香的,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费边社,就是储安平他们代表的所谓“第三种人”,拉斯基的思想。还有现在根本没人提的一个人,叫鲍桑葵,他实际上是哲学家,根本不是政治学家。他在1920年代写过一本书,很快就被翻译过来。现在我们回头看他在政治学理论界的地位几乎不值一提,但当时人们都很喜欢看他的书,他是英国少数的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思想家。像那些传统的18世纪很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基本上被我们所忽略了,除了少数大人物,如孟德斯鸠、卢梭等等。

  一个很好的例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两本书的中译本都是1980年代才出现,被我们忽略了100多年。我们今天看到这两本书这么重要,而且在思想的政治光谱里,这两本书都属于右派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是1850年代写成的,《联邦党人文集》就更早了,18世纪末写成的。像这么重要的著作,我们20多年前才看到中译本。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乌合之众》那本书,刘小枫给我提供的线索,这本书民国时有版本。但这本书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1990年代,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看到熊彼特讲到了这本书——他的一些观点来自于这本书,我才注意到这本书,在网上把它找到,翻译过来,现在成了我所有翻译的书里卖得最多的一本。

  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在阅读史上可以看到,1980年代之前,即使把文革10年抛开,因为那是个文化的沙漠,就说1960年代之前,一直到民国,我们检讨一下中国人在阅读西方时,选择的对象是什么?1960年代之前很明确,你要想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著作没问题,我们举国家之力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中央编译局,专门翻译这些著作,基本上把它完整地译成中文了,跟《圣经》一样。什么最容易得到呢?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这三大来源有关系的著作,像亚当·斯密、李嘉图,1960年代之前我们都有译本;“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这些人的著作我们都有译本;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哲学界基本上是被德国熏陶出来的,康德、黑格尔,还有浪漫主义的,费希特、席勒、歌德……在这个意义上,还多少要感谢一下马克思,虽然他的思想体系问题很大,但他的知识结构比较丰富,阅读面很广,那时候认为他读过的东西肯定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跟着翻译了一些和这三大来源有关系的著作。还有一部分他喜欢的文学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除了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能读到他喜欢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马克思的阅读盲区,我们想了解,不能说没有,但机会很少。

  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六七年前,韦森教授组织了一套丛书,其中把梅因的《早期制度史》列入丛书里。我让一个博士生先译一遍,我再来改一改。最后校对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马克思非常仔细地读过这本书,而且做了七八万字的读书笔记,包括抄一些段落,还有一些评论,他和梅因是同代人。我们的马恩全集是集体翻译的成果,好多人共同参与完成,所以初译、校对,集体讨论,再修改,再讨论,层层把关。按照这个翻译程序的话,应该说翻译水平应该很高了。但是我很意外地发现,马恩全集中看到关于梅因的读书笔记部分,翻译质量非常低下,因为这些译者没有一点梅因知识背景的训练。梅因的书是从早期的前罗马时代开始讲起,讲到了罗马时代,讲到了日耳曼民族,讲到了印度,总结了一些早期不同种族、部族制度形成的一些基本特点,很技术化,因为梅因本人就是一个法律史专家。翻译译马克思著作的这些人,因为没有那些知识背景,中国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提供受这种知识教育的机会,所以即使在这么严苛的翻译流程下,译经典都译得问题百出,这说明他们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

  民国时代我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没有做比较详细的文献史调查,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著作,在民主、宪政、自由传统这些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没有很多,一方面即使有,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西方的。(文章由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推送)今天回头来看,我们选择的东西往往是西方文化里很糟糕的那部分,这种错误现在是不是还在发生?我认为如果不保持足够的警惕,很可能这种错误会继续。

  从长远来看思想发展的价值,很多好的东西被我们遗忘、忽略,甚至被我们所批判,等着我们酿成恶果,回头来看才知道我们犯了多严重的错误。所以思想应该保持开放的状态,很多思想今天看来没有价值,也应该让它存在,等我们需要它的时候,随时可以拿来更换我们的头脑。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改正错误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休谟三原则远远高于法国大革命三原则

  这个社会得以比较健康、有效率地和平运行,确实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不能无视这些原则。从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来说,休谟的三原则要远远高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休谟的三原则是什么?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遵守承诺。这三条原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普通人,政权、权贵和普通百姓一样应该统一遵守。如果这个社会遵守休谟的三原则,那它肯定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这三个原则如果被破坏了,社会就一定会充满暴力、不公平。但是像休谟这样的三原则就没有变成政治口号,我们反而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大词更重要,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现象。

  现在的政治理念中,口号比较容易传播,但这些大词都没有可操作性。而休谟的三原则,就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把它当成道德原则的话,我们就知道每天处事交往应该怎么做。但如果是自由,什么叫“自由”?它太空洞了,没有实际内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则没有变成政治口号,反而很空洞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人爱听,好像可以准确传达我们的价值理念,而且可以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让政府给你自由,政府说你很自由了,包括西方人来中国都觉得中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比西方还自由。而如果说政府你要准守契约,说话算话,这个它就没法搪塞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中国近代之后进入意识形态时代,政治宣传产生了好多问题。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启蒙”两个字,因为启蒙喜欢用大词,启蒙容易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上升到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这反而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多的问题。政治的第一要务是解决问题、平息纷争,而不是贯彻理念。只有一个和平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人们都不喜欢混乱、冲突。一个好的社会我不愿意用自由主义、民主这些词来形容,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和平”。不管这个社会信什么主义,是一种什么制度,如果人们在这个社会里活着非常和睦、非常平和,人与人之间交往冲突非常少,而且这个和平的状态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或者说是用最少的暴力来维持的,那我不在乎这个社会是信自由主义还是信民族主义,它肯定是个好的社会, 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肯定感觉很幸福。

个人简介
冯克利,男,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青州长秋, 副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院。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担任过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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