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让更多人“看见”

田成杰 原创 | 2018-09-07 14:24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记者 笔记 书摘 柴静 看见 

  阅读笔记之:让更多人“看见” 作者:田成杰

 

  《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月出版。

 

  眼见为实!中国人的这句话体现出我们对自己“眼睛”的高度自信,但非常可惜,许许多多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缺乏对“眼见”事物的背景了解,和/或不具备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必要的分析、辨别能力,那么我们所看见的,不仅未必是事实、是真理,而且极有可能会被误导、被操纵!尤其在中国这种思想高度“统一”、言论严格管治的“动物庄园”,你所看到的的,只不过是统治者想让你看到的而已,在这样的社会,要想“看见”——正如本书序言中所说——“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如此看来,在蒙昧业已常态化的中国,“眼见”未必为实,“看见”仍是一种奢求。

 

  《看见》记录了作者对若干个热点和焦点事件的采访过程,以及作者的部分理解和分析。这本书还让我们对曾经的央视“黄金一代”略有所窥,心向往之,让我们不仅感叹,央视,原来也可以那样,活波,而深刻……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他(陈虻)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说服药会得胃病。”

 

  …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

 

  “…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矿工)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

 

  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陈丹青)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陈丹青)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他(李刚)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

 

  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陈虻)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

 

  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他(斯宾诺莎)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二〇〇八年,他(崔永元)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他(崔永元)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我的抗战》…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崔永元)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崔永元),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

 

  采访完,他(康洪雷)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自治,本就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不是一扯两断,是需要找到线头,以柔和手势轻轻一抽,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

 

  “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而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征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为九亿农民争取他们手中应有的权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公平有序的未来。”

 

  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

 

  他(卢安克)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人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识,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他不通过髙考就进入了大学。

 

  “…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卢安克)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他(卢安克)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背地里我问他(卢安克):“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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