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三国和韩非子:五大君侧定律

文武 原创 | 2019-01-19 20:52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定律 韩非子 三国 重读 君侧 

 

君侧定律一:理解君侧,才能理解君王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离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拨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

 

许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小说家也太夸张,这是典型的小说笔法。其实不然。久经沙场的夏侯惇,必然明白: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最关键时刻,恰恰必须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军威、稳定军心并震慑敌军,从而反败为胜。若是文明社会的君子之斗,或许确实应该“哎呦”惨叫一声,直接认输!但他是一个战争时期的军队统帅,就绝不能如此,更不能拍马回营,否则对方乘胜追击,必死无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强打起精神,硬充真的猛士,所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自拔眼珠,啖之复战,这是何其悲壮!哪怕不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为自己手底下的军士们以及他们的妻子父母负责啊!这一惨烈而悲壮的行为,承载着千军万马的悲欢离合与倍数的男女老幼!生命的重任之下,你才能真正的理解那些作出壮烈选择的将军!而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将军,必然是从无数的壮烈选择之中存活下来的,遭遇挫折而更其勇武,必成其行为惯性!

 

一般人倾向于从别人的个人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会从其社会角色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越是社会角色重要的人物,你要理解他,你就必须从其社会角色的角度去理解他。个人就像是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上的点。这个人的重要相关人,体现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之中,就是坐标轴。一旦失去坐标轴,就无法求取赖以准确表示点位置的有序数对,也就失去了这个原本可准确表示的点与这个本可捉摸的人。对于重要人物,尤其如此。

 

越是位高权重,越将身不由己,因为他们为之而努力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的那一帮子人。绝大多数的励志书籍都没有明言的是:无论政界、商界,小成者是为自己而努力,大成者则是为自己以及自己的那一帮子人而努力。凡是一如既往的忠诚并支持自己的人,虽有其奉献之大小之不同,皆可并列于自己的那一帮子人之内。尤其在政界,若无自己的一帮子人,则自身权力的存在,也将成为一种徒有其名号的形式,若无自己的一帮子人的支持,权力之行驶固然不可能,则成事之能力,亦等于零。这是由军事的和官僚的系统自身固有属性所决定的。不因高位者的脾性与意志而改变。数千年如此,今日亦然。

 

大成者的赌注,比之小成者的赌注,更为巨大,在心理几乎永远都会感觉自己输不起。而且压力不仅仅来源于自己与他人的攀比,也来源于自己的一帮子人与他人的一帮子人的攀比。仁者必不忍见自己的那一帮子人只是跟着自己受苦受累,必不忍见其惨淡未来。重诺者必欲使自己内心的承诺得以兑现,甚至是倍数兑现。

 

皇帝,其实不过是一整个利益集团的旗号。皇帝有了自我意识,并强硬出击,数千年历史上也不过屈指可数,如给贪官剥皮实草的朱元璋,如重用酷吏的武则天。皇权时代的皇帝,不过是戏台上的提线木偶,为了左边的利益而伸左手,为了右边的利益而伸右手。若是皇帝不能代表这个利益体系,就一定会被拉下马。肯尼迪就是这样。魏忠贤、慈禧,都是著名的君侧。为什么这些君侧能够成为君王权力的实际行驶者?因为她们在行驶君王权力之时,所代表的是一种集团性的利益。

 

君侧定律二:国亡君故之时,君侧最惨

 

中国古代许多的改朝换代,都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清君侧的旗号一出,应者云集,说明这一旗号极为有用。哪怕跟着这面旗帜壮烈牺牲,也有一种效忠我皇的悲壮感和崇高感!

 

皇帝身边的臣子,以清君侧之名给清掉,在三国中也有描述。

 

《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王癋等奉了晋主之命,水陆并进,风雷鼓动,吴人望旗而降。吴主皓闻之,大惊失色。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将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战?众对曰: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请陛下诛之。臣等出城决一死战。皓曰:量一中贵,何能误国?众大叫曰:陛下岂不见蜀之黄皓乎!遂不待吴主之命,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历史上最大的忠君之臣,其实是和珅。皇帝不能出面劫官济君,只能由和珅出面。和珅是唱黑脸,皇帝是唱红脸。最终得实惠的时候,当然和珅也要有一份。但是嘉庆的极端行为,等完全毁掉了建立在乾隆皇帝与和珅之间的分红默契。

 

君侧定律三:没有最卑鄙的君侧,只有更卑鄙的君侧

 

被活吃的岑昏,并非最可恨的君侧,三国中有一君侧,才是真正的恶毒、卑鄙。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却说高顺引张辽击关公寨,吕布自击张飞寨,关。张各出迎战,玄德引兵两路接应。吕布分军从背后杀来,关。张两军皆溃,玄德引数十骑奔回沛城。吕布赶来,玄德急唤城上军士放下吊桥。吕布随后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被吕布乘势杀入城门,把门将士,抵敌不住,都四散奔避。吕布招军入城。玄德见势已急,到家不及,只得弃了妻小,穿城而过,走出西门,匹马逃难,吕布赶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闻大丈夫不废人之妻子。今与将军争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辕门射赖之恩,不敢背将军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将军怜之。”布曰:“吾与玄德旧交,岂忍害他妻子。”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布自引军投山东兖州境上,留高顺。张辽守小沛。此时孙乾已逃出城外。关。张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马,往山中住扎。/且说玄德匹马逃难,正行间,背后一人赶至,视之乃孙乾也。玄德曰:“吾今两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为之奈何?”孙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图后计。”玄德依言,寻小路投许都。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值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都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玄德称谢而别,取路出梁城。忽见尘头蔽日,一彪大军来到。玄德知是曹操之军,同孙乾径至中军旗下,与曹操相见,具说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为之下泪。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且说这刘备,当日吕布放了他的妻子,而他却在逃难之时,吃了别人的妻子。战乱年代,不但吃饭成问题,吃肉则更加的希望渺茫。这猎户刘安,虽然打猎,但猎取的肉食,必然不多。要不也不至于要杀妻待客,用这几日猎取的肉食,不就行了?既然收获不丰,那就不够夫妻二人当食物,只得卖了肉食换来大米,而换来的大米,也得凑合着节省着吃,免得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平日里,这刘安就想,要是猎取的肉食只需供养自己一人,时不时的也能吃上一顿肉了。或许这杀妻待客的刘安,是早就想着要杀妻食肉了,却拘于夫妻忠义,而不敢冒然行事,正巧赶上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然是要大义灭亲了。且以他人的生命为投名状,换来自身荣华富贵……

 

只是不知:刘备那是感动的泪水?还是悲伤的泪水?被这种君侧给绑架、诱惑、麻痹的国君,是最悲哀的国君!这种君侧,有临时性的,固然也有长期性的。

 

君侧定律四:君侧,其实是忠诚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君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十六岁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这一段,百思不得其解。曹操将这些不忠不义的人留在身边,怎么能够放心?后来认真一想,这些人何曾不忠不义,又何曾忠义?他们都不过是忠于自己的利益。袁绍未败之时,忠于袁绍,就是忠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袁绍已败,忠于曹操,才是忠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杀掉这些已经改变忠诚对象的人,何必?何苦?

 

传闻1925年,张作霖部下郭松龄起兵造反,兵败身死。平定郭松龄叛乱后,张作霖盛宴庆贺。酒酣耳热之际,张的随从抬进一个箱子,向张报告说:“箱中皆是郭鬼子死后所搜得城内人和郭鬼子的密件。”一时间举座惊慌、人心惶惶。张作霖立即下令,将箱内之物当场烧毁。这个典故,同样值得思考。张作霖本就无须所有部下忠诚于己,只需要所有部下为己所用罢了。对张作霖来说,部下是用具,能用就行。

 

曾经的不忠,可是最大的道德污点!尤其对于君王统帅。但要这道德何用?要的正是忠于自身利益的聪明人。一切对于他人的道德上的抨击,可一概嗤之以鼻。世间哪有好人坏人?自视视人为恶人、人渣,有一个好处,就是起码你不会失望,也不那么容易被坑。古人所明白的是:你若恨,你就从利益上彻底将他打倒!唯此一途!道德抨击全是扯淡。成王败寇,就是真实的人类道德史。古往今来,人都是忠于自己的利益。任何体制下,人都是忠于自己的利益。从利益上倒掉,才会真正的倒掉。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忠诚,而是利益分配机制。知识分子之所以文革期间要受到压迫,是因为知识分子真正依靠的、信仰的,是知识,而不是权力。真正的知识分子忠于知识,而不是权力。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企业家而言,他们并非完全依靠权力的利益分配机制活着、活好。如果可以选择,真正的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企业家,她们一定是更希望可以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依靠知识的利益分配机制活着、活好的社会。这样是出于对她们自身利益的一种忠诚。

 

君侧定律五:作为忠臣的扁鹊,只能逃亡

 

《韩非子·喻老》: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扁鹊是不是君侧?当然是。不但是,而且是难得的忠臣。自古扁鹊少有,更多的是鸦雀无声。更多的是扁鹊变鸦雀的时代。韩非子写下这个寓言,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要给国君治病,而是要给国家治病。他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呢?其实并不是很恰当。因为国家之病,不在国君一人。扁鹊的错误,是专注于国君一人。或许扁鹊应从君侧着手。这篇寓言,最恰当之处,是扁鹊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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