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忠夫:一个寻找理想国的日本人

马国川 原创 | 2019-01-09 12:4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理想国 千叶忠夫 

  1967年,一群日本青年踏上了漫长的旅程。

  在任何时代,年轻人都是社会的扁桃体,社会有问题,他们首先“发炎”。1960年代尤其如此。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混乱的年代里,被“革命”的热情煽动起来的中国年轻人走上街头,欧美国家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作为中国的东邻,日本的年轻人也是躁动不安。有的人在校园内外鼓动,有的人则选择离开,到远方寻找理想国。

  51年之后,在远离中国和日本的丹麦,我和77岁的千叶忠夫坐在北菲茵民众学院的餐厅里,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窗外依旧绿草如茵,草地上的校舍色彩明亮。这是千叶忠夫一手创办的学校。望着他的满头白发,我渴望听到他的故事:当年他为什么选择离开?为什么要在异国他乡创办这样一所学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传奇?

  随着千叶忠夫的娓娓讲述,咖啡的香气也在我们周围悄悄地弥漫开来。

  一

  千叶忠夫出生在日本农村。他还记得,小时候,美国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当然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刻。日本以惨败结束,随即在美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政治转型。

  18岁时,千叶忠夫应征入伍,成为日本自卫队的一员。根据战后新宪法,日本不能保留军队。但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日本成立了用于防卫的自卫队。

  在八年服役期间,千叶忠夫完成了大学学业,学习的是社会学。彼时日本经济开始起飞,新的社会议题也随之凸显: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学生运动一度高涨,东京大学的学生甚至占领学校主楼。后来学生运动更扩展到校外,成为政治运动和示威的主要力量。

  “不左也不右,我在中间”,千叶忠夫自陈道,“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特别强的政治主张。”其实,千叶忠夫只不过不那么激进而已。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他在思想上仍然属于左翼青年。

  在这些左翼青年看来,这个国家虽然经济繁荣,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远不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很多人被边缘化,特别是残疾人,孤苦无依,缺乏保障。

  偶然的机会,千叶忠夫得知在北欧有一种更加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想出去看一看,去寻找一种更好的可能性。”就这样,千叶忠夫和一群年轻人怀着憧憬和渴望,离开日本,向着遥远的北欧进发。

  列车穿越浩瀚的西伯利亚,翻越高耸的乌拉尔山脉,首先抵达莫斯科。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苏联给千叶忠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吃惊地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贫困。苏联人追着外国人购买他们携带的东西,包括笔和裤子。

  在出发之前,千叶忠夫根据旅行社朋友的建议,买了许多尼龙袜子。在火车上,他就见证了尼龙袜子的神奇功效。朋友生病,一位女医生冷漠以对。当尼龙袜子展现在面前时,女医生绽放着笑容跑来帮忙。在列宁广场上,数百人排队去瞻仰革命领袖的遗体。只要一双尼龙袜子,就能够插队“加塞”。

  在当时的日本,激进的左翼青年还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梦幻里,把苏联视为一个理想国。可是对于亲临其境的千叶忠夫来说,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贫穷乌托邦。

  这群日本年轻人继续出发,火车终点是赫尔辛基。作为北欧的国家,芬兰地处东西方阵营之间,因此采取了中立态度,不偏不倚。千叶忠夫看到,芬兰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短暂停留,让他很难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他觉得这个岛国和当时的日本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那时的日本政府规定,出国每人最多只能携带500美元。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没有回程票的千叶忠夫开始寻找工作。四月的赫尔辛基依旧寒气逼人,千叶忠夫徘徊街头,不知所往。他没有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走进餐馆,问能不能洗盘子。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只是心里有那么一丝骄傲,“我生活在一个已经发展的国家里,不想做那么简单的工作。”

  同行者逐渐散去。千叶忠夫渡过波罗的海,先后到达瑞典、挪威,依旧找不到工作。他想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书,但是囊中羞涩,只能望校门而兴叹。于是他无奈地离开斯德哥尔摩,乘晚班火车,跨过浅浅的厄勒海峡,来到了丹麦。

  当这个跨越千山万水的日本人走下火车之时,波罗的海的寒风让他感到茫然。他没有想到,这里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地,这里将成为他的家园,此后半个世纪他将在此地奋斗。

  二

  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千叶忠夫心中的目标其实是清楚的。在告别父母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学习丹麦的福利社会。只是,虽然他听说这个国家以福利著称,却不清楚这套福利制度的由来。

  在战后,日本仅用数年时间就走出困境。和日本不同,直到1950年代中期,丹麦都是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在十年时间里,丹麦都是一个灰色的、半贫困的国家。

  不过,随后第二次工业化浪潮澎湃而至,这片灰色的土地仅仅用数年时间就变成了富足的社会。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确保每个公民过上像样的生活。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丹麦成为真正的福利国家。

  千叶忠夫并不急于了解丹麦的历史,他当时最急迫的,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个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一个人生地疏的亚洲人,仍然难以在丹麦首都找到工作。

  “我身体很健康,所以我会当农民,可以去干活。” 于是,千叶忠夫来到哥本哈根的郊区,在一个养猪场找到了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的工作。彼时丹麦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养猪业是这个国家的大产业。千叶忠夫笑称,自己曾管理一百头猪。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可是这个怀抱梦想和雄心的年轻人,每天在养猪的时候都对自己感到失望。

  一年之后,他摆脱了这种平庸无望的生活,来到赫尔辛格的一所民众学院,重新开始学习社会学。这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格隆维的名字。

  如果说,安徒生是丹麦的心灵,那么格隆维就是丹麦的头脑。生活在19世纪的格隆维是丹麦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849年丹麦国王颁布宪法,宣布实行民主。但是在一个民众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格隆维认为,只有让民众受教育,启蒙大众,民主才能够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格隆维提倡建立立足民间的“民众学院”,招收那些被剥夺教育权利的农村青年。这些学院与政府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入学门槛,不设考试限制,可随时入学。在19世纪下半叶,民众学院成为丹麦最大的教育工程。学院里富有感染力的老师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唤醒了无数青年人身上蛰伏的精神。他们从沉默无语的大众,转变为善于辩论、善于沟通的负责任的公民,民主社会由此形成。正是在格隆维的引导下,丹麦从19世纪的内忧外患中走出来,民主制度也巩固下来,从而为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福利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起权力和金钱来,思想是最有历史穿透力的。在格隆维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思想竟然点亮了一个日本年轻人的人生。从格隆维这里,千叶忠夫找到了人生目标:“我要办一所这种给年轻人提供机会的民众学院。”

  不过当时看来,这个目标遥远而渺茫,“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生存都是问题,但是这个梦想已经在那儿了。”

  为了生存,千叶忠夫向另一所可以寄宿的民众学院申请工作,院长慨然允诺。这些民众学院的院长都像格隆维一样,一心为年轻人着想,让他们有机会追求更好的社会。这所民众学院位于丹麦的另一座岛屿——菲英岛。第一次见面,院长就把课程表交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学习什么,还给他零钱买香烟。“这个校长是我遇到的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提供方便的丹麦人中的一个。”

  梦想就像阳光,可以照亮人生。心怀愿景,千叶忠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个当初不肯去餐馆工作的年轻人,现在却主动走进学院的厨房,心甘情愿地洗盘子。一个月后,他还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数学。

  三

  世界进入了1970年代。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千叶忠夫迫切希望了解丹麦的福利制度。他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不成体系。他也不想到大学里学习,而是希望在实践中观察。可是,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千叶忠夫的人生信条是“一条路堵住了,就找下一条路,反正我要试”。他给丹麦国家福利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梦想,请部长帮他找一所残疾人机构去服务。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信件一定石沉大海。可是,这里是丹麦,一个奇妙的国家。千叶忠夫很快就收到了部长的亲笔信,介绍他去一家服务残疾人的福利机构。

  抵达丹麦三年,千叶忠夫获得了第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开始为这个国家交税。一年后,千叶忠夫给哥本哈根主管官员写信,又获得了在工作中了解丹麦儿童福利制度的机会。

  通过这种“做中学”,他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此时,已经年满30岁的千叶忠夫渴望系统学习。他又进入欧登塞大学,学习了三年的社会学。

  1974年,千叶忠夫带着丹麦夫人,回到了日本。阔别7年之后,故园犹在,父母垂垂老矣。由于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日本终结了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这个远东岛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富足,各种福利制度相继建立。学生运动则走向沉寂,因为大众不再认同学生的做法,社会由冲突回归常态。可是在千叶忠夫看来,和丹麦比起来,日本的福利体系还有许多缺憾,远没有健全。

  尽管日本有许多就业机会,千叶忠夫还是回到了丹麦,开始在福利机构工作。他先是照顾老人,后来又教育问题少年。他发现,不幸的家庭是导致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卖掉哥本哈根的公寓,买下北菲茵一所已经停办的学校,举家迁居,让问题少年住在自己的家里。

  此时他的家庭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怎么可以天天跟少年犯生活在一起?太太不能理解。然而千叶忠夫却感到欣慰,因为自己创办民众学院的梦想开始起步。他对太太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民众学院。只要我做成了,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你也会很快乐。”

  “那会儿生活特别不容易,”回想当年,千叶忠夫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现在我退休了,她终于快乐了。”可是在那笑容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心酸!我难以想象,在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一个家庭常年与问题少年生活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

  不断有问题少年被送到这儿来。除了教育,千叶忠夫还刻意锻炼他们的意志,带领他们围着学校跑步,训练特别苦,体力消耗严重。一些孩子主动要求返回学校,或者去找工作。

  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多年之后,千叶忠夫终于实现对夫人的承诺,不再招收问题少年。他成立了“日丹交流学院”,招收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丹麦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尚未正式注册成为民众学院,可是这里的教学已经是民众学院的方式,师生互动,相互激发,“关键词就是自由和民主,但要为自己负责任,这是负责任的自由和民主”。

  1997年,丹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北菲茵民众学院”。在抵达丹麦30年之后,千叶忠夫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四

  我望着窗外一幢幢色彩鲜艳的房子,彷佛置身于童话王国。为了这所学院,千叶忠夫付出多少汗水?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创办一所学院,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更让人感动的是,千叶忠夫并没有把学院据为私人财产,而是交给一个理事会管理。

  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千叶忠夫经常说自己“no money”。可是在他看来,“保持饥饿是一个好事”。就在“饥饿”状态下,他努力不懈,北菲茵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

  丹麦规定,只有丹麦籍学生超过50%,才能够获得政府资助。2003年之前,因为只招收日本学生,北菲茵民众学院一直没有像其他的民众学院那样,获得丹麦政府的支持,只有靠千叶忠夫自己独力维持。

  很难想象,当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的时候,远在丹麦的千叶忠夫竟然也迎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非典”,国际交流锐减,日本学生来不了。北菲茵民众学院不得不接收丹麦学生,以缓解经济危机。丹麦政府开始提供资助。不只是丹麦学生,所有的在校生都享受政府的补贴。

  2005年,64岁的千叶忠夫卸任,将校长职务交给摩根,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如果说,在此之前民众学院主要是把丹麦的福利制度介绍到日本去,那么在此之后就有了不同的焦点。但是,学院一直保留“日本班”,让日本年轻人有机会学习丹麦的福利制度。

  日本的皇太子还专程到这里参观,而且留宿一夜。这让北菲茵民众学院在日本名声大噪,许多日本年轻人慕名而来。这些学生回国开办自己的福利机构,或者做相关的事情,都在推动完善日本的福利制度。这让千叶忠夫感到骄傲。

  千叶忠夫叶经常回国做讲座,他的著作在日本广受欢迎。一位成功人士在地铁里读到他的著作后,抛弃公司的高管职位,跑到这里来任教,而且立志将来要在日本开办一所类似学校。

  千叶忠夫仍然定期来学校里授课。他总是笑眯眯地出现在校园里,穿着朴素,谦恭得就像一个老工人,同时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和我对坐交谈,他不时地和我开玩笑,笑容如孩童般灿烂。然而,他又有坚贞执着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改变我的立场和我的态度。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联合国推出的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多年以来丹麦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在千叶忠夫看来,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丹麦成功的根基。虽然丹麦的福利制度难以复制,但是永远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我想做一个民众学院,这件事儿做到了。但是我永远不会觉得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至今保留日本国籍的千叶忠夫说,“我真正的梦想是,改变日本的社会状态,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真正的福利社会是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上的。像古巴、北朝鲜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福利,但不可能是真正的福利国家,因为它们缺乏民主。我一生的梦想,就是要让日本实现真正的民主,成为真正的福利国家。”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临别之际,千叶忠夫在他的日文版新书《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丹麦生活方式》上写下这样的话,和著作一起赠送给我。显然,这句话是他一生的信念,这本书则寄托着他毕生的梦想。这位77岁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丹麦至今仍然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为此生能够找到一个理想国而骄傲。”

个人简介
《财经》杂志主笔。1971出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先后供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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