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是怎样横空出世的?

何党生 原创 | 2019-12-27 08:57 | 收藏 | 投票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他的几度沉浮。这是我对老人家的一个深切怀念。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真正的错误都没有受到过处罚,而受到打击和处分的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据他自己说,1935年之前,他遭受过20多次打击,除了撤职,降职之外,还包括各种处分。这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查了下党史,可以肯定的说他受到他受到的打击和处分,至少有4次,这是确定无疑的。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深切的感到他老人家在一次又一次不公正的待遇面前,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越挫越奋,最后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今天我讲的,就是毛泽东“四起四落”的故事。

  大家知道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第2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就爆发了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实际上是宣告了1861年来中国追赶西方工业化第1次努力的彻底失败。“四万万人齐了一下,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也注定了他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中国人民于水火。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时年28岁。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之处:青年毛泽东曾用过笔名28画生。从1921年到1949年是28年。从1949年到1976年是28年。从1979年9月9日老人家去世,到10月8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正好是28天。不能再说了,再说人们有人会说我你迷信,不过,我相信这就是历史的巧合。 

  1923年6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选入由5人组成的中央局。这5个人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在中央局的分工是和陈独秀一起负责中央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应该是毛泽东第1次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能进入中央局,我想这和他的工作成绩是分不开的。1921年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后,就回到了湖南,在湖南成立了湖南支部,当选为湖南支部书记。那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展党员,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影响很大。

  可是,在1925年1月,由于毛泽东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党的四大。会议选举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大起大落。

  1927年是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的年份。这一年年初,全国舆论的焦点,是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代表的许多人,主张农民运动糟得很。的确啊,千百年来在社会上掌权的,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有身份、有体面、有地位的人。可是现在,一些脚上有泥、还粘着猪屎牛粪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民、乡巴佬掌握了权靶子,居然“打土豪分田地”,把乡下闹的乱哄哄的,这不就是天下之大不韪吗?究竟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年初到自己的老家进行了一场农民运动考察。

  这一年 4月12号,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8月1号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1枪。8月7号党召开了“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 20个人吧。许多参加会议的人都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知道在白色恐怖之中、黑云压城之下、党内群龙无首之际(陈独秀已下台),下一步中国革命的路应该怎么走。

  当年34岁的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不过他在党内的排名是很很靠后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充分展展示了他领袖的气质。

  毛泽东说,今年年初,我到湖南的老家一看,漫山遍野跑的都是农民,在中国搞革命不依靠农民依靠谁?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提出了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当时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的改变了中共中央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着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一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评。1927年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罪名是犯了“枪杆子主义”的错误。

  1927年年底,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可这个时侯,11月中央会议的口信传来了,说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被撤除了,还误传说毛泽东的党籍也被开除了。

  这真是当头一闷棍。毛泽东本来是党中央派来的,是红军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现在不是党员了,自然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这样,毛泽东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收拾整理了一番军容,还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据说,这是这位伟大领袖一生唯一一次背枪。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后来,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给了处分是事实,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侯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起落。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发生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七次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 

  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后。 1929年5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或者说直白了,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

  结果呢?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随行的有贺子珍(老婆)、曾志(后来是陶铸的老婆)、谭震林(后来是副总理)、江华(后来是最高法院院长)等。

  50多年后,曾志也回忆说:当时朱德军长曾问她,对朱毛争论怎么看,她说党在军队中应当起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就被划到毛那边去了,无法再呆在红四军,才跟着毛委员去了闽西。

       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时,把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次打击,给毛泽东的打击很大,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直到这一年(1929年)11月底,因为排挤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让陈毅去汇报情况,毛也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陈毅如实地讲了情况,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朱德都承认自己是错的,陈毅亲自去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甚至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这个渊源和来历。

      后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来“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 月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党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也是军队的不变灵魂,大家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最终确定了下来。

  毛泽东的这第3次起落,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4次起落,是他在遵义会议前,被剥夺红军指挥权时间长达两年多。 

  这还得从王明谈起。1931年初,王明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但很快就出现了一片混乱。

      先是一批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再是罗章龙等不服王明,组织第二党搞分裂活动;很快又出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向国民党供出了很多绝密情况,并建议把党中央一网打尽,多亏钱壮飞获得了这个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紧接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中央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代理总书记的王明,他觉得太危险,就辞去总书记职务,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让24岁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王明临走时要求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

  总之是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了。于是19231年底,当时第3次反围剿刚刚胜利不久,中央要到中央苏区来,好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认定所有和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于是就开展了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随后,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作报告时,因谈日本侵华必然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和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当即被粗暴地打断并受到指责,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

  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连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

  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又明确规定只是参与指挥,计划决定权是朱德,最终决定权是周恩来。但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正确,只要参与指挥也能起主导作用,又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

  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争论到最后,却是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

  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

  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弟弟毛泽覃被免去师长职务,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之后,就是红军、中国革命越来越艰难的日子。

  1933年1月,开始第4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刚开始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照“先发制人”的战略打仗,后来很快发现得不偿失,发现这是错误的,果断的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填的《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讲第三次反“围剿”的。

  在此之后,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结果是持续一年的的第5次反围剿,红军遭受巨大重大损失,被迫长征。

  而在长征初期,这些指挥消极避战,再加上错误指挥。结果红军的战略转移,简直就是”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4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人。

  正是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深刻的深刻的认识到博古、李德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坚决主张端正党的路线,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最早站出来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现在人们叫“粉丝”。

  再有,就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

  1997年,我当时还是市委政研室工作。那年春天,我有机会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遵义。到达时,记得已是黄昏。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

  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和我们介绍说,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

  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我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实际上还有几个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铺垫。

  第一个是党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会后,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可是,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第二个会议, 是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围绕要不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开展的。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于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德、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强渡乌江”的提议,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他们却一筹莫展,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从此,“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

  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李德、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博古说’不’了。”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议背景,除了上面说的那几个会议,我感觉,毛泽东的主动也更重要。

  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

  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

  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毛泽东在三个会议上的努力争取。第一是在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

  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第二是黎平会议上,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第三是猴场会议上,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曾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大家看,中央的一系列会议的辅垫,毛泽东本人的一连串的努力,他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崛起,就是时间了。1935年1月5日,红军打下遵义。

  10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已想“趁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地总结,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我说,博古也是个好同志,我们这些后来者,也不能忘记他!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

  邓小平是不是出席了遵义会议,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小平自已说,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共20人。

  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当年在瞻仰遵义会议纪念馆时, 我记得一楼的东侧则是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所在地。

  「请闭上眼晴,和我一起回顾、冥想」

  走进这间屋子,我仿佛看到这里文书飞传的画面,听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和接收信息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

  “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纪念馆馆的讲解员介绍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这种相对的隔绝,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我在有关论议中看到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接到会议通知后,毛泽东就对住在一起的张闻天说:“老张,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张闻天说,如果开会,非得把一年来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再让他指手画脚了”。

  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军团首长召来开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能争取到最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中国命运的目的。”

  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

  在遵义纪念馆,可以通过一个3D模拟情景剧,了解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

  在剧中,博古作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听着张闻天的报告,博古不停地拿着茶杯喝水,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第一天的会议,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大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张闻天对博古虽然有一些嫌隙,但从没有这样激烈地在会上反对过他。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好像又拉长了,这是博古无法理解的。”我当年听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介绍说。

  博古的军事报告让大家很是不满,张闻天的反报告又让会议剑拔弩张。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会议。

  “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毛泽东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

  在情景剧中,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

  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

  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

  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

  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当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丧、痛苦、愤怒,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博古当晚写下的一段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博古是多么希望看到红军早日摆脱困境,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办法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

  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21年到1935年,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认识了毛泽东、理解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

  换来了中国革命这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一次挽救党和红军命运、进而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会议。

  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4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仍然着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领导核心,从此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迎来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大翻转,实现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行的10枚与遵义会议有关的邮票,高倍浓缩地传承和彰显了遵义会议不可磨灭的红色历史文化。

  选自《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故事讲到这里,我已经很累了,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了,但是这个故事的本身并没有结束。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

  也就是说,虽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核心。但是,从名分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还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这些重大的挑战来自于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来自于领导层多数的不支持,来自于得力干将的发难,也来自于党内实力派的分庭抗礼,也来自于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掣肘争夺等等……这些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沉浮、一个人的得失,实际上,是一个党关于自己的主义、思想、道路之争,是伟大领袖不忘初心,坚守初心,担当使命一生当中最光辉、最耀眼夺目的足迹。

  其中(1935——1945年)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生动,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一个比一个直抵伟大领袖的艰苦卓绝,一个比一个抵达老人家那种”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一个比一个揭示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迈心智,一个比一个抵达伟大领袖崛起的深邃经验和智慧。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中国历史书、近现代中国历史书,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书,一本励志书,一本成功学的书,一本“心学”、“实学”教科书,读这本大书,学习毛泽东,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毕生的时间。

  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本文是根据我个人相关讲话录音整理的,口头语很多,有些内容也没有严格的学术究竟,不当之处,请同仁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有机会我们接着讲。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本文摘自《何方谈史忆人》,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 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

  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张闻天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角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见他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人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夭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1938年以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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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西高东低,大河东流,趋势也!何老师着, 日食无米之炊(读书),夜读无字之书(思想)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头脑里奔跑思想千军万马,述而不作,劳心活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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