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没死,因为那一代代优秀的校友

孙立平 原创 | 2019-02-01 15:2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北大 

  早晨起来,读到一篇悼念北大校友的文章。一篇纪念一位早逝的才华横溢的理想主义者的悼文。

  心中突然出现一个念头:今年校庆的时候回母校看看。不为别的,就为那一代一代的令我敬重的校友。

  我这么说,好像多少有点矫情。

  在北大读书教书22年,即使现在离开北大,也不过是一墙之隔,何况有时因上课或讲座还偶尔会到北大去。校庆回不回母校又算多大的事情?

  但在我这里,还真的需要说几句。

  说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参加母校的校庆了。首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差的人。因此,哪怕是北大的百年校庆,我当年也是在外地,记得那年好像是在香港。

  但更主要原因是下面这个:我们读书时所在的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而新闻专业实际上是在人大被取消的时候由人大新闻系迁移到北大所设的一个专业。后来,人大复校,从78级(就是胡舒立他们那一届)起就回人大招生了。

  我的意思是说,恢复高考后北大的中文系新闻专业只有我们77级这一届学生。此后,我们专业课的老师后来都回人大了。

  这样,同学们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参加人大的校庆(而人大也把我们作为人大的校友)。因为老师在那里,返校主要就是为了看看老师嘛(这里还有一点,人大进门容易。北大,尽管我是北大校友,且在北大工作了18年,但现在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进北大的门。据说是先要去领校友证,但如何能进得门去领证,还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今年,真的想在校庆时回北大看看。特别是人们在异口同声说北大堕落的背景下。

  北大是一座殿堂,不仅仅是在学术和知识的意义上,更主要是在精神的意义上。所以,多少年来,无数人景仰北大,北大学子也以北大为骄傲。一塌糊涂,不是景物,而是一种桀骜不驯精神的载体。

  而在最近这些年,北大似乎越来越堕落了,不是学子口中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恨之切的堕落,是真的堕落。无论我多么热爱母校,也必须得承认这都是事实。甚至可以说,这种堕落经常在不断刷新它的底线。

  但尽管如此,母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点都没有降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是愈发增添了我对她的敬重。

  为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在历史上,北大之所以有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固然是因为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辈,但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那时有社会的宽容,有学校当局和老师们的呵护。没有社会的宽容,辜鸿铭能够在北大甩着辫子讲那茶壶茶碗?没有老师和学校当局的呵护,那些有着某种叛逆的怪才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所以,提到北大的时候,学子们总爱提起他们尊敬的那些前辈,其中,远的有蔡元培、傅斯年,近的有马寅初、丁石孙。

  因此,我对北大的热爱,爱的不是她的辉煌与地位,爱的是那一代代的师长与校友,爱的是在他们身上彰显的理想与气节。

  对83、84、85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我曾讲过,北大的精神,人们有不同的概括,我更愿意将其概括为四个字:自由、责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一种执着和承担。

  当然,我也对他们说过,你们可能是很孤独、悲催的一代。你们可能是最后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你们将会生活在理想主义消退的时代。这话,如果是对北大学子而言,也许是过分悲观了点,甚至也有一种苛责在里边。现在我要说,你们更难能可贵。

  行文到最后,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一个优秀的学校,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北大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光辉。但,谁能否认另一种美的存在?即残破的美。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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