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六十年（回忆录）
卫祥云
公元1955年 生在万荣
公元1955年农历10月22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
这是黄土高坡孤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常年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人畜用水都很困难，主要是打井围塘造池，蓄积自然雨水用于吃喝。如果遇到天旱，池塘和井水不够吃时，就只好到孤山脚下的另一个村庄去挑泉水用。
这种情况下，别说洗澡，就是洗脸洗手都要节约着用。我在上大学之前，根本没有洗过澡，只在池塘里玩耍过。
这一年，四十开外的父亲有了我，家里由四个人增加到了五个人，爸妈应当很高兴。时年大姐十二岁，二姐五岁。我成了家里的独生男孩，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家里一个男孩就算是独生子。当时征兵是不要独生子的。要不然，我的命运会呈现不同的景象。
公元1956年 生日记忆
公元1956年，我一周岁了，好像没有可回忆之事。在当时的年景之中，父母可能不会为我过生日的。以后在农村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逢我生日，母亲会给我煮一个鸡蛋吃。有时候就打一个鸡蛋，用一个带长木头柄的炒勺，伸到柴火灶里炒着吃，除此而外，我就没有过生日的印象和记忆了。
公元1957年 追忆老师
公元1957年，我两周岁，没有留下什么较深的记忆。
但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我国发生三年重大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年份。
之所以对于1957年写点文字，源于我人生中十分崇敬的一位中学老师。
老师卫崇才，毕业于天津大学中文系。当时，他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在山西省万荣县汉薛中学教书。
听村里人说，他原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因在反右运动中有右倾嫌疑，被贬到万荣县汉薛中学教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对他的敬仰和崇拜。因为他才华出众，激情饱满，饱读诗书，可以说是我的读书启蒙老师。
后来，我的初中和高中生活都免不了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他昂扬激情的学习热情和谆谆教诲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果说我有时候还有点痴迷于文字写作的话，他的感染力是我终生难忘的。这也是我对1957年这一年印象较深，能留下几句文字的缘由。
公元1958年 天灾之年
公元1958年，我三周岁。这是中国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也是我人生中开始懂事，能够记忆一点事情的开始之年。
当年，听说城里人的生活也很困难。有的人就回到老家谋生路，起码瓜菜代的日子还可以延续生命，勉强活着。
当时，农村都吃集体食堂。我清楚的记得这样一件事。村里有个青年人，有一天从甘肃酒泉回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当时我们很多人在扒白萝卜身上的泥土，他来到时顺手拿了一个带泥的白萝卜，用手捋了一下，就放到口里大嚼起来。像饿狼一般，好久没有吃到食物的样子。说明城里的生活也不好过。
我父亲算是商人出身，20多岁离家出走，到甘肃兰州、酒泉、临洮、白银一带跟人家掌柜的打零工、做买卖。听父母说后来有些小生意，做得还不错。但遇上了50年代的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我父亲感到私营工商业者没有前途了，就选择了回到老家务农。
父亲虽然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中学等，大学就甭提了。但能写会算，回到当时的农村算是半个文化人。所以，在办集体食堂时，父亲担当了司务长的角色。我母亲做饭是一把好手，因此，也属于生产队集体食堂的能手。这样，我就有了比同龄人较好的条件，可以吃饱肚子。记得当时每天晚上，各家大人们先吃苜蓿煮稀饭，有小孩子的家庭可多领一碗油菜煮面片。苜蓿是喂牲口的一种青草饲料，嫩芽也可以煮着吃。仅这种苜蓿我一直吃了好几年。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父亲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热心助人的人。记得后来，他曾在皇甫人民公社的好几个大食堂里当过司务长。村里的好几个小伙子都沾过他的光。像曹光明、梁天海等人，都曾得到过父亲的关照。而关照的事情就是给这些饿肚子的年轻人偷着吃点偏饭，这在当时是求之不得的。当然，我也不例外。按照父亲的观点，就是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力所能及的同村人。在这一点上，我似乎与父亲有着相同的习惯。
公元1959年 小孩搬家
公元1959年，我四周岁。这是令我父母极为兴奋的一年。
我父亲从甘肃兰州回到老家以后，已经实行了农业合作化。爷爷去世后，后娶的奶奶带着与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一起生活。我家里既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宅基地。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租住的本家人的房子里，我应该就是在出租房里出生的。
就在这一年，家里买了一孔冬暖夏凉的窑洞。搬家那天，我和父母亲一样兴奋。记得在出租房旁一棵高大的槐树下，我撸起袖子帮大人搬了一趟又一趟家具后，左手拿一个馒头，右手拿一个大柿子，吃的津津有味。并准备继续帮大人搬东西。我父亲看到孩子都能帮大人干活了，很是高兴。
公元1960年-1962年 三年平安
我从五周岁到七周岁的三年，玩童一个，性格内向，生情怯懦。作为有两个姐姐的小弟弟，应该被宠。但记忆不深，难留印象。因此三年平安一篇带过。
公元1963年 北吴小学
公元1963年，我八周岁。开始在山西省万荣县北吴小学读书。
有一天，学校里收学费。母亲给了一元钱，是红色的。到学校交学费时老师很诧异？别的同学的钱是偏灰色的一元钱，我家怎么交的是红色的一元钱。后来，我才知道是父母亲原来在甘肃一带经商积攒下的钱，由母亲保管起来。待到用钱时急用。后来我才渐渐地知道，父母亲原来不在农村种地，而是在甘肃白银、临洮、武威、兰州一带做些小生意。
我父亲是在年轻时，大概20多岁左右离家出走到很远的西北一带去闯天下，用他的话说是给掌柜的打工、做杂活、学手艺。主要是能写会算即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读过书，即正规地上过学，是靠自己自学。比如打算盘，写毛笔字，记账等。
妈妈即是父亲在甘肃临洮打工时认识的。后来，在当地生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听说他们当时的日子过得比较好。我的两个姐姐都是雇人看大的，爸爸应该是个小的私营业主。我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姐姐小的时候，几乎每天可吃上一个鸡腿。而我小时候比起他们可算差多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过生日最大的奖赏就是一个鸡蛋。煮着吃，或是炒着吃，只有我一个人能享用，其他人都没有这个福分。当时整个农村都一样，许多家还不如我们家。我知道，有许多人家比如男孩子多的人家，一年的粮食总不够吃，吃一碗不带汤的面条都是奢侈的，而是要做成面汤喝，先填饱肚子再说。
值得一提的是：上学以后，我就成了循规蹈矩好学生。由于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学习上。学校的校长兼老师李正非常待见我。
公元1964年 少年先锋
公元1964年，我九周岁，上小学二年级。
我是第一批被老师选中参加少年先锋队的。记得写申请时要交履历表。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舅舅、姨妈之类的社会关系。而我只填叔叔和姑姑一家人的社会关系。问父亲怎么填？他告诉我舅舅、姨妈家均填写断绝往来几个字。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就照父母的意思填了算完。这也没有影响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和其他事情，反正从此以后，只要填这些社会关系，我都是以断绝往来几个字应付一下即可。
后来才知，我母亲本姓王，后来给刘家当了闺女，所以叫刘玉琴。有一天，说是舅舅家的大孩子来了封信，我记不得信的内容了，但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叫王宝贤，是个老师，半身照片上的模样至今依稀可见，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衫。后来，我们也没有来往。我虽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我现在认为生活贫穷是一主因，双方都没有见一面的愿望。对于我来说更没有想见面的欲望了。因为不管是舅舅、姨妈，还是他们的孩子，我都没有见过，更不认识。只要母亲不提这事，我和他们就是陌路人。
公元1965年 文革前夜
公元1965年，我十周岁。实在想不到有什么记忆，因为1966年中国发生的事比较震撼，所以1965年回忆略去。
公元1966年 文化革命
公元1966年，我十一周岁。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就在这一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我不但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而且参加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家里住的窑洞壁上贴满了我的奖状，奖状上写着四个无限：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和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我还在全县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讲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实际上，我当时对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并不理解，只不过我的学习比较认真、天资聪颖，被学校老师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选中而已。
这一年，我上到了小学4年级，开始学写毛笔字。我不仅在学校写，还在家里写。炕头边，窗台上，吃饭的小桌上都是我勤学苦练的地方，乐此不疲。不用老师催促，也不用家长教导。我总是超额完成作业。我还把老师布置的抄写作业用毛笔小楷来书写。当然，这一切举动，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是有所受益的。
记得有一次，我早早地吃完饭来到学校，老师和学生都还没来，教室里的门是锁着的。在我无法进教室只能等待的情况下，我忽然发现教室的窗户是开着的。于是，我轻轻打开旋转的窗框，从窗户翻身进教室，拿出毛笔和纸，认真地练习起来。这一切被一个小我两岁的低年级学卫志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他也上了大学，还给我说我的那次举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受益终身。
公元1967年 混乱年代
公元1967年，我十二周岁。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的我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事，但有些事使我非常不解。
本来，这一年我要到离我出生村庄5里地以外的公社所在地去上学。但刚去了不到一年，又回到了村里。说是要改革小学教育管理体制，村里的学校实行五年制教育。我们村里有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老师也回到了村里教书。实则是大材小用，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卫崇才老师。
有一天，我在村头的大庙前闲逛，突然看到一张小字报，上面写着：县里要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闫广洪大会的信息。我感到非常吃惊：闫广洪不是县委书记吗？我参加全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时不就是他做的报告吗？要知道，他可是全万荣县许多人都难见到的县委书记呀！怎么突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此，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莫名其妙！
当然，这一切随着岁月的交替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一年不过是是中国进入动乱年代的一个开头而已。
公元1968年 独立思考
公元1968年，我十三周岁。在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人民公社皇甫村七年制学校六年级读书。学校已改为军队建制。六年级称为第六连，学校的最高年级称为第七连。
此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如火如荼，而且开始由文化革命向武装斗争升级。我作为红小兵，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不大，但学习课程很不健全。记得只有数学和语文两门课程。还有两门课程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前者对应的是物理；后者对应的是化学。这两门课我学的都不好，尤其是化学，我只对一个化学符号记忆深刻，后来也忘了，就是草木灰。
我的数学和语文课学的还不错。语文学习对革命样板戏印象最深，主要是背唱词。如林海雪月中杨子荣的唱段和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等，我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
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半个小时就把题答完了。其中有一道五分小题，我当时想不出来。就在卷子上写了“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几个字，提前一个半小时交卷了。
公元1969年 父母之命
公元1969年，我十四周岁。这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生的大事。我的父母亲给我订婚了，我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成了感情上的最大受害者。当然，女方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之一。
我和她同村同姓，但我们俩从来没有说过话。这都是双方父母策划导致的结果和事实。不仅要给对方买东西，还要请所谓的媒人吃顿饭。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天经地义，完全没顾及我和对方的感受，反正村里人都知道我订婚了。这种现象在当时农村非常普遍。
记得当时我不曾哭过一次，对父母说我不愿意此门婚事，但父母好像从来都是无动于衷。他们给我是这样说的：“咱们两家都是熟人，已经给人家答应了。现在又反悔，多么不好。让我们怎么给人家说？”
就这样，我家住村中，她家住村东。但我们俩从来不说话。即使过节去她家，也只是吃顿饭而已。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交流，我也不愿交流。这样的生活境况竟然持续了将近10年，一直到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总算终止了这桩奇怪的婚约。此时，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对此，我不知道父母亲当年是何感受？
公元1970年 小露才华
公元1970年，我十五周岁，仍在皇甫七年制中学读书。
当时，学校里除上数学课以外，初中的主要学习课程就是语文。而语文主要是作文，包括写大批判文章。今天是批判修正主义，明天又变成批林批孔。而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则成了我们学习背诵的主要精神食粮。
我在皇甫学校读书，每三天回家背一次馒头，吃三天。记得有的同学背书没过关，星期三就不能回家，我还得帮他们带馒头。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可以回家吃一次饭。尤其是秋季，回家的时候背馍口袋是空的。可以到生产队的豌豆地里摘一口袋豌豆回家煮着吃，算是调剂一下生活。
另外，我在学习之外，开始学写诗歌。写大段大段的抒情诗。如有人把路边的白杨树折断了，我则可以写一篇哀悼小白杨的诗文，以抒发我的情怀，并受到了班主任、语文老师卫崇才的表扬。这无形中锻炼了我的文笔，使我终生受用。
公元1971年 高中记忆
公元1971年，我十六周岁。经过考试和推荐，我到离家10公里外的万荣县汉薛高中读书。
这一年，北京的工宣队开始进入清华大学。我从报纸上看到：革命工人那德贵，热情地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主席把外国人赠送的芒果亲手送给了工人宣传队。城市知识青年也开始了上山下乡，像我这样的所谓农村知识青年高中毕业后已没有大学可上，只有返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机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完高中的。
在高中读书时，家里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120多元。是我母亲卖掉自己的一枚金戒指加上生产队劳动分红换来的。那枚金戒指卖了70元钱，至今记忆犹新。
公元1972年 三好学生
公元1972年，我十七周岁。在高中，我仍然是好学生。物理、化学我都学的不好。数学、语文自然是我的强项。数学不仅常考100分，有时还能做到半小时交卷。每次成绩都在90分以上。语文就不用说了，因为没有正常的课本，教材变化很大，甚至没有课本。那我就更好地发挥了。
记得学校的黑板报上经常有我的大段诗歌和文章登出。上下两届年级的同学都称赞不已。
由于我的板报字写的比较好，也常常引来同学羡慕的目光。而且模仿者居多，由此，我也每年都是优秀学生，家里的奖状又会多了几张。我父亲说：没想到我儿子在初中是三好学生，到了高中仍然是。这是他对我由衷的称赞，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而且一定是对我给予了厚望。
但我后来的一切他都没能看到。
公元1973年 返乡务农
公元1973年，我十八周岁。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式开始我的务农生涯。
在向皇甫人民公社团委转团关系时，公社让我填表格。当时，公社团委书记杜光明发现我写的字非常漂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我后来到公社技术工作站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务农期间，我还用所有的零用钱买了一些经典名著。不知何因，我对中国的四大名著等书并不爱读。而钟情于欣赏高尔基和鲁迅的著作。如高尔基的三部曲《母亲》、《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和《彷徨》等。当时我对这些名著似懂非懂或大多不懂，只是喜欢看而已。且每年的10-20元压岁钱都用于此，这是我能支配的。
真正对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了解是在2017年-2018年了，时年我已是63岁的老人。这两年我除了阅读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书外，主要在读金雁编著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和《鲁迅全集》。
公元1974年 财务队长
公元1974年，我十九周岁，被选为北吴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财务队长，负责全生产队的预算和账目，包括分红、分粮食、分其他生活用品等。其实，当时的账目我并未完全搞清楚，我父亲也不同意我执掌生产队的财务大权。他知道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整天想的都是如何离开农村。所以就异想天开地给人民日报社投稿，写“社论”，当然是模仿。结果换来的是人民日报社的几份工作通讯。这在当时虽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说明我不甘心在农村修地球，有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理想。
突然，有一天，在我村工作的公社工作队人员通知我，要我去皇甫人民公社技术推广站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门不是老百姓随便可以进的，而我被钦点到公社工作，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尤其是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
公元1975年 理想混沌
公元1975年，我二十周岁。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中国政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刚刚复出不久，又被第三次打倒，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批林批孔运动也在全国展开。我在皇甫人民公社工作不到一年，技术推广站撤销，公社决定让我到公社农技站工作，我不感兴趣。决定回村，继续务农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虽然冬天很冷，但我自己修地球的热情却很高。现在看来，当时就是在破坏大自然。但都被冠以农业学大寨和改天换地的噱头。好好地山沟里长满松柏，却要把松柏铲掉修所谓的梯田。结果是得不偿失，热血青年的一腔热情被无知无畏所利用，而无人心痛。大家都还在洋洋得意，不知羞愧。这就是人类的无知无畏，甚至无耻。
公元1976年 父亲去世
公元1976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导致了中国的接班人之争和1976年十月的粉碎四人帮事件；
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父亲于1976年12月去世，从此我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时年我二十一岁，似乎并没有感到国家的大变化。只是有两种感觉：一是家里今后的生活要靠我了；二是过去不愿听父母话的时候常常有理，现在好像不听母亲的话没有道理了。我当时唯一感到需要调整一下心态了。
公元1977年 恢复高考
公元1977年，我二十二周岁。
这一年的大事非常多。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底全国第一次招生。
而我当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宅基地及窑洞的整理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增加了不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但却没有好的结果。于是，我于当年去了运城盐池工作。说是工作就是卖苦力。经过3个月的艰苦劳动，我大概挣了近500元钱，准备盖房子。但这远远不够。记得当时在运城盐化池做苦力，每天很累，吃的也多，因为吃的少了扛不动100-200斤重的麻袋。但那段时间最难熬的还是精神上的贫乏。于是，在我的枕头底下比别人多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使我在精神极度空虚之余可以享受一点精神食粮。
秋天，从运城盐池工作回来以后，正好恢复高考。当年的作文题目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华主席就是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
我虽然参加了当年的第一次全国通考，但没有考上大学是事实。当然，我母亲也不支持我参加高考，不愿意我离开她远走高飞。
公元1978年 二次高考
公元1978年，我二十三周岁。
开始，我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维持家里生活；一边在劳动中复习功课，准备1978年的高考。
后来，我在村里的七年制学校当民办老师。担任班主任，教初中物理课。
夏天，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统考。由于复习准备不足，当年考了298.8分，离山西省的初选线差了1.2分，我又一次与高考失之交臂。
公元1979年 考入大学
公元1979年，我二十四周岁，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用在盐化池挣的500元钱，加上贷款，共计1500元，盖了三间大瓦房，当时在村里是比较好的房子。
第二件，我到山西万荣中学复习半年，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山西财经大学。
第三件，我所在的生产队分田到户，我和母亲分到了三亩承包责任田。
当年，母亲丧失劳动能力，我又要去上大学。我就把三亩责任田流转给了邻居王五，他每年给我母亲300斤小麦，多余的收入全归他。我就去山西太原上大学了。
直到2014年，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开始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改革。距离我当时的生活实践已过去三十五年。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的档案年龄，出生日期填的是1957年10月20日。是因为当时山西省的高考规定大学和中专一齐考试，分别录取。而中专年龄控制在22岁上限。为了实现大学录取分数线不够可以上中专的鲤鱼跳龙门愿望，就在填写高考年龄时少填了两岁。造成了后来的实际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符，将错就错至今。
公元1980年 新的生活
公元1980年，我二十五周岁。
上大学后，我第一次离家到省城太原读书，一切都是新鲜的。第一次享受国家助学金，成了城里人，并且户口迁入太原。
曾记否，是当年的高中同桌好友会计系的宋克忍第一次带我去澡堂；第一次在大学食堂吃过油肉和白米饭。因为他是1977年考上山西财经大学的，比我早两届。
1980年春节回家，我放弃了父母钦定的婚约。使我得以从不幸的婚约中解脱，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所谓。
这一年，到我家上门提亲的人不少，但都不成功。母亲认为我年龄不小了，应该找个对象，但我顾不了这么多。
公元1981年 勤工俭学
公元1981年，我二十六周岁。
我上大学时享受国家最高助学金每月19.5元钱。我要一边上学，一边养家。因为母亲已无劳动能力，我就开始在学校勤工俭学。主要干两项工作，一是帮助老师搞教学挂图；二是打扫教职工培训的教室挣点生活费。
每年春节和暑假两次回家，都要给母亲留点生活费。
公元1982年 钻研经济
公元1982年，我二十七周岁，大学三年级。这一年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我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课程获得年级最高分。教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位工农兵学员，叫张平安，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尤其是他主讲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成为我后来研究经济学，撰写《国企改革新思路》和《产权的逻辑》两本书的理论基础知识。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因为再生产理论考试获得高分奖励给我的一本书，即张魁峰教授撰写的《资本论浅说》。每本售价只有3.5元人民币。
还有一件事是数理统计考试中的运筹学，我只得了60余分，刚刚及格。这是我大学四年中专业课程考试的最低分，对我印象极深，课堂上生怕考不及格。原因有二。一是这段时间注意力一直不集中，二是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但由于文学功底不行，所写小说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算是一事无成。
公元1983年 北京工作
公元1983年8月18日，我从山西财经大学分配到北京国家商业部工作。
在太原我把姑姑家王殿荣大哥的木箱还了回去，用一个纸箱子把被子、书籍和其他生活用品捆在一起，没有回老家，直接上北京报到了。
原商业部人事司来车站接我们。第一次坐上北京的22路公共汽车，看到了北京站、天安门和长安街以及长安街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与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被组织分配到原商业部副食品局调味品处工作。工作环境很陌生，不知道今后干什么，只知道专业不对口，但属于国家机关。从此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生活来源，每月试用期工资48元。
我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大姐把舅舅家的大孩子寄来的一封信寄给了我。我和母亲并没有联系他们。后来，信也找不着了，就再无音讯。
公元1984年 春节探亲
公元1984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家过年，记得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累得我浑身是汗，还是同事帮我送上火车的，但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春节返京以后，局里因为我有工作经历让我参加了北京市史无前例的打击刑事犯罪工作，到北京的居委会和二龙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了一年。了解到许多社会现象。
1984年十月国庆阅兵我也参加了，是在西单路口当观众。
也就在这一年，我通过组织介绍认识了陈丽君，即我现在的妻子，并在春节前登记结婚，1985年春节一起回家与母亲团聚。
公元1985年 儿子出生
1985年国庆节前，我把母亲从山西老家接到了北京，住在陈丽君家。
1985年10月20日，儿子在积水潭医院出生。
从此以后，儿子与奶奶在一起的时候较多，我常常与陈丽君在人定湖漫步，记得那年许多天，花好月也圆。
但这样的时光很短暂。
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北京煤炭设计院分配的一间筒子楼，乔迁新居后我们在楼道做饭。当时没有煤气罐，烧水煮饭成了问题。是当时的田处长把她家的煤气罐借给我用，解决了一大难题。因为当时煤气罐是和煤气的计划供应连在一起的。
我的个别同学还跟着我沾点光，以求间隔换一罐煤气之用。
公元1986年 首次分房
公元1986年，我在原商业部分配到两间一套的住房，地点在莲花池。我母亲和我们从六铺炕的筒子楼搬到了新居。新居暖气不好，冬天比较冷，毕竟有了自己的家。我二姐也来到北京帮我妈带孙子。
家里还添置了日本彩电和美国冰箱。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还是令人难忘。
公元1987年 天伦之乐
公元1987年，我三十二岁。记得单位开始涨工资。窦炳义副处长的当年工资是62元，我转正后月工资是54元，窦处长的工资多少年没有涨，我的工资是大学本科的工资。工作多年和刚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工资差距很小。
好像在1987年窦处长涨了2级工资，每月为80余元。虽比我多了20多元，但他的工龄已经快30年了，我才工作了4年。所以，我当时挺满足，而且50多元很经花。我不仅还掉了农村信用社的200多元贷款，还每月有所结余，并很在意每月存银行的利息收入。
儿子这一年两周岁了，长得很喜人。他奶奶每天乐的合不拢嘴。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不富裕，虽然钱不够花。
公元1988年 幸福生活
公元1988年，我三十三岁。
国家开始在这一年评职称。开始说职称与工资挂钩。我被评上经济师职称，按规定可一次涨工资到每月97元。但后来不兑现了。我又没有评上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可以涨到89元/月，我连副主任科员也不是，因为有名额限制，也因为我来得晚，所以每月只有70元。这对于经济比较紧张的我来说是比较在意的，但没有办法。在机关里只能这样认命，但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1988年，高兴的一件事是我分到了一套三间的住房。房子是副食品局盖的。因为我母亲的缘故，在田处长的努力下，我算是如愿以偿。按当时北京的住房条件来讲，我的住房是相当好的。在北京的同学都非常羡慕。
公元1989年 六四印象
公元1989年，我三十四岁。
这一年原商业部进行机构改革，成立了商办工业管理司。我被分到该司商业工业处工作，负责标准化等综合性工作。
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了六四风波。6月5日，是星期一。我早上骑自行车上班，从西直门开始，发现有许多站岗的军人，脸上熏得漆黑。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栏杆和石墩，还有正在烧焦的冒烟的汽车。
中午，在西单复兴门内大街45号东楼上班时，突然听到一阵喧嚣声。趴在东边的窗户上往南一看，一队队坦克上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坦克并排驶过，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原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下半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考察，对我的震动比较大，才知道我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差别。此次去港，办的是英国签证，算是首次出国。
这次去港，我还省吃俭用积攒了将近1200元零花钱，给陈丽君买了一条黄金项链，每克黄金120元人民币，当时比大陆便宜。
公元1990年 机构改革
公元1990年，我三十五岁。
1989年原商业部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商业工业管理司由商、粮、供三个系统组成。我仍然在商业工业处工作，管理调味品行业等。但内容增加了商办工业，包括肉、禽、蛋、酒、蔬菜、调味品、豆制品等行业的综合管理。虽然，工作内容比较复杂，但随着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的东西越来越少。用通俗的话讲：机关权利越来越小，大多数产品由市场调节，而技术改造等工作没有交过来。我的任务主要是文案工作，要为各级领导写工作报告。包括处长、司长及部长的讲话内容。
记得1990年初召开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何济海副部长代表商业系统做大会报告。而商办工业的管理工作内容是由我撰写的。当年，我局的总撰稿是综合处的雷毓凯处长，我写的商业工作部分被何部长的报告一字不变地采纳。令当时的各级领导很是惊奇，也说明了我所工作写内容的完整和功力，他们提出不出修改意见。
从工作情况看，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业务骨干。在商办工业的许多会议上，都是我来为领导写讲话稿。有时候，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由我根据讨论内容写文稿。第二天则由司局领导宣讲。
公元1991年 积极入党
公元1991年，我三十六岁。
十月份，在杭州召开商办工业会议前夕，我被商业部任命为商办工业管理司商业工业处副处长。窦炳义为处长，王瑞峰和我为副处长。
这一年，我也向党组织正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被纳入积极分子培养。好像在这一年，我还被评为局里的新长征突击手。
当年十月份，发现我母亲的手有点不好使。到医院诊断为：腔隙性脑梗塞。医生要求加强锻炼，并辅助药物治疗。由于我的两个姐姐在老家山西，母亲两头惦记，在北京又没有人说话，儿子也已上幼儿园。所以，从1991年起，我母亲开始在北京-山西万荣两地迁徙生活。
当年，我二姐还在北京大钟寺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去上海、杭州玩耍，他们俩先回北京，我在杭州开完会后回家，是我二姐和儿子在大钟寺宿舍楼下等我，记忆尤深。
公元1992年 小平南巡
公元1992年，我三十七岁。
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借开会之际，到深圳、珠海、广东东莞玩了几天。去的时候，他们坐的火车，2天2夜到广州火车站等我，我是坐飞机去的。在深圳，儿子还因为要买玩具的事挨了我的打。说明当时的生活还是比较拮据，至今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
这一年，我还被党组织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公元1993年 国企工作
公元1993年，又一次政府机构改革。
开始，商办工业管理司整体转制为华天商办工业总公司。我被任命为财务部经理，负责公司的财务和筹款工作，孙继光是我的助手。整个公司的注册和财务建档工作是我们俩筹办的。当时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实际账上根本没有钱。
后来，白美清副部长从粮食系统拨了300万元；通过商业系统财务司的宋司长拨了300万元。共计600万元。就这样，公司号召大家什么赚钱干什么，实际上干什么也赚不了钱。这就是所谓的交学费，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在国企工作。
时间不长，到1993年下半年。我又被分配到原国内贸易部工业司工作，任商业工业处长，属于公务员。我的工作当然更是以文字为主。工作中的矛盾很多，但由于体制原因，我只能全力应付而已。
十月份，我和中国银行、北京三元食品厂、北京牛栏山酒厂的人员一起去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等地，考察意大利的食品工业和市场营销等。
公元1994年 重回机关
公元1994年，我三十九岁。
春节过后，三月份我组织中国调味品考察团赴新马泰考察。
作为商业工业处的处长，我只管了三个人。邓冶平是分管商业工业处的副司长。这一年工作难度较大，由于工作内容不确定，又没有实际权力，还得推动商办工业的宏观管理，所以每年开会写工作报告就成了头痛的事。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工作，真是无聊至极。但不管怎么说，还是锻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也磨练了自己的性格。
当时，一部分人下海到公司工作，暂时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时间一长，受体制和工作内容的影响，也都没什么好果子吃，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醒悟早的人就另做打算了，而没有魄力和先见之明的大多数人则徘徊在官本位和无聊的工作之间不断周旋，白白耗费年华和生命。我自己属于保守一族，脱离不开官本位体制的羁绊，又不会在政治上寻求进步的机会，只能按部就班地努力工作而已。
公元1995年 调协成立
1995年，原国内贸易部工业司工作的工作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行政管理工作乏善可陈，但还得按照体制内那一套努力工作。我作为商业工业处处长比原来有了更多的工作主动权，但仍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玩文字游戏是少不了，至少可以锻炼点文字的功力。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反反复复，工作中矛盾很多。表面上确实很忙，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各个司局之间，这种差别是比较大的，我只能在这样习以为常的体制中做好自己的工作，难度不大，也不算小。
就在不惑之年，，发生了我人生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就是成立了中国调味品协会。当时，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贯穿在我一生的工作生活之中，甚至成为我后来谋生的唯一载体，也是我后来在研究、写书等方面能够有所建树的基础。
11月份，中国调味品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工业司副司长邓冶平兼任第一届会长。我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实际上主要是我在主持工作，并决策发展思路。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行政工作没有多少具体工作，而协会可以做点实事。当然，也存在着政协不分的现象。实际上，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在酝酿着更大的机构改革。
公元1996年 欧洲考察
公元1996年，我四十一岁。
我主持商业工业处工作以后，工作安排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外事工作不断加强。
这一年，我又组织成都、天津、北京、云南昆明等地的糖果、糕点生产企业赴西欧等国考察，收获很大。如在法国马利考察工作时，就发现了酵母厂的酵母抽提物可以用在调味品等生产加工业。
后来，我国宜昌安琪酵母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很好的实践。
当年，我还帮助当时负债近7000万元的山东古贝春酒厂开发了五粮浓香型白酒，没想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和效果。这算是当时商业工业处做的一件大好事。
公元1997年 党校培训
公元1997年，我四十二岁。
上半年，我被组织安排到中央党校国内贸易部分校学习。此次学习收获不少：梁小民老师讲的西方经济学让我耳目一新，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天外有天，经济学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虽然，在山西财经大学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印象很深，到1997年才真正感到了经济理论的魔力。过去的思维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认识阶段。现在终于能和自己十几年来的工作结合起来了。而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性质的相加或组合，而是一种化学性质的融合和分解。由此，我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实际上，经济学并不存在东西之分。因为我国过去没有经济学，所以，才把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因为它是西方的泊来品。
从中央党校回来以后，当年我被任命为工业司副司长，邓冶平副司长调任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党委书记。
我分管的商业工业处暂时没有处长和副处长，工作人员是张毓琦和杨海涛2人。后来山东淄博商业局的郭纲副局长在商业工业处兼任副处长，属于上挂锻炼。
由于商办工业管理职能的变化受当时整个经济环境和行政体制的影响，到处都在传言政府机构改革的消息。我虽然被任命工业司副司长，但工作常常无所适从，这可能是行政机构更大改革的前兆。
因此，我就对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工作给予了较多关注。
当年，我托人求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为中国调味品协会题写匾名。
公元1998年 消费品司
公元1998年，我四十三岁。传言变现实。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主导此项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朱镕基总理。在此次机构改革中，原国内贸易部被撤销。只保留成立了一个国家内贸局，变为国家经贸委内设的国家局。杨树德为局长兼党委书记。
我在并不自愿的情况下被委任到国家内贸局消费品流通司任副司长。分管商办工业处和工业品处的工作。工作内容仍然是文字工作为主，这是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内容增加了商办工业统计和工业品流通管理工作。
商办工业除综合工作之外，还有冷库管理、技术改造等专业工作。除此之外，调味品及豆制品工业的专业管理也在其中。而调味品行业的事要多一些。
工业品流通管理的工作难度更大。主要是因为工业品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流通企业开始由私营企业来主导，形势变化很快。所以，工业品管理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可做。
公元1999年 母亲去世
公元1999年，我四十四岁。
在国家内贸局工作的三年之中，我母亲因病已回到老家，在我大姐和二姐家轮流居住生活。我们一家三口人每年都在春节回家与母亲团聚。
这一年冬天，我仍然决定春节回家，并提前通过电话购买了返京的火车票。但人变不如天变。就在春节之前，我母亲因病去世。随后，我一人回老家为母亲奔丧。因为儿子要上学，家里又离不开人。我爱人也没有回去，对此，我并不遗憾。因为，我早就说过，对老人的好关键在活着的时候，人去世了就没有什么所谓了。由于我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因此，我对自己做人的原则是相当理性的。感恩要用在时候，人死了一切都化为无有。那种无病呻吟式的马后炮可以休矣。
公元2000年 世纪之交
公元2000年，千禧之年就在不经意之间来到了。这一年，我45岁了。也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国家内贸局在国家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又被我赶上了。
没有别的选择。我被分流到中国调味品协会工作。职务没了、工资没了、什么待遇都没有了。但还有自己，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大脑与思维。我不得不选择到中国调味品协会工作，重新搬回了我熟悉的复兴门内大街45号大院东4楼。这里正是我1983年8月18日分配到原商业部副食品局工作的地方。但当时是服从国家分配到原商业部工作，现在是分流到中国调味品协会自谋生路。
消费品司商办工业处的陈斐莹处长去了国家安监总局；孙继光副处长去了中纪委；工业品处的赵前进处长去了国资委商业老干部局；吴亚倩副处长去了中国商业联合会。
公元2001年 破釜沉舟
公元2001年，我四十六岁，开始主持中国调味品协会工作，原商业工业处窦炳义处长退休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人员有陈裕民、白燕和牛彤。张衍东兼任财务负责人，是华诚公司的财务人员。
当时，协会工作很不规范，属于机构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工作方向不明确，工作人员不稳定，工作待遇很低。我记得当时新招的大学毕业生白燕一个月的工资为1200元，我的工资2000多元。其他的人就更少一点了。
我到协会工作以后，发现协会每年的资金流水只有20万元左右。当时，就提出了向100万元目标努力的目标。但窦处长当时认为目标太高，不好完成。
当年，中国调味品协会为解决国际“酱油事件”产生了行业重大影响，在商务部出了名，为行业协会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但行业协会工作确实不易，尤其是谋取收入太难了。记得有一次，协会为河北一家企业搞咨询财务，咨询收入1万元，王瑞峰(副会长)拿来十沓破旧的人民币，10元一张，每沓1000元，共计一万元。当时协会虽然收了钱，但我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甚感协会挣钱怎么这么难？尤其是要靠咨询服务挣钱，几近难于上青天。
公元2002年 全力以赴
公元2002年，我四十七岁。
从2002年开始，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工作上。但这种选择，我是没有预料到的。原来，从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商业部副食品局调味品处工作，我就不理解？我一个学统计学的，怎么让我干调味品工作呢？但这是组织分配，我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选择，就只好从命了。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11月份，中国调味品协会在海南召开了理事会，海口市袁秀梅副市长到会讲话并祝贺。她原来恒顺醋厂的副厂长 。
公元2003年 协会改革
公元2003年，我四十八岁。
中国调味品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三届一次理事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我被推荐选举为会长，白燕被聘任为秘书长。陈裕民为办公室主任。
与此同时，我在理事会上提出了建设“一、三、五工程”的设想，协会工作趋于规范。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从2001年开始，我就从协会的长远建设出发，谋划为协会购买办公用房。
2003年，协会终于如愿以偿，从西单搬到了翠微路天行建商务大厦605房间，这是协会利用免税的资金购买的最大一笔固定资产，当时价格为200万元，现已升值不少。
公元2004年 开拓创新
公元2004年，我四十九岁。
从2003年开始，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协会在行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也常常在中国商业联合会的年终工作会上介绍协会发展经验，并被国家经贸委评委优秀行业组织。我还被民政部聘请为专家，经常参加国家经贸委和民政部组织的行业协会发展研讨会。
从2003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资委以后，我也经常被国资委协会办请去搞研讨和咨询。直到2008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行业协会热点扫描》一书，主要记述了我从2003年以后五年间协会工作的感想，建议和发展思路等。
从2004年开始，我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开始思考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我个人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就要干好的人。因此，我对搞好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工作寄予了无限希望。我认为，在行业协会工作，第一是谋生，要让大家有饭吃。如果没有饭吃或吃的太差，协会连人都留不住，还谈什么前途？谈什么事业？谈何发展？有何意义？哪里来的体面与尊严？第二是探索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途径和思路。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的配套，舍此别无他途，难有出路。所以，我从2004年开始行业协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当年，我的生活工作发生了又一件大事：即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成立。
起因是时任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杨树德让朱建桥秘书长找我。后来，我遵照老领导的意图，找到时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王文哲会长，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搞了一个专业委员会。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王薇出任会长，我出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月芳为副秘书长。我的职业生涯中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工作内容。
专业委员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当时曾因为3万元的毛收入，与工作人员赴东北为协会筹资。扣掉我和工作人员住宿费、交通费，专业委员会的净收入只有1万多元。工作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2005年 不知天命
公元2005年，我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但却是我的不知天命之年。因为协会工作还是缺少方向感。
十月份，中国调味品协会在北京召开了十周年纪念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王文哲会长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田元兰副会长为纪念会揭幕。
同时，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由中国调味品协会自己主办的展览会。
以前，协会每届的展览会都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承办的，这是首次由中国调味品协会举办的。而且，相当成功。此届展览会主要是由白燕秘书长主持操办的，显示了年轻人特有的才华和思路。使协会当时在同行业中显现出不凡的举动和业绩。
公元2006年 规范发展
公元2006年，我五十一岁。
2006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调味品暨食品配料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同时，一系列的配套活动举行。记得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利痒教授还亲自送我一本管理书，记不得名了。北大教授程绍珊前来演讲，说明调味品行业的研讨水平在不断提高。
我写的关于调味品行业的第三本书《中国调味品产业发展再论》刚出版。在会上发给了各位理事。当时，广东珠江桥食品有限公司的老总吴慧玲拿到书后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这是她亲自给我说的。当然，对我搞好行业协会是有激励因素的。
实际上，之前我从2002年开始已出版了《调味品纵横谈》和《中国调味品产业发展研究》两本专业书籍。虽然，现在看起来很不满意，但这是当时的事实。
这一年，中国商业联合决定让我兼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的工作。
公元2007年 关注国企
公元2007年，我五十二岁。
儿子已是北京工业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只记得星期天有时候晚上吃完饭后送他去大学。其他的事我基本不管，也没有什么印象。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我无缘也无言。
此时，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工作基本走上了正轨，工作经费基本有了保证，只是从业人员收入不高，仍然是我要考虑和筹划的。但毕竟比过去强多了，也聘任了一些新的工作人员，但总的来看仍然不理想。
但对闲不住的我来讲，此时开始策划两件事。一件是关于调味品协会发展的事。开始筹划由企业家担任会长，我和秘书长等人向职业化过渡。但前提是我要让位，并要符合国家政策。第二件事是我开始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是由我的经历和原来学经济的缘故，我的脑海里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虽然在1998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亟需理论工作者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另一件大事的研究和学习。于是，我从这一年开始收集国有企业改革与研究的大量信息和文章，并开始记工作笔记。试图通过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知识予以解释，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元2008年 儿子出国
公元2008年，我五十三岁。
春天，我的《第三者生存：中国行业协会热点扫描》一书出版。
夏天，儿子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奥运会期间，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计算机与科学系学习。
九月，中国调味品协会在桂林召开了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四届一次理事会。会议推荐选举江苏恒顺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有伟为会长，我被推荐选举为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会总干事，白燕被推荐选举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协会工作开启了由企业家担任会长的先例，也是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文件精神改革的结果。
十月，我在找到 政府研究机构不屑一顾的情况下，决定通过公开媒体和内参等形式向当局荐言国企改革。首先，找到《新视角》内部刊物的主编，向其推荐我的文章《国企改革要有新思路》一文。后来，在她的力推和策划下，我的文章在《新视角》发表了，并加了编者按。真要感谢这位至今未曾谋面，不知年龄，不知级别，不知出身，未见长相，只有敬仰的杰出女总编。是她促使我坚定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对此，我永远难忘，终生感恩。
后来，我还把《国企改革新思路》一文寄给正在向全国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国家发改委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小组，且得到回应。
年底，在陈丽君同事的影响下，我们借遍了北京亲戚家的将近50万元人民币，加上家里自有的几十万元存款，购买了河北涿州琉璃湖的农家院，成了我研究农村土地改革的载体和实践地。
当然，我研究土地改革的载体也包括山西老家的宅基地和三亩承包责任田。
公元2009年 阴差阳错
公元2009年，我五十四岁。
夏天，儿子放暑假从美国回来，这是他第一次留学回来探亲，也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们：他有女朋友了，是北京四中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从此免了给他介绍对象的事，别人问起此事，我们就有了说辞：他有了女朋友。
直到2016年10月20日，即儿子31岁生日那天，他与谈了七年恋爱的女友登记结婚。时年我61岁。
2009年，我在研究国企改革的同时，已在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工作了三年。由于该中心是政府机构中保留的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代管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职能。主要工作是为大家谋求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环境。到2009年，应该说工作终于有了一点头绪，但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旋于国家政策和工作人员之间，费了不少心思，做了不少工作，但收获并不大，也不可能见效。
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以中国调味品协会工作为主，至于科技中心的工作，可以说是费力不小，出力不讨好。但好处是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冠以国资委的名称，对我研究国企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新闻传播效应，这种阴差阳错是我事先未曾料到的。
公元2010年 研究国企
公元2010年，我五十五岁。
由于在西单商圈办公，距离西单图书大厦不远，为我提供了学习和购买书籍的极好机会。
有一次，我发现印着陈志武教授头像的一本书《中国经济缺什么》，书的编著者为朱敏。在看完经济学家夏斌为其写的序时颇有同感。由此引发我向朱敏总编写信的意图。
后来，朱敏先生（一位80后生人）亲自找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俩一拍即合，开始了一段颇不寻常的合作。尤其是我在《新经济导刊》开辟专栏以后，对我的经济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2011年 初次触网
公元2011年，我五十六岁。
我在朱敏先生的帮助下，在《价值中国网》开辟了技术与研究网站。使原来从不上网的我开始在网上阅读文章及信息。
秋季，考虑到儿子将来结婚，在北五环外买了一套三个洗手间的期房，2013年夏天正式交房。当时最大的一笔借款是100万人民币。
公元2012年 著书立说
公元2012年，我五十七岁。
一月份，由朱敏博士编著的《转型的逻辑》一书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我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一文被选入其中，对我当年的国企改革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月份，我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书籍《改革的逻辑》由北京艺术与电子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书中的一些观点比较超前，开始是以电子版的形式出版的，未在新华书店正式发行。但因为本书引起的评论较多，还是被广为传播。为后来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一书出版奠定了好的基础。
公元2013年 再出新书
公元2013年，我五十八岁。
这是经济研究生涯中值得回忆的一年。
2013年4月，我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一书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分类管理和公益性企业实行准公务员管理等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采纳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的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连续五年，该书都处在京东商城和当当网经济学管理书籍销售的前列，还被北京大学列为政府公共学院考博的参考书目之一。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被多家国有企业和媒体邀请讲学和演讲，还接受了和讯网、财经网、北京智库、第一财经等媒体的专访，文章和录影被广为传播。
夏天，中国调味品协会在甘肃敦煌召开了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五届一次理事会，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尹明年董事长被推荐选举为会长，我仍然担任常务副会长及理事会总干事，白燕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当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发行了《中国调味品产业发展研究》一书。
公元2014年 研究土改
公元2014年，我五十九岁。
我的研究工作由国企改革转向土地制度改革，而土地制度研究的重点是集体所有制土地改革。
2014年九月，代表我研究国企产权演变和土地改革的专论书籍《产权的逻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理论性强，观点明确，值得研究，有前瞻性，被全国各大学图书馆收藏。
2014年，由《新经济导刊》杂志社执行总编朱敏博士创建的北京智石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我被聘任为副院长。这是一家中立、前瞻、建设为准则的民间智库。目标是建设一个向全球开放的思想平台。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是经济研究。
与此同时，我向山西省知名书法家吴国荣求一字一副：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和智库竞风流。前一句摘自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词；后一句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也可以说是所谓的万荣精神在我身上的体现。以激励我在经济研究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之所以向吴国荣求字，因为他曾经是我高中的校友，又当过太原市的文化局长，经常写一些散文，如《太原赋》等。还有是因为向其他一类书法名人求字价格太贵。如当年向启功求写“中国调味品协会”的匾牌时，每个字是2000元。且还是专门打了报告通过熟人递上去的。
公元2015年 花甲之年
公元2015年，我六十岁，进入花甲之年。
春天，从中国调味品协会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到国资委商业老干部局，并继续在中国调味品协会工作。这是2000年机构改革时党和政府确定的一项政策，是对当年的分流公务员到行业协会工作量身定做的特殊政策。我属于其中一员。
冬天，因病在北大医院做了一项头颈外科手术，一切顺利。为此，我曾写了篇《看病记》的博文，发表在《价值中国网》和《老卫纵横谈》专栏。
2018年10月15日策划
2019年2月15日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