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出伟人而遭遇误解和批判，原可理解。可是一些人批判陈寅恪，逻辑混乱而又牛头不对马嘴，似是而非，误导公众，非明眼人却难以识别，如译者李继宏之流。其文《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读后令人悲愤！
一、“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世间多见以关系当官而已，至于以关系执教当时国内最为知名的学府，作为推荐者的梁启超，若无把握，岂能自损声名？岂能为其先辈之些小恩惠而冒此自辱辱人之险？何况当时还有王国维、赵元任等众所周之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若以其比肩并列于并非真金的宵小之辈，岂能答应？当日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刘文典便对此便愤愤不平，认为此辈亦称教授实为对于自己的侮辱。对此民国往事，李继宏搬出政治背景来说事，并将陈寅恪之执教清华完全归原于政治背景，貌似有几分道理，而实际却是对于陈寅恪学识的无知和对于梁启超人格的侮辱。
陈寅恪之不拿洋人的博士帽子。一则，是不能接受权威们强加的种种规则，诸如钱穆之所谓文章的作法，就是一种关于何种作法优于何种作法的强加的规则的宣示；二则，也不能长久的将兴趣囿于一隅；三则，其志不在此。陈寅恪海外所学博杂，目的只为扩大眼界，至于其专攻之术业，后来者所共见。
拉马努金14岁的时候，被同班同学惊为天人。当年的同学提到他，说的是：“包括老师在内，我们完全无法了解他。”人类历史上最遗憾的是，“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境界，绝非凡庸之辈所能理解。真正具备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个人，往往只能为同层次的人们所理解和赏识。层次越高的个人，能够理解和赏识其人的，就越是稀少。陈寅恪能够知遇于梁启超，正如印度的拉马努金幸运的知遇于哈代。哈代对于拉马努金的评价是:"我们学习数学，拉马努金则发现并创造了数学。"梁启超对于陈寅恪的评价是：“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二、“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李继宏此话足以证明其孤陋寡闻，对于民国文化史毫无了解，不知陈寅恪于民国精英文化圈中众所敬服的事实，例子不用多举，如吴宓、俞大维、傅斯年、梁启超、冯友兰、金岳霖、王国维、刘文典等重量级人物，此为众所周知，公开文献中可查询，不必详述。
李继宏虽为译者，却为井底之蛙，文化认知局限于国内，而对于海外的陈寅恪研究一无所知。从一九五八年余英时先生刊布《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引发政治反响开始，海外对于陈寅恪的关注便从未间断。余英时先生说：“一九七零年初，陈寅恪的死讯初传到海外，一时掀起了悼念的热潮。这年三月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对学术界的影响尤大。连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的杨莲生师也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引言〉。”
李继宏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思想认识水平极低，对于改革开放所必然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进行价值重估的社会效应完全陌生。其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能力接近于零。李继宏甚至不能理解价值重估与打造偶像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别。对于改革开放以后Mainland China被长期压制和遮蔽的重量级文化界人物如陈寅恪的价值重估，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发公众文化反思的契机，而其所谓“一手打造”的背后推手，实际也是受益于这一种来势汹涌的社会潮流。
三、“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李继宏此话可以见得，李继宏似乎只认可一种改革开放后才兴起并蔚然成风的学术权威评判标准：以外文发表的论文数量、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论英雄，并将之用于对故世于改革开放之前的老一辈学人的评判。这是一种对于往往粗略阅读并不加以深思的读者的严重误导！试想：有几位民国大师发表过数量可观的外文论文？这一评判标准其实未必适用于主要以古汉语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老一辈学人。
尤其对于这些老一辈学人，其实语言阅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本身，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并无助益。殊不知：陈寅恪之学术成果，自有翻译能力超凡之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代译，又何须自己去苦苦翻译？使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于一个思想家和学术大家而言，阅读能力必要，包括多语种的阅读能力，也是必要的，翻译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次之，甚至于本国语写作能力，固然重要，但在具备表达确切的语言能力的前提下，过于苛刻则为吹毛求疵。李继宏以其所沾沾自喜的外语水平来衡量民国的老一辈学人，实际是本末倒置。
李继宏如此比法，一个美国中学生也可将多数民国大师比下去了，我们岂不是要随意选一美国中学生作为学术大师？对于陈寅恪这般必成后世学术源头的人物而言，以某外国学术刊物的论文数量相较而论之，比之仅仅以身材之高矮或体型之胖瘦论人，有所类似。再以某外语的语言写作能力论之，尤其荒唐。此种论法，如说司马迁或陶渊明之不能以英文写作因而算不得大师，因而是被推上神坛的类似。
从文化层面言之，其实陈寅恪就是中国的萨义德。他一生坚持长衫、古文。他一生坚信不移并用一生来论证与强调的，是在文化冲突的国际背景下，作为逐渐沦为国际非主流文化的东方文化，其所应有的价值。就此层面而言，陈寅恪在已经取得了供学术研究之助的多语种阅读能力之后，不愿意进一步精熟于某种外语，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四、李继宏竟以 “不会说上海话”为论据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
“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一说，或属实。李继宏这段话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不该将此作为论据来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世俗之所谓天才一说，对于陈寅恪，未必确切，未必公平。世俗之所谓天才一语，更多的不过是失败者们强加于成功者而供以自我安慰的发明罢了。所谓语言天才，更是不当，或许陈寅恪根本没有语言天才，在上海多年却不会上海方言就是证据。
试想：陈寅恪在视力方面，一则没有不利遗传因素；（这一点，不像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读书很多，但博尔赫斯的视力不行，是因为家族遗传。）二则在陈寅恪视力受损的年代中，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更无电子游戏机等当代人沉迷于其中而往往导致视力受损的电子产品；所以陈寅恪的高度近视，并最终眼睛瞎掉，完全是因读书过于勤奋、刻苦所致。
鲁迅此生骂人无数，包括不少昔日至交好友，甚至于亲兄弟，尤其对于文化保守人士，更是骂的狗血淋头。办刊刊载保守文章的吴宓，固不能免于鲁迅之骂，但同刊发表文章的陈寅恪，鲁迅却终身不敢置以微词。此实是出于一种对于在比较的量级和层次上压倒性的超越自己的真正的学识的敬畏之心！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和陈寅恪本为好友。读书时期陈寅恪的情况，鲁迅非常清楚，对于陈寅恪弟兄，鲁迅由衷敬佩并感慨：“你们兄弟都是如此，读起书不要命”。鲁迅的说法，即为陈寅恪不是天才的一个证明，他的学识是从勤奋、刻苦的学习中来的。
所谓提出证据云云，本质为流氓笔法。一则陈寅恪之手稿，包括绝大部分的诗稿于文革中失去，众所周之，根本无法取证；二则陈寅恪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并不突出，但是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当是确定无疑的。著作中对于当时并无译本的外语文献的显见的利用，即为证明。其著作就是眼界广博的明证。在那个年代，不具备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便不可能具备如此广博的眼界。语言阅读能力，实际也是精通外语的明证。而其多语种阅读能力，多半由刻苦勤奋而来，并非出自所谓语言天赋。
至于上海话，试问：上海话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有何帮助？
五、“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既然李继宏如此称道，或者国内不乏如此推举陈寅恪者，仅以学术层面而论，似有拔高之嫌，但事实上，有识之辈所推重于陈寅恪的，于此方面，确当的说法是：“近代学者中，正式提出以诗证史，并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 （卞孝萱）。为何不能说陈寅恪是文史互证或以诗证史的开创者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文史互证的学术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宋儒家对于《诗经》的研究和历朝历代的诗话著作，甚至还可往前推，而李继宏所谓“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的学术研究现象，相对汉宋儒家，也不算早。
六、“……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于此，不强与之辩，一切学术成果本不可能精美到无可挑剔，古往今来如是，何况陈寅恪之早期历史著作，草就于战乱年代，南北碾转，内地、香港、英美求医问药，颠沛流离，其间不乏书籍、资料、手稿甚至交付印刷之稿本遗失的情况屡屡出现，其间纰漏，必然不少。何况那个年代，在不能借助交流便利的学术团体、海量共享学术资源、触手可及的海量图书、电脑、大数据等的情况下，相比于今日学人，尤其在资料的查找和利用方面，实际存在极大劣势。今日学人，处其境遇而尚能做出同等成就者必万中无一。以自身时代优势锱铢相较于前人时代劣势，其所能彰显，绝非自身能耐，而是前辈学人悲壮的的时代局限性。对此，真正的读者必定是非分明。
传说中的钱穆对于陈寅恪的批评，其实是一种误传加误解。钱穆对于陈寅恪之批评，现将原文部分引述如下：“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辈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覆，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采，此层大可留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
其实这种批评，未必确当，毕竟个人有个人之文风。后来者听闻钱穆批评陈寅恪，却未见原文，其实一见原文，往往不以为然。以学术为人生至高乐趣与幸福，而不以学术为人前显耀之资本者，必有其自我沉醉之风，此为钱穆所不解处。其实以诗证史，也是一种自我沉醉的研究模式。对于陈寅恪而言，非但写作如此，讲课也是如此，任性陶醉起来，喜不自禁，眼睛也闭上了，口中却滔滔不绝。这才是古今中外凤毛麟角的真正的天纵之才！当这些迷恋学术的天才人物兀自沉浸于学术之中而以学术为乐的时候，就是这种表现，就是这种风采！世俗所谓大师，对于这一的天才人物，根本不能望其项背！钱穆之从读者易于接受的角度行文的思想，反应出来的是一种局限性，既限定了自己，更限定了他人。以此论及陈寅恪，恰恰证实其自我局限。陈寅恪显然着眼于更高的高度。其实，沉醉于自我而行文，人亦必沉醉其中而悦读之，且终必改造读者，并使之一同成长。改变和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来适应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与审美趣味。这种妥协是写作者之不幸。但这种道理，非见识超凡而绝不能领悟。这是一种拿商界案例来进行类比而更容易解释的思想差异。商界一味迎合消费者的话，世间永远不会出现苹果手机、汽车、飞机。其间思想差异，有一道从台式电脑到苹果手机、从马车到汽车的必须飞跃的鸿沟。二者优劣明显、高下立判！
钱穆致余英时之书简，恰恰证明，在眼光毒辣的高层精英文化圈之中，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之学术地位并列对等、处于同一层次，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
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李继宏批判陈寅恪的底气何来？对于陈寅恪的这么样的一种鄙薄，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鄙薄，不过徒然彰显自身眼界的狭隘与思想的鄙陋。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物，何须被捧上神坛？只是回归其应有地位而已。成就其归位者自显其慧眼，而如此质疑者、贬损者，自显其浅薄、鄙陋罢了。
不过，李继宏对于陈寅恪的批评，倒也有一定历史渊源，最终害死陈寅恪的红卫兵当年就是批陈的先锋，李继宏不过承其渊源而已，而这一渊源也正是其底气所在。当然在这一底气的基础上，还额外添加了点可能的意内的诱惑。如果不是因为骂过鲁迅，现在谁还记得民国的陈源教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