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在月光下数钱的叫暴发户,关心别人钱才叫做善款

冯仑 原创 | 2019-05-20 12:5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暴发户 善款 

  我做企业做了将近 30 年。在这 30 年里,大概做到第 15 年的时候,接触到一个词汇,叫做「社会责任」。

  大家知道,口袋有钱了人容易兴奋。那时候,大家每天都很兴奋。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告诉我,他刚开始有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挣了钱以后,怕别人知道,就和太太一起躲在一个不到 10 平米的屋子里,拿个杆子把门顶上,然后把窗户打开,让月光照进来,两个人在床上数钱,一直数到天亮。这就是刚有钱时的感觉。

  我们做企业做到 15 年的时候,认为公司主要的成绩就在于大家一起抓住机会,做好项目、完成营销、获取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光知道在月光下数钱叫暴发户,只有把这个钱和别人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关注社区、关注员工、关注环境……这个钱才叫做善款,企业才是叫好企业,最后在死的时候,才会被别人评价为一个好人。

  我们当然希望做一个好企业。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我们知道了,好人和坏人、好企业和坏企业之间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别——所谓好企业、好企业家就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而这个责任,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

  在挣钱的过程中,除了挣钱,还去管别人的很多事,就叫没事找事。在公司的战略、企业的愿景价值观中,把别人的事也考虑进去,这就是把别人的事变成了自己的事。然后总想着别人的事,忙忙叨叨,自己的事只好压缩再压缩,放到最后,这就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

  用古人的话讲,就是要「公而忘私」。慢慢地,「公而忘私」也成了很多企业的战略。最初,我们是普通的企业管理者,只关注在商业领域的经营,也可以说,那时候的我们,有事推事,把自己的事当别人的事,把别人的事不当事,这是「小我」。接着我们明白了,应该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这才叫有企业社会责任。

  明白之余,我们也被刺激、被政府的管理游戏规则所推动。为什么这么讲?2004年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是在 2004 年 5 月,国务院颁行了《公益基金管理条例》。这个条例意味着大家在做企业的同时,如果要捐钱,可以成立公益基金会,然后以公益基金会的方式把善款拿来专业运营和管理。

  也就在这一年,有一个企业家看到了这个管理条例,然后找到我,跟我说,我们应该去创办一个公益基金。这个企业家就是现在在公益领域里非常有名的王兵。当时还有 TCL 的李东生、汇源果汁的朱新礼,我们 4 个人一起发起了国内第一个私募的公益基金,这个公益基金叫做「爱佑华夏」公益基金。

  另一个事情是我们的朋友,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在 2004 年 6 月的时候去了阿拉善。他到了阿拉善,被苍天、大漠、狂风、羊群和草原所触动,于是朝着苍天一跪,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表达了他的情怀和责任。然后他把我们 80 多个企业家召集到了阿拉善,成立了今天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基金会——阿拉善 SEE。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 2004 年。这一年也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家开始能够以制度、理性方式参与公益,使我们的企业不仅成就一个小我,还要变成一个大善,完成一个有社会责任企业的提升。

  但是,这个转折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无论是注册公益基金,还是学做公益项目,我们都是一个空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于是阿拉善组织我们到国外去学习,走遍全球最主要的公益基金,去学习怎么做公益,去了解他们的经验、方法。我印象中,最有意思的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们去了洛克菲勒庄园。洛克菲勒家族很厉害,大约翰、小约翰从卖石油开始发家,然后使家族能够传到现在的第七代。和我们讨论的都是他们家族的第六代、第七代,我们一起聊。我们是第一代,挣钱才挣了十五六年,人家花钱都花了几代人了。那么,我们和他们之间在观念、方法、理念上的差别到底在哪呢?

  讨论完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国家进步太快了,社会对企业家的期待非常殷切,教授、学者们对我们的刺激也非常真诚,政府方面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实在,就是让我们这些第一代不仅学会挣钱,还要学会花钱,学会捐钱。但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是只挣钱的,第二代还是挣钱,第三代才学会捐钱、办基金会。

  于是,我们发现,公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我一代人就要把这个事做完,而是应当建立一套价值观,明确自己的使命,让公司的战略和员工的价值观融合,随着企业的持续发展,让公益变成二代、三代、四代,乃至于七代、八代都能够持续下去的事情。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公益应该变成一个内在基因,让这个基因植入在企业的生命当中,变成企业的行为准则,而且持续发展下去。这样才能让企业的使命与社会的整体进步同频振动,朝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特别深的印象。

  第二件事。我们到硅谷和惠普基金会讨论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数学方面的内容,这让我们很纳闷。我们觉得做好事就像吴伯凡先生讲的,是一个道德,道德的东西就有模糊性,我们有阶段地做好就完了。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们就做一个好人,让我们有社会责任,我们去做就行了。怎么还要讲数学呢?

  后来我们才发现,公益本身是有方法论的。考量你对或不对,好还是不好,效果怎么样,不是用哲学、文学来衡量的,而应该用数学和物理来衡量。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把北京的空气治理得比较好,大幅度减少空气污染,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每一天的进步都超出我们的预期」,大家知道这说了什么吗?等于什么都没说。如果我们给一个数字,比如说 PM2.5 今天是 80,明天到了 65,再过一天到了 90,再过一天变成 55。目标能否实现就一目了然。

  以数字来衡量每天工作的成效,公益就变得可视、可触摸、可衡量、可表达。这四「可」非常重要。一个公益基金做的项目,如果看不见、摸不着、算不出来,那还是什么公益?所以数字定量化地考核公益项目的结果非常重要。

  这之后我们就发现,做公益仍然需要去研究很多具体的技术、方法,而这些方法更多的是数学,是物理、化学,不是哲学,更不是文学,不能说做企业社会责任十年,结果是给大家讲了一堆文学。

  第三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很吃惊,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怎么用价值观来募款。其实募款是很专业的,而在全球的公益领域里面,募款这个专业居然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最好的学校和专业在印第安纳大学。

  有一个基金给我们讲怎么样用价值观来募款的时候,讲了一个方法。那个时候得写信。他说,如果你现在去募款,必须给你认为价值观相近的人不断地写信,就像写情书一样,要打动他。如果跟你价值观不同,比如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你写信,不仅得不到募款,可能还招惹麻烦。比如说这些人就喜欢环保,那你就必须就环保方面去写信,这个人喜欢救助儿童,那你就在儿童方面去写信,不能写岔了。

  然后,在信中最重要的是期望他在遗嘱里能够把你希望募款的数量写上,这才有意思。人在活着还没有死的时候,又不用马上买单,通常是很大方的,但是马上掏钱的时候人就会犹豫。

  所以,他有很多募款的对象,写信让他们在遗嘱里加了这个数,给这个基金会。他们做了统计,按照正常的生命更新、迭代、死亡率,给 100 个人写信让他们在遗嘱加一点钱在这个基金会里,每年大概总有那么几个因病、意外出事的,而这个遗嘱就成真了,这个钱就募到基金会这里。

  这个方法猛一听似乎有点奇怪,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很理性的方法,就是按照价值观去连接支持者和募款对象,以及团结、影响更多的人一起做公益。

  这些方法,我们闻所未闻,但也让我们更踏实地做公益。所以,从 2004 年开始,我们就踏踏实实地成立基金会、做项目、做公益。比如「爱佑华夏」,今天「爱佑华夏」已经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公益基金会之一,它所做的一个项目——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项目,一年能救助将近 20000 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童。同时它也推动了政府公共政策的改变,政府现在把这一类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全部纳入了医保范围,从此贫困家庭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

  另外是这个基金会现在又开始了公益创投。还有宝贝之家救助被遗弃孤儿的工作,同时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影响力投资,而且还发掘用天使投资的方法在公益界投资一些新的专业的公益机构和公益人士。

  同样在这个领域参与发起的壹基金,现在成为国内最大的救灾基金会。李连杰创办了这个基金会,然后由企业家用企业家的方式,更有效率地运转,推动它成为专业化的基金会。阿拉善基金会也变成目前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

  通过参与公益,企业家们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找到了挣钱与捐钱、责任与义务、私利和公益实现共处、共同发展的一种方法。

  目前,从企业家角度来看,我们参与公益的方式已经非常多了。有以个人之力,用现金的方式实际投入,以一己之力来推动公益的发展;也有用专业的团队来管理公益基金和捐款人,在专业领域里推动、实施、操作服务的公益组织;也有用企业家的能力和资源以及专业的治理团队,来推动和持续发展永久性的基金会,像阿拉善这样的基金会;也有私人家族申请注册家族式的基金会,来持续推动、关注现在的公益慈善的事情;还有像腾讯这样和互联网结合,有广大网友参与的公益活动和公益项目。现在,我们看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主要的平台上都出现了慈善、公益的字样。

  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已经有了将近 7000 家公益基金,每天还以新成立 2 家基金会的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公益捐款,包括私人,包括机构,但主要是民营的,捐款已经超过了 1000 亿。

  从 2004 年到现在,15 年的时间,民营企业经过启蒙、发现、学习、努力,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专家学者的教导,政府政策的支持,实现了在经济发展中很好地与社会进步相融合。

  民营企业的发展,总体来说,在过去 40 年要回答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回答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和股东的关系、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司和外部市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这是生意上的关系。民营企业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好,基本上就死掉了,活不到今天。

  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是和社会的关系。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15 年民营企业的回答,我个人认为是 60 分以上的成绩。也就是说,我们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还要继续回答我们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和未来的关系,和社会整体制度、文明、长期发展的关系,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持续的话题,也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

  未来,我们能不能应对各挑战,能不能很好地继续交出满意的答卷?我想,过去 15 年,我们在公益领域里的努力,以及积累的经验和做法,以及我们得到的成果,是我们未来继续进步的力量。今天的民营企业,我相信我们已经完全懂得了,我们不仅是一个基本的企业,同时必须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还是一个能够经得住未来考验的企业。

个人简介
生于1959年。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是万通集团董事及执行董事、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通国际集团高级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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