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与易经

徐国进 原创 | 2019-05-24 10:04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姬昌与易经 

 总目录

 

第一部分:姬昌——一个伟大的“囚徒”

 

一、殷商王朝与周人部落

二、姬昌的生活与时代

三、《易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四、姬昌时代的语言

五、对周人灭亡商朝以及周朝的历史评价

1、对周人灭亡商朝的评价

2、对周朝的历史评价

六、孔子与《易经》的关系

七、《十翼》以及中国数术体系的变迁

八、《易经》与中国文化特点

 

 

第二部分:《易经》——中国第一部日记体伟大作品

 

1、——人类生活总原则

2、——包容万物的品格与精神

3、——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屯子

4、——对年轻人的启蒙与对儿子们的思念

5、——建筑居住场所和需要的材料(以及粮食的储藏)

6、——一场权力授受与褫夺问题的争讼

7、——训练军队及其建军原则

8、——在相互比较中做到自知之明和了解对方

9小畜——与妻子同去西郊的一个地方

10——“幽”、“武”两地的巡视过程

11——姜尚交好并且筹划“帝乙归妹”

12——参加农业劳动的场景

13同人——对于战士的军事训练与战斗结束

14大有——天或从事公共工程时物资的准备与丰富

15——对劳动与谦谦君子的赞颂

16——欢快的娱乐以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7——抓捕“人牲”进行西山祭祀活动

18——为干父、干母和裕父等人举行的一场蛊术

19——认真谨慎的面对未来的降临

20——观察社会生活与体察民情

21噬嗑——监狱的建设与管理

22——认真装束后的一次外出

23——脱落的井架与“宫人”

24——完成任务从外地归来的一群人

25无妄——除去虚妄的幻想而天真的生活

26大畜——大牲畜的饲养场

27——对身体健康与颐养方式的思考

28大过——用一根弯曲的木材作房梁十分危险

29——勇敢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坎坷不平

30——遭受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与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31——记录一场浪漫的男女两性之事

32——疏通河道的工程

33——在家中静心休养的时光

34大壮——身体恢复健康后的牧羊活动

35——接受康侯送来的物资与进攻敌人的方法

36明夷—— 一首诗以及对箕子的怀念

37家人——对于家庭管理的思考

38——对殷商之地风俗的描述
39——与西南部落良好的外交关系

40——因打猎而导致一个大拇指受伤

41——友人送来占卜用的贵重的大龟

42——迁都的实施过程

43——王庭建成后的休养生息

44——对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记载

45、萃——在祖庙广场的一场集会

46——南征与祭祀

47——刑罚内容的体现

48——勘探与挖掘水井的场景

49——使用牛皮制作皮革的过程

50——青铜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

51——对一次地震的记录
52——人体的结构与健身方法

53——天空中的鸿雁自由自在飞翔

54归妹——终于成行的一场婚姻与婚礼

55——丰京的建设

56——一次外出之旅

57——组织“史巫”进行讨论和预测

58——喜悦而成功的会谈或者一场开心的演讲

59——抗击洪水的情景

60——节约是良好的品德

61中孚——一首美丽的诗篇与一场无比快乐的盛宴

62小过——飞鸟掠过、给予“可小事,不可大事”的警示

63既济——“高宗伐鬼方”与商周双方祭祀活动的比较

64未济——制造战车参与“伐鬼方”以及饮酒

 

第三部分:《易经》与21世纪中华民族

 

一、从宏观角度俯瞰全部中国历史

二、《易经》对21世纪中国的启示

三、21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中国

四、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科学化、逻辑化

五、科学精神是21世纪中华民族需要的根本素质

六、21世纪中国需要尽快形成崭新的知识阶层

七、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与精神追求——天下文明

 

 

第一部分:姬昌——一个伟大的“囚徒”

 

一、殷商王朝与周人部落

二、姬昌的生活与时代

三、《易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四、姬昌时代的语言

五、对周人灭亡商朝以及周朝的历史评价

1、对周人灭亡商朝的评价

2、对周朝的历史评价

六、孔子与《易经》的关系

七、《十翼》以及整个数术体系的变迁

八、《易经》以中国文化特点

 

 

一、殷商王朝与周人部落

 

在亚洲大陆上,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源头。而黄河流域的诸夏部族,从华北平原到黄土高原两个地区,始终充当着中国文化的一支主干,其中以商朝和周朝为代表。姬昌时代正处于商朝衰败、周人部落崛起的一个交替期。姬昌即是这个大趋势的见证者,也是直接其中的参与者和决策者。这一切大多在《易经》中有所表现。因此,《易经》是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从口头语言向文字语言表达的一个标志性著作,也是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一个极其光辉的起点。

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而言,以今天的郑州、西安、太原构成的地理三角形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发祥地。郑州一带是商朝殷人的发祥地,西安一带是岐周人的发祥地。太原一带深受殷人与周人部落的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风貌的晋文化形态,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群,并且,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一直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较为富庶的地区。

商朝殷人与周人部落的冲突,是黄河流域上游的周人与处于黄河中下游的殷人两大部族的冲突。其时,在长江流域、北部的草原地带,都存在着许多种类的社会形态,并且,这些地区的文明程度甚至不亚于商朝和周朝。只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明落后了和遗失了。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源头,事实上,在商朝时期,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各个不同的部落,已经开始了十分紧密的相互交流和物资交换。比如蒙古的草原民族、四川的三星堆文化等等,在商朝时期,在与中原的交流中,都对于中原社会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般认为,人类的农业文明开始于大致一万多年前的定居时期。我认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人们的定居生活方式开始的更早些,可能在大致34万年前便开始定居一处而生活。在这两个地区,中国的农业型的社会结构发展到姬昌时代,已经呈现一种明显的繁荣景象。日常生活用品——缶、瓮、簋等的制造丰富起来、皮革以及服装制造、牛车和马车的制造,包括以物易物的集市贸易等等社会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也处于稳固的状态,固定形态的军队以及监狱和刑法处于形成过程中,公共工程的组织体系建立起来,姬昌即生活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快速形成和肇造初期。由此,他在传说中的伏羲氏“八卦”的基础上,通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当时社会面貌而扩展成为64卦,实现了把中国的象形文字从口头语言转型为文字语言的升华,因此,姬昌也成就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中的“文王”地位。

华夏民族的名称来源于服装和饰物的华丽,显然,当时拥有最高纺织业技能的族群,即是被其他部落群体最为羡慕和敬仰的族群。生活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的诸夏民族,由于长期的定居生活和拥有肥沃的地质条件,在纺织业方面也拥有比其他部落较高的技能,因此,身上的衣服在其他部落人们眼中很是华丽,“华夏”一词便由此而生。

按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商朝与周朝的记载,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分别来自于两个极其神秘的传说。《史记》的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把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如下:殷人的始祖是契,他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帝喾的次妃。简狄等三个人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掉下一只蛋,简狄就拣来吞吃了,因而怀孕,生下了契。契长大成人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于是命令契说:“现在老百姓们不相亲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五伦关系不顺,你去担任司徒,认真地施行五伦教育。施行五伦教育,要本着宽厚的原则。”契被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夏禹的时代兴起,为百姓做了许多事,功业昭著,百姓们因而得以安定。

《周本纪》中对周人祖先的记述为——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翻译如下:的始祖后稷,名叫弃。他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子,叫姜原。姜原是帝喾的第一个配偶。姜原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脚印,心里好喜欢,想去踩官,一踩上去便觉得腹中有什么在动,好像怀了孕一样。她怀胎满月生下个孩子,觉得不吉利,就把孩子丢在小巷子里,但经过的马牛却都躲开不去踩他;而把他移放在林子里,又碰上山林里人很多再换个地方,把他丢在水渠的冰面上,又有飞鸟用它们的翅膀铺在上面垫在下面保护他。姜原认为是奇迹,便把他抱回抚养。由于最初想把这个孩子扔掉,所以给他取名叫弃。

当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书写《史记》的时候,距耶稣的出生尚有200多年。然而,耶稣的出生有着与商周两代的原始先祖几乎相同的神话传说。《圣经》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但是,当时玛利亚只是与大卫家族的约瑟订婚而尚未结婚,却奇迹般地由圣灵的能力怀孕,因此约瑟并非耶稣真正的父亲。天使向一群牧羊人宣告耶稣的降生,至少40天之后来自东方的三个占星术士也由于一个特别的型的引导前来祝贺。耶稣是一位没有父亲的人类儿子,与中国的商周的原始先祖有着几乎相同的诞生背景。

宗教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的解释。科学无法证明宗教对于人类起源的这些解释,然而科学自身也无法给出有关“人类起源”的可信的答案。难道人类真的就像基督教所说的“上帝造人”吗?不过,必须要接受的一点是:人类生命有可能来源于地球之外的具有更高层次的智慧生命的创造,当然是与地球上的人类生命的有机结合。对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只有交于宗教与科学去共同探寻终极答案。

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两者同样是华夏民族都严重缺乏的精神品格。对于前者,华夏民族的巫术传统经历了商周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但是,巫术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人们的饮食起居等各种俗世事务的基础之上,不能够起到真正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只是一种带有某种神秘性的追名逐利的工具,因此最终无法形成具有强烈的精神凝聚力的、普及性的宗教形态;对于后者,周朝建立后的分封制和井田制曾经造就出了文化科技大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但是,这种局面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被秦始皇父子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邪恶的政权彻底摧毁了。

显然,华夏民族在姬昌之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没有形成一种基于这些神话传说而形成的统一的、完整的宗教形态。姬昌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佛陀和耶稣一样的神迹,姬昌是一位人间的政治领袖,他致力于周人部落的崛起和强大,把战胜商朝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最主要的和最核心的政治目标。

姬昌是一位云游者,他的足迹所至肯定是当时最为广阔的一个。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旅途中,这使得他成为当时实现殷人和周人文化相融合的最杰出的人物,并且以创造《易经》的方式,实现了把中国的口头语言升华为系统的文字语言,这是姬昌在文化上对于我们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

《史记》的记载,不仅是中国神秘文化的表现,在后来也充当着神秘的皇权形象的依据。

直到目前,“夏朝是否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个在史学界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中国大陆的不同地区的部落社会的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华夏民族的文明主体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以今天的郑州—西安—太原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地理三角形地带。而且,这个区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始终充当着华夏民族文明的主流地区,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核心区域。

华北平原较之东北平原,有着更加适宜的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一年四季中春秋较短而冬夏较长,即使冬天,气温也要比东北地区温和的多。

华夏民族的科学精神的培育,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历程,并且需要自觉地在教育、政治等领域付出极其艰苦卓绝的努力。否则,培育起整个民族的强烈的科学精神的目标便很难达成。

从司马迁《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两篇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地处黄土高原的西安一带的周人部落,在名义上是商朝的属地或者附属领土,周人部落也心安理得地归属于商朝,当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商朝毕竟是鞭长莫及。商朝的领土辐射到今天的山西全境和陕西省的大部。据《史记》记载,纣王任命西伯昌(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这是司马迁根据传说记录的故事,不一定真实可靠。但是,姬昌等人接受纣王的封号,应该是事实。可见,周人部落自有文字记载起,在到姬昌的几代人中,与商朝的统治者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安无事的良好的关系。

姬昌是周人部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姬昌生活的时代,商朝已经明显的衰落,周人部落则通过姬昌家族的几代人的努力而实现了强大,姬昌率领周人部落从岐山一带迁都到西安一带,加速了本部落的强大和昌盛。

姬昌的一生,都自觉保持与商朝的良好关系,一方面,他本人在商朝的殷人之地长期居住和生活,另一方面,他谋求与商朝皇族联婚,这便是“帝乙归妹”的故事。不管姬昌被纣王囚禁“羑里”和“帝乙归妹”的具体情况如何,这两个事件肯定都是史实。

在商朝衰落与周人部落兴起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姬昌是公元前12世纪周人部落崛起的历史见证者,他同时也充当自己时代潮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在商朝还是周人部落中,都拥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群体,在商朝以比干、箕子、微子等人物为代表,在周人部落则拥有姬昌、姬发、姬旦等优秀的家族政治势力集团的人才。

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拥有伟大精神品格的民族,才能够通过23个世纪的努力奋斗而走到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并且充当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中坚力量。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准则,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的和真正的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教育、科学、技术、民主等一切社会因素,都是实现文明和达成幸福生活的具体手段。

 

二、姬昌的生活与时代

 

    通过《易经》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视到生活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姬昌的生活状态以及姬昌的社会贡献。从姬昌对于华夏民族的社会贡献的角度看,体现在如下的三个主要方面:1、姬昌通过《易经》把华夏民族的口头语言升华到了文字语言,这是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一个实质性的进步;2、姬昌思考与推动建设国家形态,把周人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引导上了国家形态的道路,从而终结了周人的部落形态的社会生活;3、姬昌积极而自觉地从事于畜牧饲养业、制造车辆等产业发明活动,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第一项贡献以《易经》的结果,后两项贡献皆在《易经》的内容中有着明确而具体的体现,也构成姬昌人生的主要的内容。

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分困难问题是把发生于远古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年代推算出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中国历史研究已经使用公元纪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被列为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正式启动于1996516日,2000915日结题。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时间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划分。

姬昌约公元11521056年),但是,我认为,姬昌的生卒年限仍然不是十分准确,不过,姬昌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里,这是最接近的历史时间。在全部中国的历史中,姬昌是一位具有丰碑性意义的人物,至少在文化与政治两个方面都是如此。在文化上,姬昌标志这华夏民族开始从口头语言向文字书写的转型,在政治上,他缔造了一种后来被称之为“封建制”,但是,这又是一个被后人严重误解的制度。

   姬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把口头语言升华为文字书写的形态,这是对于整个社会文明都具有伟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姬昌对于礼仪、制度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姬昌最伟大的文化贡献是创作了《易经》,以此为标志,华夏民族实现了在语言上的由口头话语向文字书写的转型。《易经》是华夏民族使用文字进行书写的一个光辉的开端。

在姬昌生活的公元前12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进步:首先是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两个主要的地域,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得到确立,姬昌是这两个地区文化交流的典型人物。其次是两个地区的人们在文化上开始从口头表达向文字书写的转型,说明当时的文字发明和创建已经普遍开始,在商朝地区是以甲骨文为代表,在西北地区则是以仓颉发明文字的传说为代表。

姬昌的《易》是华夏民族传承下来的由口头语言向文字语言转型的最初期的证明。《易》首先是刻写在竹帛或者木片上的书。竹帛是中原地区从夏朝末年便开始使用的工具,到孔子时期已经非常普遍,诸子百家的争鸣即是主要通过竹帛为书写工具而进行的,办学成为一种传播知识、理念的基本形式。

    无论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还是从姬昌成长过程的推定,都可以判断姬昌是在自己的壮年时期来到商朝殷人之地“羑里”的,有人认为姬昌在80岁之后来到商朝,这不符合事实逻辑。并且,姬昌在商朝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并且在周人迁都丰镐之后,也多次来到商朝之地。

姬昌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各个不同地区的部落,最发达的属于殷商王朝地区,同时,各个不同的部落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时代。其时,母系氏族社会已经转型为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商朝,女性成员拥有大致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甲骨文的使用、天文历法的设置、青铜器的制造、马牛等大牲畜的饲养、织布与水井的挖掘,等等这些因素,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商朝殷人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丰富的景象。在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卜筮习惯,姬昌在商朝时,认真而全面地掌握了这种技艺,并且开始创作《易经》,姬昌运用占卜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生活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百态,范围大致在今天的西安—太原—郑州一带。当然,记录的周人部落的社会生活最多。

    姬昌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到青铜器时代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从个人角度而言,由于姬昌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生殖能力,他引导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偏远一隅的姬姓部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人丁兴盛和人才济济的部落,最终在他死后不到几年的事件,他的儿子们通过牧野之战而把曾经强大的殷商王朝打败,并且建立了周朝,绵延了大致800年的统治。

姬昌时代属于中国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制造在殷商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同时,马、牛等动物的饲养、运输车辆与战车的制造、弓箭与其它兵器、水井的挖掘与广泛使用,等等,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从《易经》中也可以看出,农业与商业的社会雏形已经具备,已经有了客店和驿馆,囚禁犯人或者俘虏的监狱,官方公文已经使用布告的方式进行,军队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通过政府组织实施,这一切都在《易经》中有所反映。同时,祭祀中仍然使用战俘或者其他的活人、砍脚、割鼻、等酷刑也在使用,日常生活和一系列重大活动之前进行占卜或者向上天、先人进行祈祷,等等。

姬昌时代,亚洲大陆的各个不同的部族都已经基本走出新石器时代,而升级为青铜器时代,姬昌《易经》中的箭头、鼎、簋等器皿与兵器,都是青铜器制成。

    通过《易经》,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姬昌个人的生活与思想,而且能够看到中国青铜器时代社会生活的全貌。饲养大牲畜包括牛、马等,家禽包括猪、鸡等,并且制造马拉的战车和运输车辆,以及弓箭与箭头的铸造等等。

   生活在黄土高原的“西土之人”,以姬姓为最大的家族部落,并且,他们通过姬昌上几代人的努力,到姬昌这代人,正处于快速强大的过程中,姬昌生活在周人部落快速崛起与地处河南平原的殷商王朝的快速没落的时代,姬昌是他的时代的主角。许多对于中国后代历史影响巨深的历史性事件,都是姬昌主导或者直接参与其中的。

   姬昌时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口?这已经是一个无从考证的数据,只能进行推证。然而,一个可以明确的事实上是,在姬昌的时代,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上已经生活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族群,但是最富庶和发达的地区是殷人生活的商朝地区,今天的位置是河南省的范围,在今陕西一带则是以姬姓为主要群体的周人部落,以及再西北的羌、尤、犬戎等姬昌在《易》中提及的部落。

    我们可以想象,在姬昌的时代,当时各个不同的部落形成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由于生产力的水平很低,每个人或者家庭都需要与其他的人和家庭进行紧密的交往才能够生活,因此,在各个不同的部落群体内部,实际上处于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遇到事情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状态其实一直存在着,并且形成影响中国社会运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并且从青铜器时代的部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联系起来,可能会找到解释中国20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一种合理的途径或者一种崭新的视角。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确源远流长,有着极其深厚的原始的历史背景。这也是中国社会不能有效地确立起财产私有化制度的根源,一个严重的负面结果则是,这种倾向导致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能够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革命。

   姬昌时代的中国已经走出了新石器时代,而步入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制造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首先是各种生活日常用具的铸造,然后是以弓箭、戈矛等兵器的制造,等等。青铜器的制造首先改变的是贵族集团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了更精美的酒器、餐饮用具以及更加锋利的兵器。

   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公元前13世纪下半页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晚期。在中国,商朝把青铜的冶炼技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从器物的造型与工艺以及烧铸到青铜器上的金文中变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人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远为得到殷人的高度。在当时,石碑的雕造尚未风行,而把文字烧铸在青铜器之上,毕竟不能够容纳许多文字内容,因为随着青铜器被铁器的取代,甲骨文、金文等都逐步被小篆体的竹帛所取代。

    姬昌生活的时代,正处于黄河上游的周人部落的崛起和地处豫东平原的殷商王朝的衰落的交替过程中。

   我们把黄河视为母亲河,这是一个正确而富于历史情感的观念。黄河的确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因为生活在亚洲大陆的黄种人的社会文明,首先发端于黄河流域。甲骨文肇创于殷商的天才人物,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系统的使用甲骨文书写而成的著作。只有数万片刻着这种文字的甲骨残片。不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文字。

   商朝人首先把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商朝大致形成于公元前1600多年,已经实现了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的转型。而且,商朝弥漫着一种开放的社会氛围,从男女两性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形态,都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商朝是当时亚洲大陆最发达的地区。

   姬昌死后的安葬地,现在认定在咸阳市北5公里的周陵乡崔家村南陵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手书周文王陵石碑一块。可以肯定,这个地点距真正安葬姬昌的地点不会太远。姬昌辞世时,周人部落上属于商朝的管辖范围或者具有附属国的性质。因此,姬昌的丧葬规格不会太高,仪式也不会十分隆重。而且,在当时,即使是商朝的君王去世,其丧葬的规格和仪式相比之后的帝王丧葬的陵寝要简朴的多,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年,厚葬久丧的风俗在社会上并不普遍流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厚葬礼仪是在姬昌身后的春秋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风俗,在周朝建立后,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由此,各个诸侯国的君王逐步兴起了厚葬的礼制,而且越演越烈,致使厚葬成为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从战国之后,社会上逐步兴起了厚丧的风俗和习惯,这种风俗一直延续着,从王侯将相到普通家庭,对于死去的人都特别重视给予厚丧。不过,从春秋战国时期或者可以追溯更早,中国便存在着一种“厚葬”的风俗,孔子是主张厚葬死者的,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大多为其服丧3年。而子贡却在孔子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他守坟6年之久。其实,这是一种全然没有意义的礼仪。厚葬的风俗及其主张受到来自墨子的严厉批判,墨子主张葬丧从简。然而,中国的厚葬传统一直延续着,不仅普通家庭如此,帝王将相更是如此,这从历朝历代遍布祖国大地的帝王陵寝就能够得到明证,这也是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明证。

我们从《墨子》一书中的《节葬》篇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厚葬习俗的兴起过程。墨子的生卒时间不详,他大致晚孔子两代人,与孔子的孙子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在《节葬》中,墨子指出尧舜禹三代圣王、包括周文王、周武王在列,都属于简葬。可见,在周朝初期,厚葬的风俗尚未兴起而且也不普及。然而,随着周朝推行分封制,各个不同的诸侯国的君主们开始厚葬,并且这种风俗日益盛行,到战国时期墨子生活的年代,不仅成为官方,而且在民间都必须遵循的一种安葬亡者的习俗。墨子对于儒家学派主张的厚葬久丧给予无情的批判,他指出这样做“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着深入骨髓的透彻认识,墨子以及墨子学派对于当时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墨子逝世后,很快墨家学派成为了中国的“绝学”。墨子开辟的科学研究风尚与宣扬的文明价值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策主张,在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的政治环境中,也随着春秋战国的终结以及秦始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彻底断绝了香火。

从秦朝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遵循着穷奢极欲的厚葬传统,只要王朝的统治稳定,便是以举国之力办理皇帝的丧事。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满清王朝终结。不过,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民间也一直延续着厚葬的风俗。事实上,厚葬久丧是一种陋俗,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易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中国文化形态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从《易经》这个源头出就能够分辨清楚。《易经》是中国人在把语言由纯粹的口头语言升级为文字语言过程中的一个起点。当然,《易经》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留,这是《易经》本身的幸运。可以肯定,在商朝时期,以甲骨文为蓝本的比较系统的著述,应该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结果是以甲骨文书写的系统的著作,没有能够得到保留。

    《易经》在反映姬昌以及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一面的同时,也表现着用于书写的文字语言的幼稚性、不符合逻辑性和只言片语的琐碎性。《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从口头语言向文字语言升级过程中的形态。因此,《易经》固然闪烁着华夏民族先贤的杰出智慧,也同时体现着当时文字语言的幼稚和不成熟性。

揭开《易经》的神秘面纱,恢复她的本来面目,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个具体的任务。《易经》自从出现以来,所有的研究都关注与“阴阳”的概念以及“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含义。从卜筮的角度对于《易经》进行诠释,并且,对于《易经》的内容在完全的凭空想象中进行无限制的发挥。

姬昌是一位注重现世生活的政治领袖,这决定了《易经》首先是一部体现着当时社会的实际生活状态的著作。当然,这部著作以“占卜”这种巫术的形态而表现出来,事实上《易经》的许多内容也的确是姬昌自己的占卜实践以及对于占卜内容的记录,然而,《易经》决不是单纯的一部占卜或者其它巫术的著作。在文化上说,《易经》奠定了华夏民族的鲜明的现世精神的传统,姬昌书写《易经》的时代大致在公元前12世纪,要比印度的佛教早6个世纪之多。姬昌开辟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都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佛教自公元2世纪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但是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源自于姬昌《易经》的这种现实精神的固有特质。

   从数术方面对于《易经》六爻以及爻辞进行解释,并且把《易经》作为占卜的一个源头,从汉朝初年便开始了,然后到唐宋两朝达到高峰。先是把八卦赋予不同的对应物,然后是把六十四卦的不同爻加入对应的父母、妻财、兄弟、子孙、官鬼等含义,再结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相生克的自然逻辑,使得“六爻”占卜成为中国术数门类中的一大显学。至今仍然是民间术数中的一种最完备的占卜技艺。

通过对《易经》的阅读、研究与认知,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姬昌——这位中国农业文明肇造初期的伟大人物的人生轨迹和生活面貌,也可以感知到姬昌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理活动与思想领域。《易经》的神秘性和“巫术化”倾向完全是被汉朝之后尤其是宋朝学者们无限夸大的,其实,即使在时光飞跃了3000多年活动今天,如果掌握并且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研判《易经》的文字,那么,姬昌与《易经》都是不神秘的,《易经》也不是纯粹的“占卜”著作。

当然,在全部中国历史中,姬昌的确是一位伟大、神奇而富于丰富创造力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姬昌似乎是一位全能型的人物,他既是周人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发明家,他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劳动创造过程中,比如播种、拔草、盖房、掘井、打猎、饲养牛、马、猪 羊等动物,在自然灾难到来时,组织指挥救援,在国家事务方面,他训练军队、指挥打仗,制定人伦规范和礼制,他制造车辆等交通工具,同时,他也占卜、追女人、喝酒、唱歌跳舞等等,总之,姬昌在他生活的时代是相当丰富的人,并且具有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姬昌是一位先人后己的利他主义者,有食品总不私藏,而是自觉分配给邻人,当洪水来临冲垮自己的家园时,他也勇敢地指挥求灾并且首先照顾到他人的安危,而不是首先抢救自家的财物。

姬昌把传说中仓颉创造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进行了系统化的书写,在商朝殷人以及流传下去的八卦的基础上,以阴阳两个符号为标志作为计数的工具,把“八卦”扩展为“64卦”,其实,他是对自己生活与当时社会状况的记录。

姬昌是中国农业文明升华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到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姬昌是把华夏民族的象形文字运用于系统化的书写的第一人。事实上,商朝殷墟人已经开始使用龟甲进行文字的书写,主要的进行占卜活动,当时,殷人的书写没有得到完整的保留,只留下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无法系统化为书籍的形式。

传说中,姬昌创作《易经》是在纣王“囚禁”的期间,其实,在我看来,姬昌书写《易经》是他坚持了一生的事业。姬昌对于殷人的语言以及甲骨文肯定有了一种较为深刻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易经》是姬昌结合周人和殷人两种语言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在商朝与周朝初期,地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不同部落的语言,已经具有了统一的口头话语上的一致性。

姬昌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创造《易经》的一个前提,同时也成就了《易经》在表现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易经》是姬昌所在的社会生活的文字表现,姬昌作为第一个把口头语言升华到文字语言的思想家和创造者,由于当时的文字所限以及写书工具的制约性,不得不极其简短,致使后人对于《易经》语言的理解自然会出现许多截然不同的诠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姬昌创作《易经》的过程,其书写工具应该是使用竹简和刀笔,把他想要表达的思想与实际生活经历刻录出来。姬昌的创造超越了商朝殷人以甲骨作为工具进行记录的方式。姬昌创作《易经》本身,就表现了他的伟大的科学精神和首创者的顽强意志。

姬昌是中国农业文明肇造初期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从他撰写的《易经》中,可以看到他的伟大功业,我所指的功业不是主要指姬昌通过一系列部落战争而兼并其他部落的领土,也不是他为灭亡商朝而奠定的条件,主要是指姬昌通过一系列劳动而创造的物质财富,比如他积极投身于养殖、狩猎、造车、挖井、修建道路、疏通河流等许许多多的造福于当时的民众的劳动实践中,并且,最伟大的表现在于,姬昌通过创作《易经》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同时,通过《易经》把口头语言上升为能够系统表达的文字语言,这本身即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这些才是成就姬昌伟大的不朽功绩,也是姬昌的真正伟大之处。

我们知道,中国的“易”除了姬昌的《周易》外,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但是,这两部著作已经失传了,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发现它们,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从甲骨文的发现和考证结果中,在姬昌创作《易经》之前,肯定存在一些系统的文字著作,只是没有能够得到保留。姬昌创作的《易经》,也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最为完整的文字著作。

    如果单纯地把《易经》当作一部占卜著作,那么,这是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一种狭隘的认识,并且,也严重低估了《易经》的价值。但是,也可以肯定,《周易》是在“八卦”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八卦”的基础,姬昌便不能够凭空推演出“六十四卦”。商朝殷人的占卜以及对于其占卜结果深信不疑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姬昌在“羑里”的生活。姬昌是一个善于向现实学习的人,他在“羑里”期间,精心钻研殷人的占卜技艺,这奠定他成就《周易》的直接条件。

     可以肯定的说,《易经》决不简单地是一部占卜的书籍,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说,离开了占卜,《易经》便无从产生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占卜的内容在《易经》的确占有相当的部分,比如蛊、临、损、益、巽等卦的内容,都是直接对于占卜活动的明确而具体的记载。这是商朝殷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事无巨细都必须进行占卜并且按着占卜的结果做出判断并且采取行动,对于天命的相信程度几乎达到了盲从的地步。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姬昌通过学习和继承占卜开始了他的《易经》创作,但是,对于姬昌而言,占卜固然是他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但是,更是他从事于一系列政治活动、军事计划、祭祀仪式和参与劳动等场景的记录工具。八卦可能是通过占卜等巫术活动而得到发明的,姬昌为了计数和书写,只能运用这种现有的工具,才能够对自身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书写。

    因此,《易经》不是一部纯粹的占卜文献,然而,离开了占卜这种文化前提,《易经》便不会诞生。《易经》通过继承和借鉴商朝殷人占卜的技艺与数学基础,在“八卦”的基础上,以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为主要源泉,才有了姬昌的《易经》的创作。

   人类是否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未来是可以被预知的,因为未来只不过是各种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要能够准确把握决定事物运动方向的重要因素,便可以清晰预知未来的大致面貌,并且能够选择最有利于适合未来的行动。当然,人类的智力以及智力的发展除了具有逻辑性之外,在某些时候,还具有极大的突变性,这种突变性的事件,大多表现在科学和技术等方面,而且,这些重大的具有突变意义的事件的发生,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有着一系列重要的影响。

对《易经》本来面貌的恢复和发现,需要运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人文和科学知识进行研究,姬昌是他的时代中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在他的时代,社会生活已经脱离了新石器时代,而走向一个崭新的农业文明的全面肇造时期,分散而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部落生活,正在急剧地转型为以家庭农耕为主体的定居生活,而且在政治意义上正在由部落形态转向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许多因素开始出现,并且在治理方面处于加速形成的过程中,这从《易经》中记载的监狱情况以及对于人犯的惩罚结果、军队的组织与训练、一些公共工程的实施等等情况中都可以得出结论。

   姬昌生活在中国农业文明的一个富于开创性的时期,典型的标志是文字的发明并且系统地表达,而姬昌即是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后使用文字进行表述的华夏民族的第一人。因为《易经》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部典籍。

   象形文字的发明与系统化并且运用于书写,这本身即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象形文字的表达具有天然的简洁性,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样的特征直接影响到象形文字表达的确定性,这便为后代人诠释《易经》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空间。事实也是如此,在后代的易学家们的手中,把所有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存在都装入到易经提供的范畴中。

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使命——把现代汉语提升为世界上主要的科学语言的任务。人类的象形文字是出现的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早的书写形式,然而,在世界上,发明和运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其社会形态的发展程度便开始落后于使用符号文字的民族。也就是说,象形文字在创造和发现科学知识的能力方面,明显的被使用符号文字的民族超过。

中国的象形文字后来一直被称之为——汉字。这种文字形态至今是世界上发明最早、流传最完整、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象形文字,在20世纪以来,汉语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与现代电子技术发生了十分深刻的融合过程,这是现代汉语的一场根本性的转型。然而,必须认识到,汉语仍然不是世界上主要的科学语言,而且,在历史上,使用汉语这种象形文字的汉民族,也不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首先发明民族。

准确翻译以及合理而广泛的接受符号文字,用以极大地丰富现代汉语体系,这是提升汉语表达水平和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姬昌在《易经》中提到的人物包括——商王、帝乙与妹妹、姜尚、萁子、中行、比干、自己的儿子们、等等。在姬昌的时代,中国没有信史,姬昌的故事都是根据传说而记载的。周朝是中国信史的开始,尤其是公元前770年国人起义之后,是中国信史的开始。但是,中国的历史书籍存在明显的缺陷性。

  在姬昌去世大致10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姬昌的次子姬发亲率数千名“子弟兵”前往东土伐商,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以牧野之战为标志,商朝灭亡而周朝创建。姬发把自己的父亲姬昌追封为“文王”。姬昌的书写《易经》的作为,直接影响到后世,尤其是周朝的采集诗歌的传统,是直接来源于姬昌的结果。

 从姬昌的《易经》中,可以窥视公元前12世纪前后中国先人的社会面貌。姬昌的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一种较为成熟的农业文明状态,生活已经基本实现了定居,并且可以饲养家禽和大牲畜,比如牛、马等,而且还可以制造车,两轮的牛车和马车,这些是完成大规模的运输的主要工具,也是用于农业耕种的主要手段。战车也已经出现,并且投入到实际的战斗过程中。

  显然,人类早在大致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处于一种文字发明之前的无记录状态。而到姬昌的时代,文字已经被发明出来并且能够系统化的使用,把口头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人类文化的一场伟大的升华。当人类能够使用文字记录自身的生活状况后,随即而来的便是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各种文化形态的大丰富和大发展。

 事实上,《易经》是姬昌对于中国农业文明趋于稳定和成熟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记录。只是由于其文字简洁而历史悠久,词意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易经》又别后来的继承者们认定为占卜的源头,因此,才使得《易经》具有神秘的色彩。其实,《易经》是姬昌对于他身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全方位的记录。其中,包括日常生活与国家建设的许多方面,从人们的婚丧嫁娶、饮食喝酒、行屋盖房,到军队训练、祭祀礼仪、监狱管理等等,都有所涉及。但是,姬昌几乎没有提到农业耕种、医疗与教育等等重要的社会课题。

   周朝的分封制缔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繁华,同时也深埋战国时期的祸乱灾害。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终结战国局面之后,其实,从秦始皇到20世纪,中国社会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始终处于专制禁锢的状态中,而且,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等领域更是裹足不前,整个社会处于不断沉沦和朽腐的状态中停滞不前。

公元前12世纪,在地球东方的亚洲大地上生活的诸夏部族,在社会结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快速成熟起来。同时,各个部族开始发明并且使用文字,在商朝有甲骨文、在周朝现今西安一代又仓颉造字。

姬昌的《易》,标志了古老的中国实现了从口头语言向文字语言的升华,以此为标志,华夏民族开始用刻刀、竹帛为书写工具,记录自身的社会活动。从此,中国的文化实现了由口头语言向书写的转型。中国的语言发生了一次实质性的伟大飞跃。

   ——是华夏民族把口头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的一个标志性的开端。《易》的出现,为华夏民族打造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科技大繁荣的局面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同时,周朝的分封制,在政治上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治理环境,因此,各个诸侯国具有较为自由的自主治理辖区的权力,也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提供了一种较为有益的政治氛围,可以说,分封制是诸子百家涌现的政治前提。

华夏民族的文明,在由记载的文字历史以来,以当今的郑州、西安、太原构成的地理三角形为最古老的中心地区不断向外扩展。

对于《易经》的研究,一方面有必要正本清源,恢复这部古老著述的本来面目,一方面必须撕下有关《周易》的太多太过厚重的神秘化的面纱。不能把作者姬昌的生活抽象掉,因为《易》本身即是和姬昌密不可分的一体,《易》是姬昌生活的直接折射品。其中包含着姬昌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并且,涉及许多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件。《易》为姬昌所创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同样的,《易》在姬昌之后经历过一系列的重大的内容修改和增删,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管姬昌的原创经历过什么程度的修改,其主旨必然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

《易经》64卦的所有爻辞,应该是姬昌所书,而“彖”词的内容,应有姬发、姬旦等人的补充之作,有些安放在爻辞的前边,爻辞之后的一句简短的“彖”也是后来对爻辞内容的补充。《十翼》是后来的继承者们的作品。

   《易》的成书,肯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是姬昌与其直系后代姬旦等人一并创作的结果。《易》的传播在其成书到孔子的大致五百年时间里,几乎是一个空白,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的依据。到春秋时代,孔子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现《易经》并且研究《易经》的?这个问题虽然在《论语》中有所记述,但是孔子说的并不全面和详细。

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姬昌在从周人生活的“西土之地”到达商朝的殷人之地后,对于殷人的占卜文化形态发生十分浓厚的兴趣,开始极力学习和借鉴殷商文化,成为姬昌初到商朝之地后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明确指出“文王拘而言周易”,姬昌创作《易》开始于自己被纣王的囚禁生涯,在这段时间里,姬昌在“八卦”的基础上,一边演习八卦,一边在自己占卜或者为他人进行占卜。在这样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实际生活或者占卜得出的推算结论记录下来,由此而逐步成就了《易经》的主要内容。后来,经过自己的儿子姬旦等人的补充,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

《易经》的主体轮廓和核心内容来源于姬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被“囚禁”在商朝的一段时间,能够悉心钻研和学习殷人的占卜方法,并且对于甲骨文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我们可以把《易经》视为是商周两地文化成果相结合的产物。

因此,不能完全把《易经》视为一部占卜算卦的书籍,但是,姬昌的确记载了自己的一些占卜的实际活动,同时,姬昌创作《易经》的主要依据和计数工具来自于占卜。在后来的学者对于《易经》的研究中,一条线路是完全认为《易经》是占卜的书籍,另一条是完全抽象掉姬昌本人的生活,沿着“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路任意发挥想象,使得《易经》的内容完全脱离开姬昌当时的生活实际状况。

《易经》经过后人的修改和编著,姬昌原创时的面貌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易经》提供的主旨和核心内容一直得以延续下来。

 姬昌使用的语言非常简短,一个字几乎就代表许多种含义。这是象形文字从口头语言向文字表达升级最初期的固有现象。这给后人在《易》的基础上进行随意的发挥想象创造了条件。

《易》是如何转化为占卜体系的源头以及依据的?这是学术界应该进行严谨考察的一个问题。不仅因为《易》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源头,而且,《易》作为姬昌对于自身生活为前提的哲学思考,最终转化为一种巫术的依据,充满着诸多神秘主义的思维。这体现了从春秋战国到宋朝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思维退化。也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不能够催生出现代科学体系与技术产品的根源。因此,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个根本任务,即是决不能继续沿着巫术的轨道研究和认识《易经》,而必须恢复《易经》的原本价值以及真实的含义,当然,以《易经》为思想前提进行发挥是可以的,但是,这需要剔除巫术的诸种神秘主义的意识。

在世界上各个古老的民族中,宗教的起源皆来自一种“神谕”,佛经是天国的佛通过释迦牟尼之口而讲出来的,《圣经》则是上帝与人类的契约,通过耶稣之口说出。

在中国,仓颉是古代中国象形文字的收集者和集大成者。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是“惊天地”的,但是,中国文字的传播最终没有形成华夏民族的宗教情绪,而是以占卜为主要形态的巫术。但是,可以肯定,《易》在姬昌那里决不是一种以占卜为主的巫术,而是姬昌从陕西一带来到河南洛阳一带后,对于自身生活的一种思考。姬昌借鉴了商朝“殷人”的占卜工具,即八卦为计数工具。因此,《易》本不仅仅是占卜与巫术的源头,把她作为占卜的起源,只是后人强加上去的。

从仓颉造字到姬昌从陕西到河南“羑里”这个小屯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这段时间应该不会相隔的很长,当然,我们今年已经不能够准确推算出仓颉的生卒年限。传说中仓颉是皇帝执政时的左史官。应该可以判定,仓颉生活的地区,后来也隶属于商朝的管辖区域。

姬昌这个带着浓厚的陕西语音特质的年轻人,到达商朝统治的地区,迅速接受殷人文化,并且运用殷人的占卜符号作为自己创造《易经》的书写工具,把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简单的记录下来。他运用的竹帛与刻刀进行文字记录。

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姬昌是开始使用文字记录自己生活与社会状况的第一人。一个事实是,以姬昌为标志,周朝初年是中国由口头语言发展为文字语言的一个明确的开端,《易经》的创作、《诗经》的收集与编撰、《尚书》对于远古历史传说的记录与考证等等,都证明着这样的事实。上述三部著作,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直接反映了3000多年前先人的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面貌。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文字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当人类从新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时代后,不仅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催生文字的产生,而且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明,比如养殖、种植领域里的劳动工具的发明等等,都需要人类把口头语言升华为文字语言,由此,人类不仅对于自身的历史活动有所记录,而且对于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和知识进行传播。显然,人类的文字是综合性的社会生活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反过来说,文字的发明和系统性运用,又充当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世界各地,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其年代要比中国的《易经》早大致一千年,不过,中国商朝的甲骨文大致与《荷马史诗》在同一个时期,只是甲骨文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传世。

可以把《易》视为姬昌记录自身生活与思想的一部日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一部日记。对64卦的大致分类:1、总原则,乾、坤,2、主要涉及个人生活与兴趣方面的卦,屯、蒙、履、遁、家人、解、姤、3、涉及盖房屋的卦,需、大过、4、涉及政治活动与外交、军队、战争等方面的卦,讼、师、比、同人、豫、随、复、离、蹇、萃、升、归妹、5、涉及农业劳动、畜牧饲养、造车、修建公共工程等生产活动的卦,小畜、泰、否、谦、无妄、大畜、大壮、晋、恒、井、革、鼎、兑、6、涉及祭祀活动的卦,大有、涉及巫术和占卜活动的卦,蛊、临、剥、巽、7、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和诗歌方面的卦,观、颐、明夷、渐、节、中孚8、涉及监狱和刑罚等方面的卦,噬嗑、坎、暌、困、9、涉及旅游等方面的卦,贲、旅、10、涉及筹划迁都等事宜的卦,损、益、夬、丰、11、涉及自然灾害方面的卦,震、涣、小过、12、涉及人体研究与两性关系的卦,咸、艮、13、最后两卦是涉及内容很广的总结性的卦——既济、未济、

在《易经》中,真正记录战争的内容并不多。《易经》完全有资格充当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最可宝贵的源头,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明价值,比如在“艮”、“咸”中表达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敬重与对于爱情的珍视,在“观”与“颐”中表达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真观察与对于健康的思考,在“明夷”、“渐”、“中孚”中表现的杰出的浪漫情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谦”、“泰”等卦中表达的对于劳动的热爱和无比尊崇的意识,甚至于,在“师”中表达了武装的军队对于民众生活没有积极的意义。等等这些观念,都表现出我们民众先贤的伟大和追求知识的品格,在后来的《十翼》中,更是较为充分的表达了“日新”、“富有”以及“开物成务”的产业思想,以及《系辞下》中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表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高度智慧。

毫无疑问,姬昌在“八卦”的前提下创作《易经》,出于一种伟大的精神追求和自觉意志。一方面,他有着致力于把自己的奋斗记录下来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他具备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进行这项文化创造的条件。

从宏观的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在文化方面,《易经》的被巫术化、神秘化是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一种倒退,也是华夏民族在思维方法上始终不能走上科学化与逻辑化的一个根源。另外,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姬昌的《易经》算起,在经历了公元前83世纪大致5个世纪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秦始皇与秦二世父子在政治上的典型事件分别是“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从此开创了中国政治权力 极其邪恶的传统。在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汉高祖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帝国和平,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两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一是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34年采取儒生董仲舒的文化政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是在在公元60年代汉明帝刘庄同意并且大举引入佛教。公元64),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由此,在公元68年,中国的第一个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成。由此,佛教在之后的传播过程中,对于汉族社会的生活发挥了至深、至巨的影响。远远超过孔子儒学以及一切其他的本土意识形态。

事实上,汉明帝刘庄的“夜梦金人”而引入佛教的传说,固然是一个可信而极其浪漫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是刘庄看到汉朝在公元前13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社会没落和缺乏活力,不得不向外寻找崭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佛教在之前已经与中国的广袤的西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刘庄通过自己的一个梦境,把佛教引入和传播完全合法化。

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到公元前134年的汉朝,属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模式的肇造时期,在这大致3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以家族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得到确立和巩固,其基本内核一直延续到1911年满清王朝终结,而且,其在政治上的流毒却深深影响到20世纪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

 

 

四、姬昌时代的语言

 

对于人类而言,声音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元素,声音是语言系统的母体。一切民族的完整的语言系统都是基于声音而发展起来的。最先是发声,然后是声音的含义,然后人类根据这些规律性的声音和含义发明了文字,再到书写以及书写工具的发明与不断完善,这样,人类不同民族的语言系统便完备了。声音、词汇、文字——这是世界上一切不同民族的语言系统的三大核心组件,缺一便不构成一种完善的语言体系。

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语言的实质及其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认识依然不足。事实上,语言不仅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更是人类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最实用的工具。任何一种发达的社会文明形态,必然拥有一个发达的语言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语言最难过代表人类文明的实质属性。

 

《易经》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和丰碑。传说中的仓颉虽然发明了文字,但是,仓颉没有留下成型的著作,而姬昌利用当时商朝殷人的占卜方式,用阴阳两爻作为计数工具,开始了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重大事件的历程。姬昌是中国人把口头语言向文字书写升华的开端。

《易经》肯定带着姬昌的许多陕西方言的特征,因此,对于陕西方言的了解和研究,是准确把握《易经》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姬昌时代的语言——我们已经不能听到姬昌的声音,人类发明留声机是在19世纪中晚期,距离姬昌的时代已经有3000年时间。姬昌的口音与商朝殷人肯定存在明显的差异。姬昌出生在今天陕西省岐山一带,姬昌的声音肯定是西北口音,再融合在商朝生活期间的殷人口音,并且接受殷人的文字和学习他们的占卜技艺,从而形成了姬昌个人的多元文化素质。西北口音与中原口音天然地存在相同之处,在文字上,甲骨文的发明与身处周人之地的仓颉造字,大致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可以肯定,姬昌使用文字书写得益于这两种象形文字形态,并且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人类语言系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语言是声音、词义、文字等因素的综合形态。在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前,人类的语言呈现一种单一的声音表达的状态,人们的语言交流是一种即时性的场景,说过即结束,没有记载。可以说,《易经》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在此之后,人们开始逐步使用文字记载自己的生活,并且运用文字传播技艺与记载历史。从而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社会意义上,把人类的文明程度提升到有文字记载的状态。这本身即是人类文明的一场实质性的飞跃。在姬昌的《易经》诞生后,从而开启了中国的文字书写时代。有了文字记载后,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便十分容易推算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聆听姬昌时代人们的声音,只能通过《易经》的文字而判断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姬昌所使用的西北黄土高原周人部落的语言,是中国现代汉语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也就是说,今天陕西省西安一带的古老的部落语言(仓颉属于西安一带),属于现代汉语的占据重要位置的一支,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期,殷人和周人(自称为“西土之人”)的语言便实现了交融,合为一支,充当中国语言的最古老的根脉。

   人类语言的趋同化,注定是语言变迁和发展的一个方向。姬昌在《易经》中提及的动物名称——马、鹿、牛、羊、鱼、雁、鹰、虎、豹、狐狸等,都至今不变。猪的名称有变化,在姬昌时代叫“”、“”等名称,甚至于大猪和小猪、公猪和母猪在名称上都有区别,“鸡”更多的叫“雉”,等等。总体看来,一直到现在为止,姬昌定义的动物名称变化不大。在整部《易经》里,姬昌提及的动物名称要比提及的植物的名称要多,但是,当时用于盖房子的材料来自于许多植物,同时用到许多木材,只是对于这些植物和树木,姬昌没有能够具体的确定这些植物和树木的名称而已。

     姬昌在《易经》中涉及到的对于人体各个部位的定义,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名称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变化,“咸”和“艮”两卦是提到人体不同部位最多的卦象,比如“咸”中提到拇、腓、股、、辅、颊、舌等,在“艮”卦中提到身、趾、腓、限、辅等,两卦有重复提到的部位。但是,在现在,我们对于人体的部位的名称,已经与姬昌的这些名称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些已经则完全不再使用了。我们今天对于人体各个部位的名称,与姬昌的定义存在太大的差别,就人体的基本构成而言,姬昌没有提到腿、脚、手臂与头脑等等。  

姬昌时代建筑房屋使用的材料名称,更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以说,在我们现代的建筑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姬昌当时使用的材料名称。盖房是姬昌在《易经》中经常提到的劳动,比如需、大过、泰、否、丰等卦,似乎都有着盖房子还在为准备盖房材料的意象,当时,姬昌当时提及的材料名称,我们几乎不再使用,只有泥和沙这两样东西至今仍然使用着。

语言的变化以及不断被淘汰或者丰富,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通过《易经》,我们可以感受语言本身的进化的过程与改变的程度。研究语言的变化,对于还原《易经》的本来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易经》对于中国语言的影响力深远而巨大,不仅在文字语言的表达方式上,而且在哲学思维方法上,都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依托于《易经》,从西汉开始,逐步把起源于商朝时期的占卜和巫筮传统发展为一种完整的体系,以“六爻”为主要形态,而且,在整个中国的学术结构中,始终具有明显的地位。佛教自开始传入中国后,两者虽然有所交际,但是,占卜这种数术始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而保留下来。

 

 在中国,五帝时期和后来的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代标准语的前身。周的标准语言,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论语·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正因为这套共同通用语的存在,孔子才能周游各诸侯国,能够识文断字的士子们才能够出仕各地。

《易经》、《诗经》与《尚书》——此三部书,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是中国的古代先贤把口头语言升华为文字语言的一个开端,也构成中华民族的最远古的记忆。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尚不能直接穿越时间回到过去的某个历史场景中去。因此,我们只能从《易经》的文字中判断当时姬昌的生活与思想,然而,由于语言的含义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使得完全复原姬昌在《易经》中的许多表述极其困难。但是,姬昌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能够进行复述的。

当然,《易经》中的文字表述存在着中国人把口头语言转型为文字语言最初期的幼稚性,其一是对于问题的指代不明,其二是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记述不清。过于简单的表述是人类语言发展的必由之路,比如“大壮”九二只有“贞吉”两字,“解”初六只有“无咎”两字,用现代汉语表述,“贞吉”是“非常欢喜和吉利”的意思,而“无咎”则是“没有什么事”或者“不会发生问题”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竹帛与刻刀是主要的写作工具。姬昌初创《易》,就是最初刻写在木板或者竹简上,到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已经是墨写的文字了。然而,从时间上说,从姬昌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12世纪,到汉朝初年的公元前3世纪,相距了近800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竹帛以及其它的写作工具得到巨大的改进,墨与毛笔的发明即是见证。然而,姬昌肯定不是使用毛笔和墨汁进行书写,而是使用刀笔刻写文字。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朝初年出土的帛书《易经》,已经通过手刻和墨写传承延续了近千年。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的帛书,放在一涂漆木匣中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字体有篆、隶之分。篆书的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 (196)左右,隶书的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均破损严重,其中包括有《周易》在内。

蔡伦(大致公元61121年),出生地在今湖南耒阳,在公元105年前后,蔡伦对造纸术的技术进行了极大的改善,使之成为公认的造纸术的最早的发明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经》,距蔡伦出生大致100年。中国人普遍使用纸张进行书写的历史,大致开始于公元4世纪的晋朝,其时,纸张普遍替代了竹帛,从此,毛笔、墨汁、纸张、砚台即笔墨纸砚成为书写使用的四大件主要工具。从姬昌算起到这样的书写方式成型,历时大致1500年时间。在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和使用之前,文字的传播一直处于手抄的方式进行。直到毕昇(约971-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才把汉字的印刷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毕昇是湖北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与纸的发明人蔡伦相距大致900年,相距姬昌时代则大致相距23002500毕昇——这个北宋时期的“布衣”平民发明活字印刷术,在他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传播的手抄历史,有了活字印刷之后,各种书籍的印刷和传播开始便利和普及起来。无疑,宋朝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个高峰,然而,公元1013世纪的宋朝,虽然在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方面创造者由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向大规模的、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型的苗头,同时,宋朝也涌现出了许多为世界级的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终究因为政治权力和整体文化形态的落后,一系列伟大的发明和发现,没有能够催生出华夏民族的一场大规模的、普及性的、持续性的产业革命和科技发明的浪潮。而放眼公元13世纪前后的世界历史,其时,一场不可遏制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欧洲大陆兴起并且成为燎原之势,可以说,以1279年宋朝被蒙古族的铁蹄踏碎之时起,我们这个自诩的“大汉民族”,更加落后于欧洲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文明水平了。

中国的普及性的硬笔写作开始于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逐步使用硬笔进行写作,其速度远远超过用毛笔书写的速度,以铅字为主要方式的印刷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引入,而逐步被激光照排的电子技术印刷方式所取代。

王选19372006年)是一位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也是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20世纪90年代,把汉字印刷升级为激光照排系统的杰出科学家。王选当代运用现代电子科技现实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当之无愧。王选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致力于把电子计算机与汉语印刷的相对接,到20世纪90年代初,王选带领的研发团队先后研制成功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引发中国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这样的技术应用,实现了现代汉语与电子技术的相结合,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全翻新了中国的印刷业和书写方式。

    人类的书写工具的每一次实质性进步,都会带来一次语言本身的丰富与发展。姬昌是中国古代语言发展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通过姬昌《易》的创造,中国语言实现了从口头话语向文字书写的升华,因此,《易》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光辉的起点。

姬昌是华夏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后,第一位使用文字记录自己与社会活动的人物。正因为此,姬昌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一位伟大的肇造者。姬昌把商人的占卜形式与周地的文字形态结合在一起,书写了《易》。《易》的计数体系使用殷地占卜的阴、阳两爻的组合,而文字则是源自商周两地的象形文字。

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姬昌的口头语音,但是,通过《易》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判断姬昌的社会活动与思想内容。《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和著述,另一方面,姬昌是使用象形文字进行书写和系统地表达的第一人,至少从现在发现的古代文献中是这样。但是,姬昌时代的语言以及口头话语向文字语言的升华过程,也是人类在语言上相当幼稚的时代。姬昌在使用文字记录还在表达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整或者有序的表达。

《易经》固然体现古人的智慧,同时也体现着当时文字语言表达的幼稚性、残缺性和不清晰性。因此,在后代对于《易经》的研究中,过分强调并且拔高《易经》的智慧,或者把这部著作进行神秘化的倾向,那只是后人在思维方法和思想观念上的严重缺陷的表现而已。

语言从口头话语的表达向文字记述的表达,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升华和转折点,因为语言发展为文字表达后,人类的文明便能够进行系统的记录和继承,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所以,语言的从口语交流向文字记述的转型,是人类文明的一场实质性的革命,也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巨大进步。

人类通过把自己的口头语言向文字记述的升华,使得人类能够把活动的知识、科学、技术以及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进行记录,同时,能够传播、教育与发展丰富。

《易》是华夏民族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和里程碑的事件。姬昌对于华夏民族文字发明后,把华夏民族的语言从口头表达向文字表达的升华,这才是姬昌的最伟大的贡献,这向贡献要远远高于姬昌在政治上的贡献,比如奠定周朝的封建制的政体框架以及制定礼制等等的贡献。然而,中国人地姬昌的评价以及真实的贡献,却往往忽视最重要的方面。

中国的文字语言从姬昌的《易经》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550年间,无论在词义还是表达方面,都基本达到成熟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字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奠定了中国流行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的表达模式,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字家和文学家,比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白话文”并且亲自使用白话文进行书写,由此,在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形态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动,发生一场巨大的自我革新和飞跃。20世纪中华民族通过五四运动诞生出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各方面的杰出学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在语言形态的发展方面,通过与王选为代表的科学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实现了与电脑的融合,从而,在20世纪再次推动汉语实现了一场巨大的进化过程。

 21世纪的中国语言,必须发展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由此,很汉语才能够对全人类文明做出重要的和独特的贡献。

语言是人类生命实质的表现。因为人类的思维通过语言而表达出来,并且直接影响和支配人类的行为。截止目前,人类科学对于语言以及实质的研究仍然十分肤浅,而研究和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人类生命的全部真实联系,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在21世纪,人类的科学家应该揭示语言与其他生命要素的真实的联结方式。

人类语言的趋同性,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向。这不仅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更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需要。然而,人类应该对自身曾经使用过的每一种语言系统做出深刻而完整的记录。这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并且准确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五、对周人灭亡商朝以及周朝的历史评价

 

   1、对周人灭亡商朝的评价

 

公元前12世纪的中国,是属于地处西北部的一个姬姓周人部落的快速崛起的世纪。因此,面对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12世纪是属于周人部落和姬昌家族的世纪。一方面,周人部落在经历了部落发展过程中的迁都,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周人自觉与当时最为强大的商王朝修好关系,进行通婚,从而得到商王朝的认可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周人从岐周一带迁址到丰镐一带后,以姬昌为精神领袖的部落首领开始图谋更加的发展,把消灭商朝定位为一个终极的战略。

夏朝是否曾经作为一个朝代而存在,迄今仍然有分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夏商时期是华夏民族远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发展和形成时期,夏商皆在华北平原北部的地区存在,也就是今天的豫东平原地区。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前后大致存在了近600年。可以肯定的说,商朝是一个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的朝代。首先是社会形态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父权结构的社会转型,在生产方式上现实了固定的农耕形态,然而,在商朝,女性成员仍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男女两性基本处于平等的状态中。其次是商朝达到了青铜器的一个辉煌的高峰。青铜器的铸造是人类从新时期时代后一大社会成就,商朝具有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要比周朝先进的多。第三,在文字与文化的领域,商朝发明了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周人部落是依托黄河的最大的支流——渭河流于而生存并且壮大起来的部落。

对于牧野之战,周人留给后人的只有《诗经》中的颂歌,而没有详细的过程和伤亡人数的统计。牧野之战的规模和死亡人数将永远是谜。牧野之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其参与战争的人数以及死亡数字究竟是多少?这些问题已经是无从考证的问题。只能进行推测。这是中国的一个顽固而落后的传统,大凡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论是政治事件还是战争,都是大致的对于时间、地点和结果的记载,而其中的过程以及实质内容都没有详细的数字统计。

牧野之战是周人对于商朝都城——纣王所在地的一次突袭。用现代的话语说,即是一次“斩首行动”。一方面,周人的军队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计划和保密措施,以致于在一天的黎明到达商朝的中心地点——朝歌时,商朝军队似乎没有任何必要的抵抗;另一方面,纣王对于周人的武装进攻没有察觉和必要的防备措施,纣王是一个太过于相信天命的君王,他的军事实力决没有后来传说的哪样强大。

周人部落的首领季历被杀以及姬昌被纣王帝辛囚禁,是导致周人部落仇恨商朝的情缘,从姬昌一代起,便满怀对于颠覆和消灭商朝的念头,或者这是一种远大志向,姬昌在时机不到的时刻一直等待。最终灭亡商朝的任务主要由他的儿子姬发完成。

周人灭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落后的部落战胜比其更为发达的王朝的战争。黄土高原的周人部落灭亡地处华北平原的商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落后族群打败先进族群的政治模式。在之后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国家政权的更迭和转移,基本都是以暴易暴的武装战争进行。在同一个朝代内部,最高权力的交接制度是“长子世袭制”。

周朝在大致公元前1046年左右灭亡商朝,是中国历史格局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场影响重大的远古事件。

 周朝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贡献了分封制和井田制两项制度,对于之后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深刻。在文化上,周朝同样在许多方面具有创始性的意义。《易经》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使用文字系统的记录人物与事件的著作,把中国人的口头语言升华为文字语言,这在中国文化进化史上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从周朝开始,确切度说是公元前841年为分界线,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明确的时间性。《诗经》有着周人的许多篇章,中国的诗歌传统,从姬昌的《易经》中便得到体现,比如“明夷”、“渐”、“中孚”等卦的内容,都存在诗歌的创作。在周朝建立后,以姬旦(周公)等人为首的诗歌创作者,主要以歌颂周文王与周人的先祖为主,从而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颂圣”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客观地说,这是中国诗歌表现的一种固有的不良现象,当然,这不是诗人的个人品质使然,而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治作为带来的恶果。

在周朝的封建制度框架内,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涌现,形成了华夏民族史上一个独有的文化与科技大繁荣的“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因为封建制从一开始便使得各诸侯国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最后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倾向,不在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封建制导致各诸侯国林立并且长期进行互相的征伐,孟子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时,讲“春秋无义战”。然而,诸侯国的独立性以及相互竞争,也是直接导致当时社会的文化科技繁荣的成因,由此催生“诸子百家”的涌现。

 

2、对周朝的历史评价

 

   自称为“西土之人”的姬姓周人部落,在古公亶父之后,大致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即从季历被杀经姬昌的一系列计划和发展,到姬昌死后十年左右,商朝被被姬昌的儿子们灭亡,姬发是他们中的军事领袖,姬旦则充当周人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前者被尊为“周武王”,后者被尊为“周公”。

 

   周武王以公元前1046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牧野之战灭亡了商朝,自此之后,在文化上开始运用诗歌的形式歌颂王权,尤其是把姬昌奉为“文王”之后,对于姬昌的歌颂达到了一个顶点,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对于统治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传统。由此开始,中国的“颂圣”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颂圣”单纯地成为一种对于统治者的歌功颂德。而事实上,按着孔子“三代之后无完人”的说法,中国历朝历代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德才不配位。

 

井田制和分封制(封建制)是周朝的两大制度发明,也是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制度。井田制的实施,是姬旦的政策发明。姬旦是姬发的弟弟,被称为“周公”。

井田制是把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当时一人耕种大约3100亩(约合今70公亩)。100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字也是由此而来。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还存在诸如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井田制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属于周王所有),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正如《·小雅·北山》所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

封建制度封建的原始含义,即土而国;古文献中之封建分封制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战胜的部族对于战败的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统治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已有雏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于何时,近代学者说法不一,有人主张始于西周。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五帝三代时期不断发展,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借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

封建制度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政治历程。周朝建立后的第一次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周武王灭商后,自动退出殷都,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管理商的遗民;周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监视武庚,称为三监;周武王定都于镐京后,又分封亲属和功臣为诸侯,这些封国大多数集中于黄河南岸。

西周建立两年周武王(姬发)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代理政事,这种做法称为摄政。三监不满,便散布谣言,说周公会对成王不利,又怂恿武庚共同起来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亲自领兵东征对付三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把乱事平定下来。后来他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到那里,又派驻重兵加以监管,将洛邑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此外,周公又制定礼乐,藉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第二次封建是在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之后实行。目的有三: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借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

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70余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53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职位,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平王东迁后,因其弑父之嫌及诸侯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当。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秦灭六国,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制度。

周朝的封建制开辟了春秋战国时期大致550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与科技大繁荣的时期。社会生活中的诸子百家即是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公元前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和秦二世(嬴政父子)在政治上分别搞了“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从而开辟了中国政权的极其邪恶的传统,到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儒士董仲舒的文化政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秦汉两个王朝在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134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终结了周朝的井田制和封建制,在文化与科技方面,完全由官方决定和主导,从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国文化繁荣的一场绝响。

 

   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周朝的领土扩张和统治的维系,以及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基本上依靠这种制度来进行。封建制是基于家族宗法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也便于实际操作。周朝正是依靠这样的制度,不仅维持着全国的政治稳定,也客观上为延续统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样的制度下,周朝才得以绵延800载,成为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

    而事实上,战国时期是周朝的封建制的逐步瓦解的过程,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由周朝确立下来的封建制随之终结,秦朝实行“郡县制”,由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秦朝之后,战国的封建制就已经终结。秦朝到满清王朝的制度,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专制政体,这种政体明显与周朝的封建制不同。

 

商朝的甲骨文没有能够留下系统的著作,只有几十万片散乱的龟甲片。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系统的整理。然而,金文标志这商朝青铜器的高峰,而且标志这商朝殷人在使用文字方面,也是当时社会最为发达的一个族群。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把系统的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而且,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看,箕子的《洪范》,在文化、立法以及科学方面的价值,都远远高出《易经》的价值。

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到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其实,周朝建立的许多记载,都掺杂着周人自我夸耀的成分。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的社会状况与邻近的部落大致相同。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人部落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易》中的许多内容都明确表现着姬昌的政治抱负和野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都是姬昌的政治规划。在《易经》的多个卦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这是姬昌制定的外交战略。

 

 

六、孔子与《易经》的关系

 

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断了华夏民族源自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00多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文化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于一尊,从而,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上,既没有人文学科的大分工出现,更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各个学科的大发现。儒家固化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灌输,导致整个社会丧失了思想自由以及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后,儒家学派自身也完全丧失了自我发展和更新的能力,成为“腐儒”。

姬昌的生活年代距孔丘大致相距57个世纪的时间。孟轲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把周公到孔子的时间定格为500年。到孔子时期,竹帛之书已经较为普遍,并且被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孔子见到《周易》是50岁之后的事情。

客观的说,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之诸子百家中唯一的继承《易经》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他的学术流派没有提及过《易经》,因此,可以说,在《易经》的传承中儒家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孔子在50岁之后见到《易经》,并且整理、编撰过《易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孔子是一个“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学者,他对于《易经》的内容没有做过具体的论述和评价,只是讲——加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过,从孔子对于“周礼”的崇尚赞美态度看,孔子受到《易经》的明显的影响。孔子对于姬昌和姬旦的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是“三代之英”,并且在政治主张上公开提出“克己复礼”,而且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对于“周礼”的理想主义态度以及近乎痴迷的信任,主要是其来自《易经》的影响。

 

孔子见到《易》,对其进行了谨慎认真的研究。然而,孔子并没有留下对于《易经》内容的论述,只是对弟子们讲道——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没有把《易》视为占卜的书籍,把《易》卜筮化、术数化、神秘化,在孔子之后经历了许多朝代,大致到宋朝,从术数和占卜的角度论述《易经》的著作,成为一种“显学”,宋朝的主要的学者、思想家们,留下了汗牛充栋般的论述《易经》的著作,然而,在公元1013世纪的宋朝,这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不良的开端,即不仅开始偏离了《易经》中揭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极大地偏离了人类思维科学的应有的轨道。中国在文化上的这种转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汉民族宋朝之后的悲惨命运。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主要的流派包括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等学术流派,在这些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中,只有孔子明确提到过《易经》,并且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易经》。孔子在他50岁左右究竟是如何遇到《易经》的?这是一个孔子没有说明的问题。不过,当时的鲁国是各诸侯国中古代文献材料保存最好的一个诸侯国,孔子在其50岁之时遇到《易经》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孔子虽然遇到了《易经》而且“韦编三绝”,但是,在《论语》留下的记载中,孔子也只是针对《易经》说了几句话,不过是强调《易经》的重要性而已,没有对于《易经》做出学术性的评价或者较为系统的论述。孔子看到的《易经》,肯定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易经》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现行的《易经》(包括十翼),是经过几十代人之后,经过汉朝的经学家们的精心编纂而成书,不仅会与孔子看到的《易经》有着许多差别,更与姬昌和姬旦的原创《易经》存在许多重大差别。从时间上说,《易经》通过姬昌和他的儿子姬旦的整理成书到孔子,已经相距大约5个世纪,而在孔子之后的汉朝的经学家们,相距姬昌的时代更加遥远。然而,古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极其缓慢,从姬昌到汉朝前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没有实质改变。然而,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在政治形态上终结了周朝的分封制政体,汉朝延续了秦朝的执政方式,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体的肇造时期。

   不过,《论语》中记载的孔子针对《易经》所讲的话肯定是真实的,因此,对于之后的儒家门生研究《易经》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因为孔子十分重视《易经》这部著作。事实上,从价值的传承和使用“子曰”的角度看,《十翼》的作者全都属于儒家门派,这足以证明孔子对于《易经》研究的影响力。

从姬昌到孔子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于《周易》没有留下任何研究性的文献。从孔子到汉朝中期,汉朝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开始研究《易经》并且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诠释和发挥。

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550年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创始人孔丘提到了《易经》,而且是在他50岁之后的晚年。除了孔子外,其他各个流派没有提到过《易经》。《易经》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而传到孔子手中,孔子本人没有进行说明。他谈论《易经》也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旨在强调《易经》的重要性。

孔子把自己视为是周文王、周公的正宗传人,是周礼的继承者和最好的发扬光大者。孔子在《论语》中有许多话赞美周文王和周公父子。比如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比如——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竭力为周礼进行辩护。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比如“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从而,终结了地方的自治性,经过汉朝的统治和继承,从而逐步形成了中国绵延至1911年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

一般说来,有关商纣王帝辛的残暴故事只能是传说,而不符合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尤其是《封神演义》起到了以讹传讹的作用。

 在华夏民族的思想史上,第一位对于战争做出符合文明标准的论述的思想家是墨子。体现在他的《非攻》篇中。

墨子是一位聚思想家、科学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也是整个春秋战国大致550年历史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然而,墨子流派和学说在墨子辞世后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仅仅有墨子和他的学生辈两代人的传承。

 

 

七、《十翼》以及中国数术体系的变迁

 

从《十翼》开始,也以《十翼》为标志,对于《易经》研究的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存在于姬昌个人的生活状态,而对于《易经》作出完全的“形而上学”的诠释和注解,这几乎是所有的涉及《易经》研究的雷同作法。这种研究方法以及思维方式,也几乎成为中国学术和所有人文学科的固有范式。

社会即是人类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因此,人类构成一切社会存在的成因与结果。也就是说,人既是社会存在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创造者,社会生活中同时存在着文明、不文明、反文明的各种客观因素,而只有文明的社会存在才是符合人类生活目的的存在。

“十翼”奠定了对于《易经》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诠释方式的基础。《易经》与她之后的《十翼》,构成了《易经》的全部框架,尤其是《十翼》,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主要的依据和发挥自己观点的出发点。

从唐宋之后,随着中国“数术”的发展,对于《易经》的诠释著作逐渐多起来,并且可以用多如牛毛和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重复。一般说来,所有的研究著作都是抽象掉姬昌的实际生活和真实思想,按着自己对于《易经》的理解而进行解释。

《十翼》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多位作者对于《易经》诠释的辑录。当然,这些文章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这也是中国著作们的一个通病,他们书写之后并不在乎把自己的名字留下,也不去详细介绍自己的情况。中国的著作没有作者姓名的情况十分普遍,包括明清小说类的一些长篇著作,同样没有留下真实作者的姓名。

一般认为,《十翼》是孔子的作品,包括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也持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十翼》是孔子之后的作品。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十翼》的作者是谁,从时间上,基本可以肯定《十翼》前三篇》上下、《》上下、《文言是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著作,即先秦的作品,后面的数篇应该是西汉前期的作品。从我们看到的顺序的排列看,应该符合创作的先后时间顺序。

《十翼》即《易传》,是解释《周易》的著作,包括《》上下、《》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有长短不等的十篇文章被后人称为《十翼》,作为《易经》的附属作品,故叫做“翼”。《易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书籍,在《周易》之前还有《连山易》、《归藏易》,文王拘而演《周易》,即为后世所注解的《易经》。

   《十翼》是对于《易经》的最早期的诠释文章。对于后世影响至深至大。基本上说,后代《易经》的研究者皆是以《十翼》为依据而诠释《易经》。但是,从《十翼》开始的对于《易经》爻辞的诠释,已经脱离了姬昌的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状态,而开始沿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路进行解释。

——是对《易经》每一个卦象的概括的解释。从此开始,对于《易经》的注解便完全脱离姬昌的生活实际,走上了并且奠定了对于《易经》诠释的一条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线路。

——是针对不同卦的具体的爻辞的补充和诠释。大致沿用了《彖传》的思维方法。

文言——主要系统的论述了“乾”、“坤”二卦。制定了“君子”为人处世的标准,或者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这在《文言》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辞——这篇文章不仅是针对《易经》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篇中国古代系统的哲学文章。对天地万物的自然界的形成、人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做出了系统的阐述,旨在探索《易经》的哲学基础。其中提出了富有日新的生活标准、开物成务的产业思想、以及“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历史观念。无疑,《系辞》是《十翼》中最具有哲学价值的篇章。

 在《系辞》(下)中,对于《易经》的一些卦给出了具体的内容,比如,“益”指神农氏制造农具相关,“噬嗑”与市场交易相关,“涣”与制造舟楫有关,“随”是指服牛乘马,“豫”为“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小过”与木制的舂米器具相关,“暌”与弓箭有关,“大壮”与盖宫室有关,“大过”与丧葬和制造棺椁有关,“夬”与制定契约和治理百官有关,等等。上述便是《系辞》下篇对于一些卦的具体内容的提示。

《系辞》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前,属于战国晚期的一篇诠释《易经》的作品。因为《系辞》作者多处使用“子曰”,显然是写作于孔子之后,经过战国大致两个世纪而成书,并且作为对于《易经》的最重要的诠释著作而与《易经》合并印行。

说卦——把八个不同的卦象赋予具体的指代对象。这应该是汉朝前期经学家对“八卦”以及《易经》卦象的诠释。

序卦——说明了排雷卦象顺序的依据。由此,64卦的排列顺序得到确立。我们不能排除后人对于姬昌原创《易经》时排列的改动。也就是说,这种改动肯定存在,但是,从《易经》的内容看,基本维持了姬昌原创时的顺序。

——最短的篇章,对卦的名称进行了简短的解释。

姬昌创作的《易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再到汉朝前期经学家们的编纂,即通过《十翼》的诠释和注解,具备了一种比较系统的体系,不仅为之后中国的数术门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依据,而且为中国哲学构划了完备的概念。诸如阴阳五行、天地人伦等等,尤其是,“六爻”占卜的术数直接来源于《十翼》。

然而,也正是从《十翼》开始,对《易经》的解释完全脱离了姬昌的生活背景,事实上,抽象掉姬昌而对《易经》进行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这样的思维传统使得中国哲学深陷一种空洞的境地,即对象的虚无和概念的贫乏。

基本上说,《十翼》应该是孔子之后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这个阶段的作品,《十翼》对于《易经》爻辞的形而上学的抽象解释,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思维的方法,而且为中国术数体系的发展与完备奠定了学术基础。

在《十翼》的基础上,在后来,到汉代京房开始,六爻占卦便逐渐形成为一种完整的体系。把64卦的每一个要位对应编排为父母、妻财、官鬼、兄弟、子孙等五个具体的内容。在起卦方法上,蓍草和三枚铜钱摇卦,在得出卦象后,根据该卦的内容和和世爻、应要、用神等爻位的生克关系判断吉凶。

 从姬昌到公元前2世纪,汉朝出现了研究《易经》的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即是焦延寿和京房师徒两人,他们把《易经》发展为一种完整的占卜体系。但是,没有证据说明六爻占卜的卜筮大法在汉朝时期已经具备完整的体系,这种卜筮法的完整体系应该是在唐朝,即在陈抟、邵康节等人之后逐步得到完善的。在汉朝之后,诠释《易经》的另一个高峰即是宋朝,几乎所有的大儒们都无不认真研究和诠释《易经》。

“六亲”注入“六爻”,应该是唐朝或者宋朝时期的发明。用“六亲”分别注入六爻之后,“六爻”占卜便具备了完整的体系。从起卦、成卦、判卦,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序。

宋朝是一个社会繁华、经济活跃的朝代,是中国农业社会文明的一个高峰。然而,宋朝在文化上也为汉民族走向衰败深埋了一颗不良的种子,这便是在哲学思维和文化形态上,把以《易经》为源头的数术思潮和神秘主义意识形态推向一个高峰。从而中断了汉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性和实证性。中国的宋朝存在于公元9601279年,当宋朝被蒙古族的铁蹄灭亡之际,在地球西方的欧洲,以意大利为地理中心正在兴起一场以文艺、雕塑、科学、技术为主体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由此,为之后的发祥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奠定了科技和价值基础。

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衰败。从公元10世纪到20世纪,中国社会都没有出现过持续的产业革命浪潮和文化、科技的繁荣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致550年的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科技大繁荣的局面,事实上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结束都没有再现过。中华民族的文化、科技的发明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被邪恶的强权扼杀掉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各卦的排列顺序,显然是被后人和后世的研究者打乱了姬昌书写《易经》时的顺序,而且,在姬昌哪里,有“阴阳”两爻的对应排列是不存在的,只有卦名和爻辞的内容。

宋朝是《易经》研究的一个高峰,宋朝的思想家把《易经》沿着术数和占卜的线路系统化了。从邵康节《梅花易数》可以看到,六爻占卜的体系尚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完备,从宋朝之后,经历明超国师刘伯温《黄金策》,再到清朝王洪绪的《卜筮正宗》,基本上,六爻占卜便成为了一个极其完备的体系。

以《易经》为源头的中国的数术文化传统,可以被视为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分支之一,中国文化形态的构成,在汉朝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34年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术始终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尊崇,因此,儒术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构成,同样在汉朝,汉明帝刘庄在公元68年引入佛教,在之后的34个世纪里,佛教对于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影响力迅速超越儒学,而充当对中国社会具有最大影响的宗教。直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在中国的官方和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具有极其复杂的构成。形成这种局面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因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的复杂性使得很难用统一的标准研究和认识中国。

中国在文化方面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儒家价值以及数术文化传统对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等国的影响。东南亚国家至今仍然有着与中国极为相似的术数文化氛围,日本在占卜方面涌现过高岛吞象这样的研究《易经》的代表性人物。

从现有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看,中国在商朝时期便发明了使用天干地支的方法计日、计数的工具。然而,在商朝,天干地支的所谓60甲子的组合方式可能尚不十分完善,60甲子的组合形态应该是在汉朝经过一系列易学研究家们而形成的。从《易经》看,有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记载,说明天干计时的方法已经存在。殷人是中国立法的最早的确立者,因此,可以判断,天干地支的计时方法起源于商朝盘更迁都时期。而到箕子创作《洪范》之时,中国的日历以及五行、天干地支等哲学范畴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天干地支最初的起源,尚无定论,以文物考查的话,近百年来出土的殷墟(盘庚迁都于殷后,商也称殷)甲骨卜辞中,就载有大量用于纪日的干支记录,而在甲骨文中出现最频繁的字也是干支。

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纪年、月、日、时。从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内容都是与占卜相关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甲骨卜辞,但是卜辞并不是甲骨文内容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不多但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种类的与占卜无关的刻辞。比如其中的干支表刻辞。干支表刻辞,是甲骨文中的一种特殊刻辞,属于表谱刻辞的一种。这种刻辞刻写的是以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学者们也称之为甲子表。

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商朝殷人的文化贡献。一个应然的解释是,肯定存在殷人使用甲骨文刻撰的系统性的著作,只是由于甲骨片不易进行相互之间的联结,所以这些系统性的著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其实,殷人对于中国历法的形成、社会治理模式、青铜器制造等方面,均有着实质性的贡献。要比周人的成就更大。

可以说,殷商人是华夏民族的主流血脉,也是汉民族文化的主要的肇造者。他们拥有比周人更大的社会贡献。周朝的统治者在通过武力灭商之后,在许多方面,周朝的统治者们自觉的使用商朝的人才和继承商朝的文化传统,比如周武王姬发在灭商之后的第二年,立即找到商朝的一位杰出人物——箕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战略。周朝是在商朝的基础上建立不起延续的。商周的文化以及奠定的农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一直在中国社会延续。尤其是商朝文化中卜筮传统,在中国民间流传深远,卜筮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一支,虽然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支脉具有神秘主义和巫术的倾向,但是,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方式。

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问题,在科学上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开始使用文字记载自身的社会生活,大致开始于6000年前。在中国,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是已经无法还原为系统的著作,只存流了数万片的龟甲片,商朝大致创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存在了近600年时间,而这种文字发明肯定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商朝的殷人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发达的族群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国大陆最为富饶的华北平原上,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殷人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肇造者。其时,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都存在不同的部落群体,生活于今天陕西渭水流域的姬姓部落,在姬昌生活的年代快速崛起,最终成为取代商朝统治的部族。他们把自己叫做“西土之人”,在自身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面都比商朝殷人落后。

周朝是中国有“信史”的开始,这完全得益于姬昌使用文字进行书写的事实。姬昌首先把当时已经被逐步创造出来的文字用于书写《易经》,实现了中国的口头语言向文字语言的转折和升华。

 

八、《易经》与中国文化特点

 

   人类自地球上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便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生物。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特质。从广义而言,人类的一切社会言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因为人类的言行不仅出于本能而是主要的来自于社会规范。文化是多元化的形态。其中符合文明的成分才是对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有益的因素。也就是说,决不是一切所谓的文化都是符合社会文明需要的文化。有助于人类探索、认知、开发、利用自然界客观物质环境的文化属于科学的范畴,有助于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文化才是文明的文化。

文字的诞生并且运用,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实质性飞跃,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人类的语言是伴随人类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而存在的,因为发声是一切动物的本能的生命素质。而由于大自然把智力赋予到人类的头脑中,在地球上的生物链中,只有人类把自己的语言发展为文字,并且运用于社会的科学研究和记录自身的历史活动。因此,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人类把自己的声音升华为一种系统的口头表达、并且把口头语言发展为文字形态,其中注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人类生命在地球上产生于大致有40亿年前,而人类在地球上最早的文字却仅仅有数千年的时间。显然,人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没有文字的状态中。

价值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构成。也是人类实现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和核心成因。价值文明是人类精神面貌的直接表现,制度和产业是社会存在中最重要的影响人们生活的客观因素。制度是人类为了规范自身的社会生活而设计的一种行为框架,由于制度的设计和制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政治选择,因此,制度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的国家,注定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社会发展。产业分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核心的也最基本的状态,一般说来,分工的丰富与发展有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产业文明需要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持,产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

正确区分文明与文化,并且真正搞清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实质,这是中国理论科学和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升级的重要的侧面。

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然而,墨家学派仅仅存在了两代便成为“绝学”。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与整个社会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墨子的理论原则极其简明而实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把战争、掠夺、偷盗、失忠、不慈孝、不和谐等等行为皆列为“天下之害”,而这些“天下之害”源自于“不相爱”。因此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开创了“光学”知识,这是老子道家提出“上善若水”之后最伟大的自然科学成就。

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之后,没有转化为用于社会的产业分工和面向自然界的科学形态。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公权力的愚昧、残暴和荒唐。秦始皇父子的“焚书坑儒”与“指鹿为马”,奠定了之后中国的文化形态与公权力的关系模式,即公权力强行统治和束缚文化形态的模式。从秦始皇公元前213和前212年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34年接受董仲舒的文化政策建议并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致经过了80年的历程,可以说,这80年的时间是中国的正在形成的汉人社会在文化上经历的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发端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除了儒家之外都一一沦落,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一去不再复返;另一方面,公权力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和不受任何限制的为所欲为。在同一个汉朝的内部,到汉明帝刘庄时期,他认识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后果,终于,以“夜梦金人”的方式开始向外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他引进的意识形态便是对后来中国影响至深至巨的佛教。其时在公元68年,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距大致210年。从公元1世纪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到公元35世纪,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便远远超过了儒家的影响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问题,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这种宗教形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习俗,并且,对于中国人的逆来顺受的人生观念起到了固化的作用。然而,没有能够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于自然界物质世界与社会产业发展更没有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直到1840年英国的寻找世界市场的坚船利炮强行把古老中国的大门冲开,由此,中国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僚,才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的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心理源自于鸦片战争的发生。这种学习和赶超的心理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结束,乃至现在。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走过大致70年的历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分别走过“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走进21世纪。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创造崭新的社会文明体系的世纪,而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思想史中最具有实践力的理论,究竟在中国的21世纪任何发展?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21世纪,中华民族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诠释人类社会文明的本质规律,由此才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本身符合与现实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才能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对于现实生活发展的指导意义。

21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益于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并且对此提出科学的方案、正确的方法、完整的战略,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于当时欧洲社会文明进步需要的理论形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本身就包含着文明的成分。文明是一切文化形态的本质内核,任何一种缺乏文明要件的文化表现,在实质上注定会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当然,一般说来,文化的初因都具有向善力,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文化形态或者理论、学派走向它的反面,都是被统治者利用的结果。

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严重缺乏逻辑思维与面对自然界物质的探索热情,这种追求科学真理精神的缺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缺陷,也是中国社会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持续的产业革命浪潮的根源。在以家庭为主要劳动组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皇权专制的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无法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社会形态只能在自然经济与家族伦理的纲常礼俗中徘徊不前和原地不动。

知识就是文明。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创建崭新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人类社会存在中最符合文明需要的部分。在科学领域,21世纪中华民族应该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并且完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此,改善和提升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并且把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上。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注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和引人入胜的事业。而正确的开发全体成员的智力资源,强有力地引导整个社会走在文明的道路上,这才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核心使命。

 

 

第二部分:《易经》——中国第一部日记体伟大作品

 

 

  第一卦 乾为天 乾上乾下 

原文: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原义:

 

——元始、亨通、利益、祯祥。

——开创、初始、最先

——通达、顺遂、美丽

——获益、富裕、实惠

——艰苦、卓越、正确

1、潜藏在水中的“龙”处于蛰伏期,尚不要强行的发挥作用或者不能有大用途。

2、“龙”出现在田野中,有利于谒见大人物。

3、君子终日乾乾,夜晚保持十分的警觉,虽然危险而艰辛但是不会发生错咎。

4、“龙”在水中飞腾跳跃,无咎。

5、“龙”在天空中飞翔,有利于求见大人物。

6、飞跃到最高点的“龙”会有悔愧。

用九:看见群“龙”无首,吉祥。
   

 

评注:

 

——人类生活总原则

 

姬昌用“元亨利贞”四个字作为创作《易经》的开篇纲领。这四个字体现的是姬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最高追求目标。

——属于一则天文之卦,也是姬昌创作《易经》的总纲领。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原则和价值,今人也时常使用“乾纲”这样的词汇,这个原则即是:元亨利贞。元为开创、首先、第一;亨为亨通、顺遂、快乐;利为利益、赢得、获取;贞为吉祥、坚固、珍贵。

潜龙——处于准备阶段的事情,不要盲目的去采取行动。而是要逐步稳妥的积蓄力量、才能和方法。

飞龙——这才是可以开始行动的时机,利于去做一切事情,并且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应有的成功。

亢龙——任何事情都有适当的分寸,做得过分是会招致灾难的。

姬昌用潜龙、飞龙、亢龙这样的比喻,不仅把自己的境况和心理表述的淋漓尽致,而且用元亨利贞四个字确立了人生、社会、自然界的基本原则。

“龙”是《易经》第一卦——乾卦中最先提到的动物,这也是至今为止最为神奇而神秘的一种动物。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姬昌亲眼所见的“龙”究竟是什么形状。龙到底是姬昌时代的一种实际存在的动物?还是姬昌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一种全能型的动物?这在未来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龙——这种动物究竟是什么?它的形状如何?又是在什么时间绝迹的?这已经那时一系列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把龙的真实存在作为一个前提的话,那么,可以从姬昌对于龙的论述中管窥古人对于龙的态度和认识。龙在姬昌的时代一定是一种能够看得见的动物,龙可以在空中飞翔、能够在水中游动、也能够在陆地上生存。

姬昌把对于自然界以及社会生活的认识,与一种动物——龙直接的联系在一起,并且以龙比喻自身的处境。姬昌把自己比喻为一条人间之龙,用龙来比喻自身的处境与精神。所谓潜龙、飞龙与亢龙,正是对自己不同的处境的描绘与表述。潜龙阶段是不可以有所作为的,必须精心修养和默默准备,到飞龙的阶段,便能够去会见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也可以去具体操作自己准备去做的事业,亢龙阶段,一个时刻小心谨慎,不能做出悔之不及的事情,而且必须防止不利的局面出现。

因此,姬昌提到的“龙”,应该是用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动物所进行的自我比喻。把自己比喻为“龙”,并且以“潜龙”、“飞龙”、“亢龙”形容自己的处境或者对于某项计划采取的行动。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姬昌3000年前在《易经》中最先提及的动物——龙的真实面貌,无法知道姬昌在田间所看到的“龙”究竟是什么样的形状和容颜?但是,在后来的历史中,“龙”成为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最为崇拜的图腾。在中国人的由地支相对应构成的12个属相中,只有“龙”已经是一种不存在的动物,其它的11种动物仍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此可以认为,“龙”应该是一种真实存在过动物。龙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动物。至少可以肯定,在姬昌生活的时代,龙是人们经常见到的一种动物。然而,在姬昌之后,龙便绝迹了。在孔子时代,龙已经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而其实,姬昌看到的“龙”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

许多研究者对于“龙”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做出过各种各样的不同回答。根据姬昌“见龙在田”的话语,在动物中,有关“龙”的形象以及想象大多源自于蛇,人们通常也把蛇普遍称之为“小龙”,同时,有人也认为蜥蜴、蚯蚓等等都是“龙”的原型。现在,有关“龙”的形象,被人们描述为牛头、鹿角、蛇身、鹰爪等不同动物部位的组合体。从历代关于龙的形象的描绘或者画像中,都以蛇为蓝本,蛇身构成“龙”身的主干内容,在蛇身之上添加足、鳞、角、翅,并且把头转换为牛头等等,“龙”是把许多动物的身体部位组合在一起的结果。总之,现在的“龙”是一种虚构的动物。由于“龙”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所以人们可以赋予它任何形象并且无限遐想的空间。

所以,一种可能的情况,“龙”从一开始便是姬昌杜撰出来的一种动物,用于达到自我比喻或者暗喻的目的。因此,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固执地探讨“龙”究竟是什么?而是揭示出姬昌使用“龙”字的本意和延伸含义。但是,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困难的。

然而,当姬昌从他的部落来到殷商之地时,并且开始创作《易经》之际,站在茫茫荒原之上,他“见龙在田”,我们又不能不相信“龙”的真实存在,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龙”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图腾,是在姬昌遥远的身后。

龙作为一种强健的动物形象,很可能是姬昌对自己处境的一种比喻。通过这种自我比喻,姬昌规定了《易经》的最基本的和核心概念——元、亨、利、贞,并且提出“潜龙”、“飞龙”、“亢龙”等概念,用以表述处于不同境遇、不同状态的“龙”。“龙”从一开始就被姬昌描述为一个全能型的动物——在地里潜伏、在天空飞翔、在水中游艺,据此,后人也分别根据五行而把“龙”分为水龙、火龙、土龙等不同品种。

在《易经》中,姬昌提到的动物包括:龙、马、牛、羊、猪、鸡、虎、豹、鹰、鱼等等,只有“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不能够见到的一种灭绝了的动物。而其实,龙应该是姬昌杜撰出来的一个动物名称。

全部《易经》,表现出了人类与动物的密切联系性,姬昌在《易经》中们提到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与人类联系密切的许多动物,显然,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与动物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动物不仅是人类肉食品的来源,而且,在人类远古时期,对人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作用。事实上,在地球上,许多动物不仅是人类亲密的“朋友”,而且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重要的帮助作用,至今依然。

从汉朝的刘邦起,帝王开始成为“龙种”的人,由此,龙的神秘、崇高的地位得到强化。在20世纪里,中国人往往把自己比喻为“龙的传人”。但是,由于“龙”始终是一种形象模糊的动物,因此,其实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的观点,并没有对于民族性格的实质性的意义。

“乾”中,姬昌两次提到“利见大人”,“大人”在这里最可能是指商朝的君王。不过,姬昌在之后卦中提到的“大人”,包含着不同的含义,指有影响力的人物,部落长者或者一个地方的首领,也可以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有智慧的人等等。

姬昌来到商朝殷人之地,必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准备过程,才开始了《易经》的创作。首先是接触和学习殷人的占卜技艺,并且掌握了伏羲发明的“八卦”这种工具后,才为创作《易经》找到了最好的依托工具,即计数工具。“八卦”是一种创造于姬昌之前不知多久的计数工具,在“八卦”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干与地支是中国古人发明用于计时的度量单位。共12个天干、10个地支,从甲子开始配对,60年一个轮回,周而复始。在姬昌生活的时代,这样的计数单位显然已经出现,并且开始被人们所使用。姬昌在《易》中,并没有明显地确立阴阳这两个概念,他只是使用了“——”和“—— ”两个符号。“——”和“—— ”两条横线,断开的为阴、实体的为阳。因为他必须把自己书写的文字内容作出段落和内容的区分,因此,在尚未有系统的数字发明的情况下,只能使用这两个符号作为自己书写的工具。因此,可以肯定,“——”和“—— ”在姬昌那里没有任何神秘性,只是他由于书写《易》时的一个计数工具而已。而且,在中国哲学里,一直坚称“一阴一阳为之道”。由此,阴阳观念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

从写作“乾”卦的季节而言,加之与“坤”卦相对比,可以判断,姬昌开始创作《易经》的季节应该是在华北平原的万物复苏的阳春季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具有不可抗拒的性质,君子应该遵循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君子必须终日努力劳作、创造财富、增益事业,即是在夜间也必须小心谨慎、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敏锐的注意力。因为“天行健”,所以君子必须如大自然一样的壮丽、宽阔、健壮和刚强,并且始终处于自强不息的奋斗状态。

 

 

 

     第二卦 坤为地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战龙於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原义:

 

——最优而亨通,有利于牝马的生育。君子在做事情之时,最初迷茫而后能够获得大利益。西南方的所有部落是盟友,东北方则不是盟友。安全而贞吉。

1、双足踩踏在已经结满白霜的道路上,预示着一个严寒的冬天即将来临。

2、正直、规矩、远大,具备这样的品格才能够跨越一切坎坷而做到无不利。

3、胸怀才华,或者,心中拥有一种完善可行的计划与方案,可以从事一切艰难困苦的事业,或者去从事一番霸主的事业,即使不成功而能够拥有一种良好的结果。

4、把一切都包裹起来,或者,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怀,这样做才会平安无事。

5、得到一件黄色的衣裳,实在是最为吉祥的事情。

6、群龙在原野上互相厮杀争斗,其强大的力量与血色形成玄妙和昏黄的状态。

用六,永远利贞。

 

评注:

 

“坤”卦属于地理之卦,时序是在深秋——履霜,坚冰至。姬昌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严冬的即将来到。走在霜露层染的道路上,显然,一个严冬即将来临。姬昌必须做好迎接冬天到来的准备——备好衣裳、储存粮食。大地包容一切,宽厚而仁慈,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姬昌对于自己脚下的良田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正直的品格、方正的规矩、宽阔的胸怀——这些都是一个人需要培育起来的内在素质。有了这样的素质,便不会被各种现实的困难和苦难所压倒,并且以此可以走过各种各样的坎坷、战胜形形色色的挫折,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地位、声誉和名望。人生要像大地一样的包容和宽阔,这样才能够赢得成功。得到一件十分合适的黄色衣裳,获得这件衣服无比高兴和最为吉庆,就像获得了一项巨大的文明成果一样。这是秋天的收获品,同时也是熬过凛冬的必需品与宝贵财富。原野中有许多“战龙”,它们的血迹斑斑,其颜色是玄黄的。

——是姬昌只在“乾”、“坤”两卦中提到过的动物,之后便再也没有提及过。姬昌在《易经》的第一卦中提到的动物是“龙”,紧随其后的《坤》卦中即提到了——马。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以及与人类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姬昌的时代,对于马、牛等大牲畜的饲养,已经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我们现代的话语中,仍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汇是“龙马精神”,用以形容人的完美而富于活力的精神。

从《易经》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的公元前12世纪,马已经成为生活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上的人们的最重要的财富被饲养,不仅用于耕种、而且用于作战与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围绕着对于马的饲养和使用,一系列有关马的用具也被发明出来——马鞍、马辔、马勒、马缰等等,战车也是根据马的力量和身长设计出来的。马的饲养和使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改变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姬昌时代,中国已经从新石器时代走向了青铜器时代,马的饲养成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坤”卦中,姬昌提到了穿衣问题——黄裳,元吉。黄色是姬昌在《易经》中几次提及的颜色,对于其它的颜色,则没有提及。姬昌时代人们的服装,在新时期时期过后,商朝的殷人在服装的制造上有了重大的进步。已经能够织造粗布并且制作服装,染色还不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这件“黄裳”可能是姬昌从商朝君王那里得到的,这也为后人提出了一个最具体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华夏民族服装史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姬昌所说的“黄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服装,具体的布料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姬昌时代人们的服装,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棉麻制造的程度。《周易·系辞下》中讲: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诗经·邶风·绿衣》中说绿衣黄裳《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毛传指出上曰衣,下曰裳。显然,姬昌得到的是一件下衣,现代的裙子应该是从古人的“裳”的形式演变出来的。

在冬天即将到来之前,姬昌获得一件能够抵御寒冷的“黄裳”,当然无比的高兴。从《易经》中姬昌多次提及“巩用黄牛之革”来看,姬昌肯定是一位利用兽皮制衣的高手,而兽皮也是当时有能力狩猎的人们制造衣裳的的珍贵原料。

在殷商王朝,纺织业发生了重大的进步。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新时期时期进入青铜器时期的主要标志。人们的服装更加华丽,并且开始制定固定的模式,服装也有了明显的等级规范。对襟、偏襟,并且有了扣子。青青子衿——即是讲的服装。可以肯定的是,商朝殷人在服装上要比周人更加先进和华丽。

姬昌对于发展周人部落的战略始终如一:联合位于周人西南的各部落、共同对抗地处于东北方的商王朝。从施政与外交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姬昌在《易经》开始的“坤”到后面的许多卦中,都提到“利西南、不利东北”的话。说明在姬昌的头脑中,从书写《易经》之时起,便拥有一整套的以发展自己为核心的外交战略。

周人的西南方的部落,属于姬昌所说的朋友,而东北方则不是周人的朋友。一个明确的历史事实是,周人部落从岐山一带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地处其西南的各个部族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部族在周人的先祖——古公亶父时期便开始归附于“姬姓”的周人部落,周人的东北或者正东方,属于商朝殷人建立起来的王朝,在姬昌看来,殷人建立起来的王朝幅员辽阔而又实力强大,因此不能成为周人部族的朋友,所以“东北丧朋”,意指周人在东北没有朋友。

把位于周人部落西南的族群视为自己的朋友,可以与之结盟,而位于东北的商朝则是自己的敌人。这是姬昌在“坤”卦中确定的战略与战术目标。在之后的一些卦中,比如“蹇”、“解”等中,多次提到“利西南,不利东北”的内容。

本卦明显表现出姬昌的雄心壮志——即是想尽一切方法让周人部落发展壮大起来,并且超越和颠覆殷人的商朝,这可以从“含章”以及“或从王事”的文字中可以判断出来。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姬昌口中的“朋”,在当时也是一个度量单位,比如损、益两卦中提到的“十朋之龟”,即是在度量衡的意义上使用的“朋”字。如果这样理解,姬昌口中的“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含义,应该是从西南方能够得到许多领地,而在东北方却丧失许多领土。

在《易经》中,提到“血”的卦象包括:坤(第2)、屯(第3)、需(第5)、归妹(第54)、涣(第59),分别是“战龙於野,其血玄黄”、“乘马班如,泣血涟如”、“需于血,出自穴”、“士刲羊,无血”、“涣其血去”。从《易经》的语境判断,姬昌使用的“血”与我们现代语境下的“血”字有很大的含义差别。而且,姬昌口中“血”在不同的卦中也有着不同的语义。

总之,“坤”卦向我们展示了姬昌当时身处的季节是一个深秋,并且得到了一件宝贵的服装以及人们需要具有的品格——直方大。姬昌的心中最大的愿望是“或从王事”,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目的,并且,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部落实力快速崛起。

姬昌的最大贡献,是中国的第一位开始运用文字进行系统的书写的人,他把人们的口头语言转化为了文字语言。从此把社会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姬昌之后,中国便开始有了系统的文字语言。

 


        三卦 水雷屯 坎上震下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原义:

 

屯:元、亨、利、贞,不要轻易行动,去办理事情之前要做周祥的计划才会顺利,利于创建诸侯国。

  1、建房用大石头作为支柱,建设房屋艰辛而贞吉,同时也利于构建诸侯国。

2、这个小屯子即是这样子,生活十分艰苦,按部就班地制造四乘马车。匪寇向一位女子求婚,女子不答应便强行婚媾,十年才生育。

3、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去外出打猎,追逐一支鹿,然而鹿跑进树林中,我继续追逐它不如舍弃,因为深入到树林中很困难,也有可能迷路。

4、驾着豪华的马车去求婚,无不利。

5、把一些食品储藏起来而不是分配给他人,这对于个人是贞吉的,但是,这对于要完成一项大事业的人来说则非常危险。

6、四乘马车要按着一定的规矩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建成,这是一件十分艰辛的工作,要流血、流汗、流泪。

 

评注:

 

——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一个小屯子

传说里,姬昌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毫无疑问,这是姬昌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磨难时期。 这是姬昌来到华北平原,最初居住的一个小村庄的情景。姬昌在这个小屯子里徘徊、徜徉,并且从事骑马、打猎、求婚、屯粮等活动。在《易经》中,我们似乎感受不到姬昌是作为一个“囚徒”生活在商朝之地。从“屯”的内容看,可以判断姬昌在“羑里”的生活是基本自由的,没有外力强行干预他的行动和日常生活。

“屯”卦内容属于人文之卦,是姬昌对于自己来商朝的居住之地的活动记录。姬昌在乾、坤两卦记录了天文、地理之后,开始书写人文——自己的居住之地。姬昌来到商地的一个小村庄,在村庄里居住下来,安静而惬意,思考着创建属于自己的伟大事业。

    “屯”卦表现了如下的内容:君子的胸怀以及对于未来的规划犹如经纬之分明。寻找一个最适宜自己的居住场所,心中思考的仍然是创建诸侯国。虽然表面上是寄居在这个小屯子里,暂时什么事情也不能去做,然而志向是端正与明确的,以姬昌贵族之身而处于下贱的境况之中,这样大得民心。驻扎在这里固然艰难困苦而又裹足不前,需要一定的规矩和方法化解这种困境。有不良的男人来这里求婚事,而女人不情愿嫁给此人,许多年后才生儿育女。到屯子外去打猎,追逐一支鹿时,它逃如树林之中,由于没有向导的指引,十分不舍地放弃了这个猎物,因为深入树林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鹿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狩猎对象和肉食品的来源之一,也说明当时华北平原上是一个鹿的乐园。因为没有向导,便任意由这支鹿逃掉吧。君子舍之,因为执意前往必然导致穷途末路。驾驭四乘马车去求婚,这才十分体面,前去一定能够获得应允和同意。怀抱明确的目的前往,一定吉祥如意。把一些食品储藏起来而不与他人共享,对于自己这是贞吉的,但是,一个有胸怀的并且立志去做大事业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凶险的。自私储藏一些食粮,这是不正大光明的表现。驾驭一辆驷马战车需要步调一致,勇往直前,悲伤害怕毫无用处。哭泣悲伤且害怕流血牺牲,如何可以保其长久?

姬昌驻扎在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这个小屯子里了,不同于陕西一带的风情与人文,甚至语言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必须在这里顽强的生活下去。姬昌在“羑里”的几年,是他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个时期,他学习并且掌握了商朝殷人的占卜的文化形态,并且使用阴阳两个符号以及传说中伏羲氏创造的八卦工具,不断改变八卦的组合形式,从而创造出一部《易》,《易》有64个章节的内容,普遍说来,人们叫做64卦。

姬昌应该是在3555岁的盛年时代,来到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后人把这个小村庄叫做“羑里”。姬昌从今陕西的黄土高原来到华北平原境内的一个小屯子,在这个小屯子里,姬昌独自一人思考、骑马、打猎、求婚,做着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一切工作,而且,他的最重要的思考内容是如何使得自己的周人部落实现快速崛起,并且超越或者打败殷人建立的商朝。

“屯”卦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姬昌生活的全貌和基本内容,记载本身是简约的,因为姬昌的书写工具与可以使用的文字都属于初创时期。书写是用刻刀或者一种坚硬的工具,把文字可在竹帛之上,然后用绳子把竹帛串联起来,由此而成“书”,中国的书的最初含义即是——著之竹帛。书即是许多条竹简串联起来的文字。

人类与马的关系,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最早建立起来的与动物的关系。马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驯养马匹在姬昌的时代已经普遍。人类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里,都把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或者把马与战车结合起来充当进行战争的主要的武器。人类驯养的动物为自身服务,是人类借助外在的力量改善自身生活品质的第一步。马匹主要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用具、牛用于耕田、猪的喂养用于摄取肉食,等等。

“羑里”肯定是姬昌创作《易经》的起点,姬昌在羑里的几年时间里,认真学习了殷商人的占卜技术,接受和运用了传说中由伏羲发明的“八卦”,在这个基础上,姬昌使用“阴阳”两个符号做为自己创造《易经》的计数工具,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记述。

《易经》是姬昌毕其一生的创造,即使在他离开羑里而回到周人部落后,仍然不断完善《易经》的创造。当然,《易经》的一些爻辞是由其儿子姬旦等人补充的,才最后形成一部完整的书籍。

 “屯”卦中,姬昌第一次使用了“婚媾”这个词,并且讲“求婚媾”。男女两性关系和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并且具有核心意义。姬昌时代的男女两性关系尚处于最原始的和最自然的状态中,家庭结构处于一夫多妻的状态下。

“婚媾”——是姬昌在《易经》中多次用到的一个词汇。可见,进行“婚媾”——是姬昌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不仅说明姬昌是一个极其富于生命力的男人,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转向了以男权为主体的社会。婚姻的方式决不是以爱情为基础和前提的。但是,从《易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开放与自由。

母系氏族转型为父权结构的社会形态,首先是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一场大转型的过程。男人摆脱了女权结构的束缚,把女性降低为从属的地位,而且开始从社会行为到价值观念等所有的方面对女性提出规范。姬昌时代,中国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已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男权社会的转型。婚姻形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或者家族)结构不再以母系一方为联结的核心纽带,而是以地位最高的男性成员为组织系统。家庭中的辈分更加分明。

《易经》六十四卦中包含利建侯的卦共有2——一般都把“侯”翻译为“诸侯”,也有人提出“靶子”的新论。根据是《说文解字》中“矦,春饷所射矦也”,意思是“靶子”《诗经》中有“终日射侯”、“射有张布谓之侯”等皆为“靶子”之意。然而,我认为姬昌这里所说的“侯”就是指诸侯国的含义。“侯”在商周时是爵位之一(公侯伯子男)。在古代天子会同诸侯贵族,每年春季要举办一个大的射礼,那时称为“乡射礼”,相当于现在的阅兵仪式,当有人射术特别精彩时,天子往往会当场封爵。

利建候——是《易经》中使用次多的一句话。姬昌内心深处时时思考和意欲落实的大的事业、大的事情和大的事项。在“屯”中,即两次提到“利建候”。表明姬昌主要的心思是是把周人部落建成一个强大的诸侯王国。这项事业也就是周人部落的真正崛起和灭掉商朝的事业。

 

 

 

               第四卦 蒙 山水蒙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原文:

蒙:亨通与顺遂一群年轻人向我求教卜筮的知识,而不是我主动为他们进行占卜预测。最初把预测结果告诉他们,他们尚相信,然而多次占卜之后,其结果便不再准确,而且我也不愿意再为他们进行占卜了。总之,有利并且祯祥。

1、姬发强壮、凶猛而懵懂,应该劝导他正确地惩罚他人,并且正确使用刑法。正确的使用刑法,才算是正法。

2、包——这个儿子十分吉祥,纳娶的媳妇也很好。这个儿子可以成家立业。

3、不要娶只看重钱财而不懂礼仪的女人,娶哪样的女人实在没有好处。

4、困惑而懵懂,十分悭吝。

5、天真无邪而富于干劲,是好的。

6、反击敌人要有力量,不要去做盗寇,而是要防御盗寇。

 

评注:

 

——对年轻人的启蒙与对儿子们的思念

 

可以想象的一个场景是,一群活泼而俏皮的少年,围拢着姬昌,请求姬昌为他们算命。姬昌不厌其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位他们进行占卜,然而,到后来,姬昌也厌倦了,这些年轻的人们不再相信预测的结果了。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姬昌在商朝殷人之地非常思念自己的儿子们,尤其是提到了姬发。并且,通过“蒙”卦,表达了对于自己儿子们的思念以及对于儿子们未来事业的设想,强调自己的活着对于儿子们有大用,而不是儿子们对自己有用。

姬昌对于一群年轻人的发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忠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姬昌也乐意对向他发问的年轻人们进行必要的启蒙。在这个过程中,姬昌也点评了自己的儿子们,首先是对姬发的评价。认为姬发是一个从事政治事业和当官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结论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因此,“蒙”卦可以被认定为是姬昌在商朝的殷人之地,寄托对于自己孩子们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姬昌对于自己儿子们的一一点评,并且指出了教育孩子的原则与规划。以引导这些儿子们成就一种“圣功”——伟大的功勋。对自己的年幼的孩子们的点评,这是本卦的基本内容。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了姬昌的原义,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大致意向是可以肯定的。

   在懵懂与困惑的状态中,要探寻正确的方法和真知,这才是“圣功”——圣人级的功业。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就像山中冒出的泉水,我们不知道源头一样。君子需要以果断的行为成就崇高的道德。

为不懂世事的年轻人占卜,虽然不能够完全准确地看出他们人生的全部结果,但是却可以预见他们人生的成长方向,这样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价值。事实上,一个人能否在青春时期确定一个崇高而清晰的人生理想,并且找准实现这种理想的方法,对于人生的能否成功,这是最重要的。理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方向决定着前进道路、道路决定着行动结果。最终,正确的行动决定人生的高度。

 一个人的成熟需要学习,年轻人首先需要向长辈人学习。当这群年轻人向姬昌求教时,姬昌先是持有最严肃的态度告诉他们的占卜结果,然而他们却再三提出问题,并且持有很不庄重的态度,因此姬昌对他们十分反感而又无可奈何。年轻人的成长与成熟,首先需要自身的智慧,再结合一定的勇气。才会成长为一个对于社会生活有用的人。

可以设想,姬昌写下“蒙卦”之时,仍然身在商朝之地,这是他对自己的事业以及儿子们成长的期许和安排。

发蒙—包蒙—困蒙—击蒙,按着这样的步骤写下来。发、包、困、击——能够肯定的是,“发”是指姬发,这是姬昌的一个最杰出的儿子,天生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性格和军事才能,而包、困、击,是不是人名,不能确定。“蒙”卦表现了姬昌对于儿子们的教育与未来的设想安排。姬昌的这次占卜涉及自己的儿子们,最明显的是提到姬发,即“发蒙”,在姬昌的儿子们中,有两个极其优秀者,而且是一武一文,即姬发与姬旦。姬昌的基业完全得益于这两个杰出的儿子,也可以说,姬发和姬旦,才是成就姬昌的最重要的因素。

 人丁兴旺的家族,在人丁兴旺的同时,涌现几个拥有杰出才能的男丁,这是中国古代许多帝王家庭成功的关键因素。姬昌个人以及“姬”姓家族的成功战胜商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姬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与他的妻妾们生育了许多位儿子,在传说中甚至多到上百位。

蒙昧与混沌、迷茫与懵懂、思考与思念,勇气与成长,这些都是“蒙”卦的意象和内涵。

“蒙”卦的基本意象即是:一群年幼的和未通世事的孩子们向姬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请求姬昌帮助他们占卜,进行了一次,告诉他结果,而这个幼年的孩子仍然要求他再卜,姬昌告诉他一次是准确的,再三占卜就不灵了。由此,姬昌提出的是对于年轻人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的关注。一个家庭的兴盛需要着力培育优秀的后代,一个民族的强盛同样如此,因此,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关系着现实的社会文明,同样关系着未来社会的文明高度。

21世纪,中华民族欲要走向人类文明的最前列,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即是建设一个最优秀的教育体系。

 


               第五卦 水天需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原义:

   需:具有威望和信用,有了光明,美好、亨通、贞吉,利于去渡涉大川大河。

1、在郊外选定了一处居住地,有利于长久的生活需要,如此才会无咎。

2、需要准备好沙子,这是一个干活的人的建言,最终结果很好。

3、在准备了沙子后,需要把它们一起合成粘泥,防御盗寇的到来。

4、为了储藏足够的过冬的食品,需要建设一个储藏室。

5、准备好丰盛的酒食,用于招待贵客,十分贞吉。

6、进入房屋内休息,有几个不速之客突然到来,我非常礼敬他们,结果谈的很好。

 

评注:

 

——建筑居住场所和需要的材料(以及粮食的储藏)

 

   “需”卦向我们提供的最明确的信息,是关于建设居住场所的内容。需要首先选定一个合适的地址、需要泥沙、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需要酒食,对于刚来到商朝属地的姬昌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人类生活的四项基本内容与核心内容即是吃、穿、住、行。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无论古人与今人,同样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之分,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文明程度的差别。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看,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与进步极其缓慢,并且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欺诈与暴力。不管社会的科技如何发达、生产方式多么进步,而人性的改善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事情。

   姬昌口中的“血”和“穴”,应该是陕西一带的方言,他所说的“血”究竟是指什么现在只能猜测,而“穴”是指自己居住的地窖或者窑洞,即现在我们的房子。我的判断是,姬昌所说的“血”,一种可能是指某种劳动工具或者器皿,而最大的可能,即是储藏过冬需要的粮食,准备充足的粮食以过冬,这是远古人们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这项工作是与秋收同时进行的一项工作,在华北地区和黄土高原,人们储藏粮食、蔬菜的主要方式就是挖地窖储藏,尤其是一些蔬菜——白菜、萝卜等,红薯也是主要的依靠地窖储藏。因此,姬昌的“需于血,出自穴”应该是讲得食品的储藏问题。总之,姬昌使用的“血”字的含义与我们现代汉语中的“血”的含义不同。

“用涉大川”只有在15卦中提及,而“利涉大川”则在需、同人、益、涣、中孚、未济等5个卦辞中均有提到。而在“讼”卦中则是“不利涉大川”。 “大川” 应该是指黄河或者黄河的重要支流,或者指渭水。从《易经》的记载看,姬昌有着多次横渡大河的经历。姬昌时代渡河涉水基本上依靠天然的木器制品,“船”尚是一个没有被使用的词汇。然而,古代先民依靠一些简单的木筏等工具而渡河。因此,涉大川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行动,而利或者不利“涉大川”,完全是凭借世世代代渡河的经验以及根据当时的水文情况,或者根据占卜的结果等等,做出选择。同时,“利涉大川”被引申为有利于成就一项大事业的含义。

    一般来说,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也有挖“地窖”居住的习惯,来到商朝殷人之地的姬昌,迫切需要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因此,他以陕西一带挖窑洞的方式,找一处比较偏远和僻静的地方,挖一个用于自己居住的“地窖”居住下来。本卦即是挖掘和建筑自己居住的房子过程的记录。当几个不速之客突然闯入自己的居住地时,姬昌采取非常友好的态度接待了他们,所以没有带来大灾难和财物上的大损失。

   姬昌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安稳的居住之所。在华北平原的一些地区,除了在地面上建筑砖木结构的平房之外,在一些地方一直存在着挖地而居的习俗,人们把这样的居住方式叫“地窖”,在东北地区叫“地窨子”。姬昌来到商朝的殷人之地,其居住方式很可能即是挖一处“地窖”而居。

窑洞这样的民居建筑形式,广泛使用于黄土高原地区,现在也是陕西省山西省的特色建筑。在黄土高原,有着有着悠久的挖掘“窑洞”以为居住场所的历史。姬昌在“需”卦中的记录,是在华北平原上比着陕西一带的挖“窑洞”的方式,建设一处“地窖”式的房屋。

一个地窖式的居住房子修筑成功了。同时可以推定,姬昌的夜晚拥有灯光,因为在“需”卦的开端就提到了“光亨”,显然,姬昌房间的夜晚充满光明。动物的油脂是制作灯油的最直接的原料,有些植物同样可以充当燃灯的原料油,比如蓖麻等植物的种籽。当然,姬昌口中的“光亨”,也可能是指房子的采光很好或者阳光明媚,是对于自然界之光的歌颂。但是,我推测是指晚上使用的灯光。

“需”卦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光,即“光亨”。不管姬昌当时所指的“光”是阳光还是灯光,然而,从姬昌的“光亨”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姬昌这位3000多年前的中国智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光”的重要意义。光无比美好,无论是自然界的阳光与月光,还是人类制造的灯光。有了燃灯,夜晚便有了光明。姬昌讲到“光亨”,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他的夜晚有了灯光,也体现了这位在当时具有最高智慧的中国先贤对于“光”的无限赞美之情。

考古发现中国先民早在34万年前即能够使用火了。从最早的使用火到姬昌时代,已经流逝了漫长的时光。姬昌在整部《易经》中,没有专门提到“火”的问题,但是多次提到做饭以及匪寇的烧杀抢掠。可见,姬昌时代的人们对于火的使用已经普及。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先对“光”做出系统研究和论述的民族,这在大致2500年的《墨子》中,就存在专门对“光”的论述,然而,后来,随着墨家学派的没落,这种论述和研究也成为一种“绝学”,在21世纪,“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必然由中国的科学家来完成。2015619一则报道,南开大学的一个联合科研团队通过3年研究,获得一种特殊的石墨烯材料。该材料可在包括太阳光在内的各种光源照射下驱动飞行,其获得的驱动力是传统光压的千倍以上。这项研究成果令光动飞行成为可能。目前,几乎所有的航空、航天飞行均采用化学驱动,即通过喷射燃烧的化学物质来获得驱动力。光直接驱动飞行是科学界和航空界多年的梦想,亦是难题。空间飞行器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工具,而动力源问题一直羁绊着人类无法走得更远。科学家研制光动石墨烯材料,将使无燃料飞船望成真目前,尚不能够准确判断该项具体的发现的实际利用价值和产业价值,但是,对“光”的研究和利用必然标志着人类社会下一步的产业方向。并且,形成一种完整的“光”产业体系,由此把整个社会建筑在全新的产业基础上。并且从实质上改善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

经过200多年来的工业革命历程,人类把自己的社会建立在以“电力”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上,电力的生产和传输,是人类现实社会中的一个主要的产业分工领域,更是人类社会一刻也离不开的因素。18世纪下半叶以来,首先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以“电”为基础动力的社会运行模式。生产电力的基础能源是煤炭,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又开始发展水利发电、风能和太阳能发电。

水与火是人类生活两大基本需求,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共同需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元素。人类取水和用火的方式,直接表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

人类生命离不开阳光。生命的三要素即是:阳光、空气和水。姬昌不一定是灯的发明者,但他是中国的记载了夜晚用灯的第一人。直到姬昌辞世5个多世纪之后,战国时期的墨子在一篇文章中从物理学的角度专门论述了“光”,墨子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的开创者。然而,在墨子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没有能够创建出自己的物理学知识体系,无论在基础物理学还是应用物理学方面,都没有独立的发现,更没有贡献出能够改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物理学的知识体系。

21世纪人类需要把科学研究的目光定位于导致了生命在地球上诞生的三大物质元素上,即深入研究阳光、空气和水的物理本质。其实,直到现在,人类科学对于这三大物质的认识和掌握水平,仍然处于一种最初级的程度。

   21世纪,把社会运行的产业基础建筑在“光”之上,这不仅是人类在产业技术发展和科学领域方面的任务,更是人类产业进步的核心方向和内容。光——的利用,将是人类实现社会运行模式发生飞跃的一个核心物质,也是改变人类社会运行模式的产业力量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开辟一个以“光”为基本动力的社会模式,至少需要为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奠定科技条件和认识论上前提。我们上无法详细描述建立在“光能”基础砂锅的社会运行模式的全貌,但是,通过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践,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社会模式必将产生并且经过2122世纪的努力探索而确立起来。

——这是人类未来最核心的科学研究对象和可供人类利用的物质。因此,对于人类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哪个民族和国家最先在“光”的研究和利用上走在前列,这个民族和国家就能够占据领先的位置。光能、光速等的发现和实际使用,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并且形成一种崭新的、超越工业革命的社会模式。

建立在以“光”为基础之上的社会模式,是一种超越性的崭新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能源结构、动力形态以及生产方式,将与建立在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物质条件下的社会运行根本不同。人类从男女两性关系到日常起居、从生产到交通、从资信到居住,都将发生实质性的飞跃,人类将与大自然更加和谐的融为一体,而不再是仅仅把大自然物质作为一种消费的对象和原始材料来使用。

21世纪,中国在光学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不仅将引领整个中国社会在产业领域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而且能够使得中国成为全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动机。而且能够把人类社会建立在一种不同的产业技术运行基础之上,并且根本改变社会的运行模式和社会模式。

 

 

 


                  第六卦 天水讼 乾上坎下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自命,渝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原义:

  有诚信然而窒息,应该有所警觉,中等的吉祥;最终却是凶险的,利于拜谒大人物,此时不利于渡过大川。

1、正在做着的这项事情不会恒久,许多小人物有不同的纷纭言论,但是最终结果会很吉利。2、这场争讼不能够取得胜利,必须逃脱并且回到家中,如此,三百多户的同邑人才会没有灾难。

3、享受原有的家财和积蓄,祯祥而险历;如果去专心从事政治事业,恐怕也不能够获得成功。

4、不能够赢得争讼的胜利,反复思考改变主意,得到的旨意是,平静的等待和安居一处。

5、这场官司有了结果,得到吉利的判决。

6、上司恩赐给我一件华贵的皮衣,但是,却在一天之中几次被强行夺回。

 

评注:

——一场权力授受与褫夺问题的争讼

   “讼”字具有“言”与“公”的象形结构,即包含使用言语对于公务事项进行争辩的含义。

姬昌来到商朝的目的,一方面是修好周人部落与当时最强大的商王朝的关系;另一方面即是在商朝谋求从事政治事业,也就是他口中的“或从王事”。因此,姬昌只有得到商朝官方的充分信任后才能够实现这种理想。姬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表现,得到了商朝帝王的“封侯”,一片拥有“邑人三百户”的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职位便被强行罢免了。姬昌在商朝“或从王事”的梦想彻底破灭。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与“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的言论判断,是姬昌在接受商朝敕封之后,却很快又被夺了其授封的领地,由此而产生的一场公讼。为了保住业已得到的封侯与职位,姬昌必须向上一级的权力部门乃至直接向商朝的朝廷进行诉讼。姬昌对于这场争讼,显然经过了认真而严谨的思考。他认为,当发生争讼时,君子必须从一开始便进行细致的谋划变迁制定完善的应对方案。

姬昌讲述了一场争讼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他与什么人进行这场争讼,这场官司的起因又是什么?从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这句话中,可以认定本卦讲述的是姬昌的一次被商朝罢官的经历。朝廷把已经赐给自己的“鞶带”又“终朝三褫之”,可见情况的紧急和危机的严重。

已经得到的职位又被褫夺回去,对此当然要进行最大限度的据理力争。按一般推理,授予姬昌领土的应该是商朝朝廷,他提到邑人三百户”的数字,至于这样的数字是否准确,无法进行考证。不过,可以肯定,姬昌得到的是一个重要的侯爵之位,其人口数量也很多。

   商朝王室对于一些较大的部落一般采取怀柔的政策,以册封领地与家户、或者实行通婚的方式进行安抚。姬昌在“羑里”究竟多长时间已经无法确认,但是从《易经》的内容中,看不到商朝对于姬昌的人身迫害或者任何刑罚。姬昌生活在商朝殷人之地的时期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并且掌握了“占卜”的各种技艺,由此成为了一个占卜预测的“高手”。

商朝与周边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的关系,显然不完全仅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维系,商朝的这种做法,应该给予周朝的开国者们以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周朝灭商后,仍然分封纣王的儿子领土,这说明,周朝的分封制受到了商朝政体模式的直接影响。

经过这场“讼事”,即授受了领地与子民又被强行褫夺回去这样的事件后,很可能就是姬昌终究下定决心灭亡商朝的原因。从争讼的结果看,姬昌赢得了一种满意的结果,获得了一定范围的领土和民众的统治权。这个时刻是“利见大人”而“不利涉大川”的时刻,需要事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防备,并且保持对于朝廷的谨慎的尊敬。

通过这个事件,姬昌充分认识到一个道理,即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才能够受到民众的真心拥戴,并且受到王室的重用。因此,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高尚道德与为民服务的情怀才最为重要。从《易经》中的许多内容看,姬昌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当面对自然灾难或者其它危难来临时,姬昌总是首当其冲和一马当先,充当指挥者和救济者的角色。正是由于这样的高尚品格,才使得姬昌成为岐周部落的核心领袖,并且,培育出姬发、姬旦等具有优秀政治品质的儿子,从而引领周人部落实现了在黄土高原的快速崛起,最终消灭了商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了“信史”的、绵延了800年左右的王朝。

周朝建立后,部落的历史便终结了。在周朝之后,中国的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统治形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10月,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才得以终结。然而,源自于周朝的一系列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政治伦理方面的传统,至今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

“讼”是姬昌对于一场极其重要的权力授受和褫夺事件的记载,也是姬昌处理商周关系中的一场重要的政治事件。然而,这场争讼也是成为姬昌在商朝谋求从政的一次严重的失意事件。这个事件与“帝乙归妹”都对于姬昌的政治命运和个人生活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坤”中,我们看到姬昌的“或从王事”的打算和谋略,但是, 到了“讼”,姬昌已经看到“或从王事,无”,因此,他打定主意去“食旧德,贞厉,终吉”。从“讼”卦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姬昌离开商朝殷人之地的原因,他回到自己的部落,便开始了组建军队的工作,这便是下一卦的内容——师。

一个应有的结论是,姬昌来到商朝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并且具有明确的目标性。除了学习殷人的文化外,就是要“或从王事”,并且与商朝建立起良好的相互关系,即追求在商朝从事一番政治事业,然而这个目的可以说是“功败垂成”,商朝君王授受了他领地和子民,但是很快却被褫夺了回去。姬昌不得不回到自己出生的属地去——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高原。

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从第一卦的“乾”到第六卦“讼”,这段时间姬昌身处商朝的殷人之地,上述六卦都是姬昌身处商朝时期的记载。反映了姬昌的真实经历与思想。经过了在商朝殷人之地的一个时期的生活历练,姬昌认真学习和准确掌握了殷人的文化以及占卜技艺,并且对于商朝的权力运作有了充分的了解,当他结束在商朝的游历回到自己的周人部落之后,姬昌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和波澜壮阔。他致力于实现周人部落的崛起并且超越商朝或者灭亡商朝的事业。

当然,姬昌在商朝殷人之地时,不可能只是创作了这六个卦,之后有许多卦的内容,仍然涉及到商朝以及与商朝的关系,但那些卦是在姬昌离开商朝之地,回到周人部落后的创作。

最为宝贵的是:姬昌的一生都坚持创作《易经》,这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项光彩夺目的文化成果,最为重要的是,姬昌的这项文化事业,是华夏民族第一次使用文字系统的记载自身的社会生活,由此把口头语言升华为文字语言。这是华夏民族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伟大的文化事件。从此开始,华夏民族的先贤们便开始了使用文字的历史。姬昌一生的功业,不是他在与其他部落的战争中的胜利,也不是他奠定了周朝的强大的统治基业,而是他第一个使用文字记载自己的经历与社会生活的面貌。为后人留下《易经》——这是姬昌最伟大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在《易经》之前,文字肯定处于不断的发明和使用过程中,然而,《易经》之前的使用文字创作的著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易经》是华夏民族在语言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


                   第七卦 地水师 坤上坎下 



师:贞,丈人吉无咎。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原义:

师:军队是由青壮年男人而组成,吉利并且没有什么问题。

1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否则是凶险的。
2、在军队中,位居最高统帅地位,无咎;君王委我重任并且多次接受君王发布的命令。

3、在战斗中,军队尤其是驾驶战车的战士如果没有主动性和灵活性,实在凶恶。

4、军队要按着特定的秩序排列,才会没有差错。

5、田地出现飞禽,建议去进行围猎,无咎;长子统帅军队作战,许多弟子充当战车的驾驶者,作战实在艰苦而凶险。

6、最高统帅颁布命令,开国承家,小人物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评注:

——训练军队及其建军原则

   姬昌通过在商朝的旷日持久的争讼过程后,最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周人部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即是组建军队。

姬昌认识到:军队是青壮年男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正义,能够把军队培育成为正义之师的人,就能够成就帝王的基业了。军队是需要通过强行的方法而获得响应,通过凶残的行为而赢得顺从,然而这些都是荼毒天下百姓的行为,对于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益处。即使对于自身吉利又有什么用处。君子要在包容民众的基础上建设和储备军队。

    因为军队是由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汉们所组成的,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和行动,就可以获取王位。但是,必须知道,军队是一种荼毒天下的暴力武器,不过,这样的武装力量能够让民众顺从,因此,为了这一点,蓄养军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军队的建设需要首先建立在对民众的宽容的前提下,如此才能够建设一支优秀的部队。在军队中,必须接受和执行大王的命令,并且按着这些命令行动。组建和管理军队、或者用兵打仗,必须要有严明的规则和纪律,否则,便会暗藏一系列凶险的结果。因此,纪律对于一支军队是最重要的。

   军队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最悠久的一种武力组织,在古代,身处不同地域上的人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来自外敌的侵犯,便组织军队。一是用于扩大疆土,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安全和防御。

人类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从讲究严格的规矩。一般说来,是人数众多的一方取得胜利,在商周时期,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的用途,一是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一是用于祭祀。姬昌在《易经》中多次提到祭祀活动,一般是在西山等地,大的祭祀活动肯定要用活人献祭,而充当祭祀的牺牲品的活人一般都是俘虏。

军队和监狱的设立,是国家形成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性象征。对于这两个问题,姬昌在《易经》中都提到了,可见,从政治意义上看待姬昌时代,那么,可以说,姬昌时代是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形成时期。当然,姬昌时代是一种家族式的王朝国家与许多部落族群并存的时期。在许多情况下,王朝无法直接控制各个不同部落,部落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自治权,而部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则是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姬昌实现了把周人部落向着国家形态的转型,姬昌在政治上结束了周人的部落社会的历史,把周人部落提升为一种国家的形态。可以说,在姬昌身后的周朝建立后,周朝的“分封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商朝政体的一种继承。

本卦是姬昌直接参与其中的一场军事训练活动的记录,并且,姬昌表达了对于军队建设的明确的观点,即师出以律,否臧凶”。也就是说,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制定严明的纪律,否则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姬昌对于战车的排阵以及士兵的位置安排都进行了记录。他所强调的是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是周人大规模组建军队并且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的明证,也为最终打败商纣王做好了军事准备。

至于参与这场军事训练的人数,没有任何记载和统计。可以肯定,这是周人建立军事并且准备灭亡商朝的一次自觉的演习。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这里所指的“王”应该是后来被称之为的“周武王”姬发,从此中可以看出,姬昌竭尽全力扶持自己的儿子们,把周人部落的兴起以及消灭商朝的历史责任交由自己的儿子们来承担。姬昌本人只是充当一个指导者或者扮演一个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且,姬昌的确是一位颇有远大目光的政治家。

“讼”与“师”两卦紧相连,也说明“讼”是在与商朝的朝廷的一场争讼,即商王在分封姬昌领又被褫夺之后,面对这样的局面,姬昌只能回到自己的部落,并且开始亲自组建军事武装,以好等待时机准备使用武力发起对商朝的攻击。

以家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只能是为了一个家族而服务的工具。这种中国式的“家国天下”的体制,在姬昌初创周朝的时期,便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


                      第八卦 水地比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六二:比自内,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原义:

 

比:吉祥。第一次占卜得到元始、永久与祯祥的结果。“不宁”(人名)刚刚来到,后来者凶险。或者:不安定的日子已经到来,越往后可能就愈加凶险。
1、拥有美好的德行,无咎,美好的德行犹如美酒盛满容器,终将有人归附,吉利。
2、所有的美德都来自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贞吉。

3、与不良之人交往会遭受到伤害。

4、与外部交往必须将心比心,贞吉。

5、公开的进行射猎比赛,君王乘坐三驱马车,没有能够射中前边的飞禽。打猎活动没有引起乡里人的警械,十分吉祥。

6、进行集体的竞赛没有规则或者领袖,凶险。

评注:  

——在对比中做到自知之明和了解对方

“比”卦在内容上具有多重含义。包含着对比、平等、亲和、竞争等含义,也具有互助、团结、有效组织、追求一致性等等寓意。这些都是“比”卦为我们揭示的意象。

一场群众性的活动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制定规则,否则不会取得预期而良好的结果。在一个组织中,需要提出明确的理论纲领,也需要确立核心型的领袖人物,这是任何一种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姬昌强调的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组织,没有首领是凶险的,因为那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家族内部的团结以及正确的对待外族和匪帮等势力,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这是一个家族昌盛的关键。家族内部首先要做到友爱、合作、团结,这是贞吉的前提,因为家族内部成员团结紧密,就不会造成自我的损失。同时告诫人们:与不良之人打交道,是要有损失和伤害的。懂得团结和学习外部的贤良之士,才会使得自己进步。

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狩猎比赛,狩猎的时候,大王使用三驱之车,不怕失去前边的猎物,这场大型的狩猎活动没有引起当地人们的警械和预防

   姬昌为我们提出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与原则——互助、友善、团结、平等、亲和、竞争。

   从比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姬昌的时代,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核心组织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一个显贵而有声望的家族,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社会关系也是以家庭为原点而向外发散的,首先是家庭成员的关系,然后是与外族的关系、与不良的盗寇和强盗的关系、与贤达之士的关系,等等。处理好这些关系,一个家族才能够保持持续的昌盛和生存条件。

在提出治家的原则时,同时也提出“亲诸侯”的治国原则。诸侯在姬昌的时代,意味着一个地方的豪门望族或者一方的掌握实际权力的人。

有比较才能够有鉴别、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比较包括深刻的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包括与同行甚至于比自己差的多的人相比较。在内部团结与亲和的前提下,周人部落要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善于向所有人学习和借鉴有益的东西。家族内部必须亲和,与外部的关系必须平等和友善。“比”卦的核心意象是要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

可见,“比”卦是姬昌为自己的家族、部落提出的相处原则,也提出了周人部落的外交方针。

“比”卦有着相同寓意的内容是:竞争、在竞争中超越。事实上,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领域,都不属于一个善于进行公平竞争的民族,同时,也不属于一个善于制定合理而公开透明的竞争规则的民族。在政治上是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经济上由于不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物质,导致权力直接支配各类经济资源并且进行分配。中国属于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土地与人口都是权力直接支配的资源,这一点从周朝的“井田制”便开始了。公权力直接支配土地并且强行掠夺农民,其结果,导致社会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没有出现,劳动力一直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也不可能形成公平而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机制。

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和进行公平竞争的民族,才有希望赢得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功。

 


   
                   第九卦 小畜 风天小畜 巽上乾下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牵复,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原义:

  小畜:亨通而快乐。行走在去西郊的路上,天气层云密布但是还没有下起雨来。

   1、沿着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往回走,没有什么问题,吉利。

   2、小心地牵着牛车往前走,要走在道路的正中。

3、车子的一个轮子出现了故障,不能继续转动,而且与妻子发生口角,看来这个女人不能被定位正室,只能做妾。

4、因为我有诚信,有人来帮助我修好车子,不用再担心车子坏了,已经没有大问题。

5、要把获取的财物分享给自己的邻人们,不能独自占用这些财物。

6、下雨的时候找到一个避雨的人家,姜尚是一位德行高贵的人,这家的妇女坚贞而富于尊严。天象显示月亮将圆,这时君子做出战争的决定或者进行征战非常凶险。

评注:

小畜——与妻子同去西郊的一个地方

在清风吹拂、密云不雨的天气里,姬昌带着一位妻子同去西郊的一个地点,在归途中,却因为一个车轮出现故障而和妻子发生了争吵,心中决定这个女性只能做自己的小妾而不能够被定为正室夫人。

“小畜”卦记载的只是一些小事,比如夫妻反目、车轮损坏并且修复,等等。然而,本卦中却第一次提到了对于周朝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姜尚。“姜尚”是姬昌的终生的挚友和谋士,对周朝建立来说可谓居功厥伟。我认为,在《易经》中多次出现的“尚”字,应该就是被广泛传说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姜尚。这里出现“尚德载”的句子,显然是姬昌与姜尚的最初见面后,对于姜尚的人品进行的评价。

姬昌对人生美德的思考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美德即是——文德。君子应该具有美好的文德,并且,他相信天意总是站在具有文德的人的一边。行走在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或者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必须找到正确的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修养美好的文德与把得到的财富分享给自己的邻人,前者是人生重要的品质,后者则是对于这种品质的具体体现。这些高贵的自身品格都是获得其他人帮助的必要因素。

在姬昌时期,中国人的历法经过夏商两个朝代的反复修订,已经基本成熟。一年有12个月、一月有30天,并且有大小月之分,在一月之中,则以月亮的圆满划分。历法是农耕民族最早的发明,因为人们必须根据季节来从事农业生产。姬昌在本卦中提到在满月的时候不利于征战,显然,无论是播种和收割庄稼,还是进行战争,都要根据时序而行,耐心的等待时机,这是做一切事情的成功之道。

无论如何,姬昌提到的“西郊”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句子在62卦的“小过”中也同样出现过。“小过”中提到的主要内容,似乎是当时姬昌经历的一次由“飞鸟”带来的自然灾祸,因此,我认为,姬昌所指的小小的飞鸟,很可能是蝗虫或者麻雀、乌鸦,在这些“飞鸟”经过后,对于农作物作成了严重伤害。同时,姬昌在“小过”中同样讲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明西郊的这个地方对于姬昌以及周人生活的重要性。西郊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场所,要么是重要的养殖基地,要么就是战车的制造场所。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把饲养大牲畜的地方叫做“牲口圈”,人们的口头语言中使用“牲口圈”、“猪圈”等等名词,指代饲养大牲畜和家畜的专门场地。

显然,这个位于“西郊”的地方,是姬昌经常光顾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而在当时,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最重要意义的地方,是大牲畜和小牲畜的“饲养场所”,或者是车辆、战车的制造场所。而可以肯定的是,姬昌经常前去写下记录的,正是去位于“西郊”的家畜饲养场或者车辆制造厂。

“小畜”卦中没有提及牛、马等动物,而“大畜”中则提到良马、童牛以及猪,明显是记录各种家畜的饲养。可见,在农业文明的雏形造就之后,畜牧业在姬昌时代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品来源,更主要的在于,马、牛等大牲畜的饲养和训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远远大于单纯人力的生产力工具。车的制造以马、牛等牲畜的饲养为前提,在《易经》中,我们看到,姬昌在许多卦中提到“车”,“小畜”中同样提到了车——舆说辐。表达的是车轮的辐条发生了故障,并且由此导致夫妻反目。姬昌口中的“輿”,即是指马车或者牛车。显然,姬昌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马、牛为动力的车辆,与之相配套的缰绳、辔头、鞭子、马鞍和牛鞍等工具,也逐步发明出来和得到广泛的使用。同时,铁梨、水车等农用工具也随之发明出来。姬昌时代处于中国的铁器时代出现的最初期。

在姬昌的时代,牛、马、猪等大牲畜和一些鸡、鸭等小的家禽的饲养,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姬昌时代体现了中国农业社会文明形成的初期状态。生活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已经实现了定居生活,并且,当时的社会存在,已经具备了一种稳固的农业社会的雏形,并且一直延续着:耕种、盖房、织布、挖井、造车、酿酒、冶炼青铜器或者铁制农具,同时烧制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在政治上,开始组建和训练军队、建设监狱和定制刑罚的规则,等等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几乎可以清晰的从《易经》中看到当时社会的全貌。



                 第十卦 天泽履 乾上兑下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原义:

   履:目睹了一只老虎的尾巴,这只老虎没有攻击人,亨通。

1、不携带任何东西而前去履行职责或者进行谈判,没有问题。

2、道路十分平坦,“幽人”十分亲切而善于劳动,吉祥。

3、让盲人看东西、让坡脚的人去背东西,这就像老虎必然要撕咬踩踏它的尾巴的人一样凶险。“武人”占据着“大君”之位。

4、担任危险的职务,必须小心谨慎才能够赢得最终的吉利结果。谨小慎微能够达成志向。

5、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行动去履行职责,虽然艰辛但是贞吉。

6、要结束这段巡视、考察的行程了,获得了非常细致周祥的结论,结果良好而富于开创性。

 

评注:

 

——“幽”、“武”两地的巡视过程

 

   本卦一开始,姬昌便讲道——履虎尾,不咥人,亨。目睹一支老虎的尾巴,老虎没有攻击人,非常亨通。显然,他目击过一支华北虎或者西北虎。这是姬昌提及的所有动物中,最具有攻击性的猛兽。这个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就连最为凶恶的猛兽之一——老虎也开始退避人类了。

姬昌在《易经》中提及了老虎这种猛兽,也提到过豹子。显然,姬昌是目击过老虎这种动物的,至于是否曾经狩猎过老虎,在本卦中没有反映。姬昌提到虎,说明在当时,华北虎是一种常见的猛兽,能够在野外或者较为偏僻的地方见到。历史上华北虎在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等华北地区的各个省份都有分布,只是从来没有具体的数量统计,而在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小农社会里,对于动物的专门研究不可能存在。华北地区的老虎于1970年代中期绝迹现存唯一的华北虎标本,是1964陕西秦岭捕获的一只 

可以判断,姬昌清晰地看到一只华北虎,并且看到它的粗壮的尾巴。这只虎没有攻击姬昌,而且在姬昌的视野中消失了,姬昌看着老虎的远去的背影与尾巴,写下了履虎尾,不咥人,亨因此姬昌做出了亨通而贞吉的结论。在当时,姬昌在路途中目击华北虎十分正常。而且,老虎这种猛兽从不轻易攻击人类。动物凭借本能的意识,十分清楚人类处于地球上食物链的最顶端。

在《易经》中,姬昌没有提及过狮子、大象等动物,因为这两种猛兽没有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存在过,然而在“革”中提及到豹子——“君子豹变”,显然,姬昌也见过豹子,并且对于豹子的奔跑速度和反映能力有着清晰的认知。在姬昌的生活范围内,存在着老虎和豹子等猛兽。

   我的一个观点是,“履”卦中的“幽”字,很可能是对“豳”字的讹传,由于两个字在字形上非常接近,因此在后来《易经》的抄写中,把“豳”字误写为了“幽”。豳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七篇,是中国远古时期豳地华夏族民歌”是一个邑名,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这里是周族部落的发祥地。

本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其中的“幽人”究竟是不是姬昌《易经》中的原字,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在我的判断中,“幽”字很可能是对“豳”字的讹传。本卦是姬昌对豳、武两地社会风情的一些记载。只是在后来,由于“豳”与“幽”两字有着极其相近的写法和结构,后人错把“豳人”改作了“幽人”。另外,把“幽人”解释为“隐居之士”,也不符合姬昌的书写方式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古代话语中的“人”之前一般是指所在地,而非指这些“人”的职业属性。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豳人在古公亶父时期,便举国扶老携幼依归于岐周人。因为他们听闻古公仁德,其周边的小部落也多有归附的情况。相传,周人部落的始祖是后稷的母亲——姜媛。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娶太姜为妃,并且让太姜所生的少子季历继承王位。季历即是姬昌的父亲,并被商王杀害。姬姓与姜姓的联姻,无疑壮大了周人部落的实力。

姬昌在前去“幽”、“武”两地进行巡视之前,便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计划。姬昌不愧为远古时期最富于智慧的一位政治家,他的内心时刻思考着为官之道和治理社会生活的原则,“辨上下、安民志”即是结论。姬昌旨在揭示的是为官之道:辨上下、安民志。君子必须明辨和通达上下之情,以民定民心、通达民志。这样才能够具备充分的理由并且采取正当的行为进行治理。

把实际情况详尽地考究清楚,再去决定采取的行动方法,才能够赢得最好的局面,这样才会获得大成就,担任最高的职位就像脚踏在老虎的尾巴上一样,然而,要做到处危而安,才是亨通的。以柔克刚,刚柔相济,顺应于上天。因此能够身居险境而自我安全,并且能够亨通的做事。刚毅而中正,担任帝位而不犯错误,这是光明的体现。

我认为,姬昌提到的“幽”、“武”,是当时两个地方的名称。他的“幽人”和“武人”分别指的是这两个地方的人们,而不是后来许多解释中的“隐居的人”和“武装的人”。在姬昌的的观察中,“幽人”把道路修筑的很好,所谓“履通坦坦”,“武人”则具有坚强的意志,是能够成就大事业、担当重要任务的人。

幽人和武人——都给予姬昌以深刻的启发。“幽人”把道路修理的平坦而宽阔,而且态度亲切、善于劳动,“武人”的意志坚强、勇敢而适合于去做大的事情,担当重要的职位。同时,做一项事业必须使用得力的人才,就像不能够让瞎子看东西、拐子去背东西一样。只有选准、用对了人才,方能够最终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

 

 

 


                       第十一卦 天地泰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来,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夤,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原义:

  泰:付出较小的努力赢得大的收获,吉祥而亨通。

   1、在田地里劳动,拔草并且把这些草困捆扎在一起,征战吉祥。

   2、这片荒地可以用冯河之水进行灌溉,不会再有遗漏的地方;一些朋友断交了,然而得到了“尚”和“中行”。

3、没有平坦的土地衬托不出高坡,就像没有前往便不会有回来一样,从事艰辛的劳动没有咎愧之处。一定要做到体恤他人并且获得他人的信任,这样对于自己的食禄才有好处。

4、在自己不富裕的状况下,也要虚心而认真的帮助邻居,以真诚相待,不设戒备之心。

5、帝乙有意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自己,这实在是最大的福祉。

6、城墙倒塌在水中,这时不利于用兵打仗。要告诫城里的百姓警惕,自己也要加强戒备与责任心。

 

评注:

——姜尚交好并且筹划“帝乙归妹”

   ”卦描述了姬昌直接参与其中的一个劳动场景,姬昌与其他人一起在田地里拔草、勘察荒地、观察水文并且考虑土地的灌溉问题,以及城墙被水侵蚀需要重新进行修筑加固等等,并且思考与邻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事项是:帝乙有了把自己的一位妹妹嫁给姬昌的动议,这桩婚姻是对姬昌的人生和整个周人部落都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帝乙归妹——这件事情姬昌在《易经》中不至“泰”卦中提及,而且在第54卦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记录,由此可以看出姬昌对于这幢婚姻的重视,决不像随便与一个女子的野合那般简单和草率。

    从这个卦的内容看,是姬昌的人生开始真正走向通泰的好运,一方面,与商朝的关系修好,商朝的君王有意把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自己;另一方面,在推动自己部落的强大问题上,结交了姜尚和中行这两位高明的谋士。姬昌在撰写此卦时,似乎是仍然身处商朝的地盘,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与帝乙妹妹成亲的婚事,同时小心谨慎地为商王服务和工作,但是,他最大的政治抱负是引领周人部落的崛起和强大起来。

    因此,本卦为我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线索,不仅是帝乙归妹的婚事,还包括姬昌与姜尚、中行等重要政治家的相遇,这是周人部落战胜商朝的人事基础。 通过对《易经》的真正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历史的传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在本卦之后的“坎”卦中,姬昌提及“行有尚”,在“丰”卦中写道“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以及“节”卦中的“甘节,吉。往有尚”,都在佐证着《易经》中提到的“尚”,应该就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姜尚。所以,对《易经》的“尚”字的解释,不能解释为现代意义上的品德“高尚”,而应该是姬昌对一个真实的人物——“姜尚”的称呼。可见,姬昌在渭水之滨幸遇姜尚——这位当时社会的智者的故事,是一则真实的历史故事。
     姬昌书写《易经》的过程,不可能不提到一些与自己交往和共同谋划事业的人物。因此,我们对于《易经》的研读中,必须把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分辨出来。这样对于准确理解《易经》的内容以及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说中的姜尚(姜太公),对于周朝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本卦“九二”的卦辞可以判断,这是姬昌初遇姜尚的记录,原文是——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冯河,有朋友逃亡,但是,得到“尚”与“中行”,“中行”是姬昌在《易经》中多次提及的人物,但是历史上却已经没有更多的记载。然而,根据这句爻辞,我们可以肯定姬昌遇到姜尚并且起用姜尚是一个史实。

(约前1156约前1017年),姜姓,名尚一名望,字子牙,因其先祖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故以吕为氏,也称吕尚姜尚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相传姜子牙72岁时在渭水之滨的磻溪垂钓,遇到了求贤若渴的姬昌,被封为太师(武官名),称太公望,俗称太公,被周武王姬发尊为师尚父”  姬昌辞世后,辅佐姬发(周武王伐纣,对于周朝的开国立下了重要的功勋  齐国的缔造者,因此,姜尚是中国远古时期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与政治家。姜尚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与姬昌尤其是姬发有着密切的交往,对于姬发打败上纣王帝辛和周朝创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姬昌遇到了能够帮助周人部落崛起的最重要的谋臣——姜尚,并且与姜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以后的多个卦中,姬昌都多次提到姜尚、中行等人。应该说,《易经》是姬昌一生的故事的记述,也是姬昌毕生事业的记述。因此,《易经》是由一系列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地点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一部著作。如果完全撇开这些人物、事件和地点,从纯粹的抽象的角度研究《易经》,那只是一种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语言的重复或者雷同。把姬昌在《易经》中提到的人物、事件与地点弄清楚,这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本身就能够揭示和还原《易经》的本来面貌。

在周朝建立的过程中,姬昌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姬发和姬旦,是姬姓家族内部的杰出人物,而姬昌家族之外的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在当时则是姜尚、中行等人,这些人物在《易经》中都有明确的提及,只是后来的《易经》的研究者总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诠释《易经》的内容,使得人们忽视了姬昌提到的一些真实的人物。

姜子牙的故事通过明朝的文学作品《封神演义》而广泛流传,其时是在大致16世纪的晚期,据姬昌和姜尚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去大致2500年。普遍说来,人们有关姜子牙的象形和故事,大都是通过《封神演义》而来,可见文学作品对于人们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影响之巨大。

从泰、坎、丰、节等四卦中,可以了解到姬昌与姜尚、中行等人的紧密联系。在一些大的行动中,可谓是形影不离。姜尚、中行是姬昌重大决策的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行动方案的的提出者、规划者、执行者。

“泰”卦表现出来的内容不仅包括姬昌遇到姜尚等这些杰出的人物,而且是帝乙提及把妹妹嫁给姬昌的开始,这场殷人与周人首领之间主导的政治婚姻大剧,一直到姬昌在接近《易经》的结束时的专门一卦——“帝乙归妹”时才完成。可见,这场婚姻大剧不仅是姬昌与帝乙的个人问题,而且是尤关商周两个当时最强大的部落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事件。这桩婚姻一谈再谈、一拖再拖,从开始提及到姬昌与帝乙妹妹的最后完成婚姻大典,应该是花费了数年时间。可见,婚姻是当时部落外交的一种主要的渠道和方式。

因此,“泰”卦的内容包括两项对于姬昌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一是与自己的智囊——姜尚的相遇;一是开始提及并且筹备商周的联姻问题,即“帝乙归妹”。姬昌在商朝之地生活的经历,在个人生活上的一大成就,即是赢得了与商朝帝王的亲属的一桩婚姻,姬昌能够与帝乙的妹妹通婚,这无疑是自己乃至整个族人的一桩大喜事,因为商朝不仅远比周人部落强大和富有,而且也是商朝君王尊重周人部落的象征。从“泰”卦中首次提到“帝乙归妹”,到后来的专门一卦“帝乙归妹”进行记载,显然这桩婚姻是一个历史事实。

“小畜”中,姬昌讲到“富以其邻”,本卦讲“不富以其邻”。这两句话不是含义相反的两句话,而是讲无论富裕还是不富裕,都要真心实意的帮助自己的邻人。只有与自己的邻人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共同致富。姬昌在《易经》中阐述的富有以及富有必须要与亲朋好友分享的观念,在《易经》的“系辞上”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即“富有之为大业,日新之为盛德”。对于人类而言,创造社会财富才是符合自然界规律事业,如此,也是辅帮和相应自然界的需要,并且,指引民众并且让百姓安居乐业获得幸福。虽然拔草是一种低级的劳动,然而姬昌的志向是远大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正大光明的去面对。

中提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一直到第54卦的“归妹”,记录了婚嫁的仪式过程。这桩商周联姻才完成从提亲到结亲的全过程。诗经·大明》中的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是对于这桩婚姻盛况的描写。显然,这桩婚姻是一件历史事实。这桩婚姻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沟通协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

“泰”卦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姬昌的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周人部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姬昌是一位致力于实现周人部落强大的政治领袖,而且他具备这样的智慧。

 姬昌在《易经》中提到“尚”的卦象包括——小畜(第9卦)、泰(第11卦)、坎(第29卦)、丰(第55卦)、节(第60卦)。同时,在“泰”卦中提到“中行”,“中行”同样是与姬昌存有深厚友谊的谋士和干才,对于姬昌的政治事业和周人部落的崛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提到“中行”的卦象包括——泰(第11卦)、复(第24卦)、益(第42卦)、夬(第43卦)。

 


                         第十二卦 否 地天否 乾上坤下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初六:拔茅茹,以其夤,贞吉 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原义:

 否:与一群缺乏教养的人在一起,不利于君子的行动,并且,付出很大的努力却收获很小。

1、参加拔草的劳动,并且把这些草进行捆扎、整理,使之充当搭盖房顶的草席。虽然艰苦但是很高兴,也非常顺利。

2、厨房中拥有丰富的食品,对于小人物是吉利的,而对于大人物则是要避免去做的,这样才亨通。

3、缺乏食粮是一种十分羞耻的事情。

4、遵循上天的安排将会没有咎错,耕种是人们的福禄的来源。

5、终结闭塞不通的状态,大人物吉利;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系在苞桑之上的叶子被风吹散了。

6、大树有倾倒的危险,先是危险闭塞的,后来转为欢喜。

评注:

——参加农业劳动的场景

在这个时期里,姬昌经常参加繁重的劳动。姬昌参与其中的劳动场景包括:耕地、除草、结苇席、伐树木,等等。

  “否”卦同样是对于一个劳动场景的记载。“拔茅茹”是把收割后的农作物——谷、稻、黍等农作物的秸秆编制起来,制造成盖房子所需要的屋顶的遮盖物。这是姬昌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一种经常性的劳动。

“否”卦表现着姬昌对于人生逆境的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以及一种立场。他正在从事于艰辛的体力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极其艰苦而且环境恶劣。最后,一切苦难和艰辛过去了,大喜过望或者大胜而归。在人生的逆境中努力去争取一种满意的结果,这是本卦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姬昌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因此,他讲道——有命无咎,畴离祉。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好命,并且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望,虽然身处低微的耕作中,然而,他认识到耕种是一切福祉的源泉。人们要有饭吃,就必须从事于这些看起来卑微而又必须去从事的劳动。

孔子同样是一个厌恶体力劳动的人。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社会人口的产业结构呈现一种最明显的“两层”结构属性,底层是占社会总人口90%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加上10%左右的官吏、军队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人员,文官集团基本上由能够读书写字的人文知识层构成,他们的知识结构只是识字和书写文章而已,根本不属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或者掌握某种专业劳动技能的技术人员。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集团,基本上是国家政权的附庸,致力于为统治者维护统治服务,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根本起不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的社会结构即是中国社会长期得不到产业大发展的根源,也是在政治上得不到实质性变革的成因。

从人生逆境中走脱出来,不仅仅是要有一种好命或者耐心的等待,而且必须去谨慎而周密的筹划未来,并且制定可靠的行动方案。如此,才能够有条不紊地从逆境中摆脱出来,走向一种成功而满意的状况。身处人生的逆境最关键的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由此才能够摆脱逆境、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逐步挣脱出来。

“泰”和“否”两卦中,姬昌都提到“拔茅茹”,这是姬昌从事的一项主要农业劳动。从此两卦中,可以做出肯定的判断,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中国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由于拥有肥沃的土地,多数地区也具备便利的灌溉条件,因此已经能够成规模的种植谷物、棉花等多种农作物,而且制定出了一年四季的时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十分适宜于人们耕织,这也直接决定了中国广大地区的饮食习惯。即以植物果实为主的素食习惯。谷物和棉花的种植是两种主要的农作物,也是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并且,收割后的植物的秸秆可以用于燃料——做饭和取暖,也可以加工用于盖房——制成草垫子棚屋顶。

对于包羞的一种解释是——指忍受全部羞辱;另一种解释——包,通庖,羞,珍馐。包羞,是指厨中有美味佳肴。也就是说,庖馐,是指厨房内精美的食品。

《易经》的许多卦中提到“包”,并且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因此,姬昌口中的“包”应该是指的做饭的场所,也就是现代意义的“厨房”。在“否”卦中提及的“包承”与“包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做出主观的判断,当然,必须寻找最接近于姬昌原意的答案。

在《易经》中,由于词汇含义的巨大变迁以及许多词汇已经无法判断当时的语境,因此在理解上注定会出现巨大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后人,固然要追求对于《易经》话语的准确的解释,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一句话的解释也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姬昌生活的时代以及姬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活动及其产生的后果。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不拘泥于《易经》的某些话语的解释,而是追求对于《易经》产生的时代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且,这样做本身即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进步。而如果只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那么,不仅会永远沉溺于在前人设定的窠臼之中,而且不会产生思想上的真正进步。

 

 

 

 

                          第十三卦 同人 天火同人 乾上离下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原义:

同人:一群男子汉们身在辽阔的原野中,亨通,利于渡过大川大河,也利于君子去做伟大而艰辛的事业。

 

1、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处于一个院落之中,没有什么问题。

2、对于一个宗族的人来说,应该和谐共处,否则是悭吝的。

3、把自己的兵马埋伏在树林和原野中,站在高地上观察敌情,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去作战。

4、已经准备好向敌方发起进攻,然而条件尚不成熟而没有下达命令,这是正确的。

5、这支军队先是高呼口号,发出强大的呐喊声,然而是大笑,两支军队相遇后而欢呼庆祝。6、刚刚取得胜利的部队驻扎在郊外,无悔。

 

评注:

同人——对于战士的军事训练与战斗结束

   姬昌通过“师”的组建属于自己的周人军队开始,到“同人”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姬昌已经拥有了一支较为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而且,这支军队经过较为正规的训练,是一支充满活力与富于战斗力的部队。 本卦是姬昌训练一支部落军队以及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的记录。自己带领的一支军队战胜了敌人,因此而欢呼雀跃,庆祝胜利。在取得胜利之前,进行了长时期的训练、准备和艰辛的动员工作。  

   把队伍集中在一起,进行战前的祈祷、战术的安排、战士们在战斗胜利后的欢呼雀跃。战士们被集中在原野上,不仅进行紧张的战斗训练,而且,他们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欢快地在一起打闹、谈笑、游戏等活动。 一个团队需要和谐相处,同时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性。把一个宗族的壮年男丁组织起来,一起进行军事训练、修习武术,或者一起游戏等等,这是本卦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农耕社会是一种严重缺乏有效的组织性的社会体系,一家一户的分散的耕种,很难进行有效的军事组织和动员。

“同人”卦表现了当时社会一个极其典型的集体活动、军事训练的场面。在夏天或者秋天的季节里,部落的青壮年男女在阳光明媚的田野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共同游戏、训练、比赛等等。然而,在普及性和竞技性的体育项目方面,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并不多。在21世纪,中华民族需要大力发展普及性的体育活动,以增进全民的体质。

具有统一意志的团队,是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前提条件,因此,姬昌看到“同人于野”,兴奋的认为这正是“利涉大川”的时机。在统一的集体性的行动中,任何个人利益或者自私自利的欲念,都必须被屏弃和克服,因为私欲会对于集体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当然,集体行动不是要消灭或者取消个人的意志和欲望,而是要求个人必须使自己的利益与目标服从于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的实现。

固然,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集体的力量决不能以泯灭个人的正当的个人意志和合理要求。而是建立在所有人的合情合理的愿望之上,才能够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集体力量是每个人的力量的集合形态,任何扼杀个人良知和天性的集体活动,都会对整体的社会幸福造巨大的危害。

“同人于野”表现了周人部落青壮年男女进行军事训练或者一系列集体活动。恰恰是当时的周人社会富于活力的表现,同时,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激发个人创造力的动力。从“同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机勃勃、富于朝气的周人部落。

 此时,姬昌的周人部落已经把周围小国(比如耆、于等)相继吞并,或者,西北方的一些部落已经主动归附了周人。把“同人”卦的内容与《诗经·大雅·皇矣》中描述的“伐崇”的诗句结合起来看,这场战役应该是姬昌亲自指挥的“伐崇”,崇国在今河南省崇山附近,是商朝属下的一个大国,也是周人向商朝首都——朝歌进攻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姬昌时代周人的社会生活,属于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的部落生活形态,而且,一家一户的家庭结构正在形成过程中,婚姻是一夫多妻制,各个不同的家庭之间由于长期的共处,结成友好而协作型的相互关系。

当时的部落关系,以及各个属国与商朝的关系,具有现代的“联邦”的性质,各个联邦国都拥有几乎完全自主的治理权限,许多情况下,都只是在名义上的归属。前期的周人部落与商朝的关系同样如此。可见,周朝的“分封制”有着深厚的渊源,商朝与属国的关系,以及商朝任命官员和分配属地,实际上也是采取的分封的方式。

周朝建立后的“井田制”和“分封制”,是直接造成公元前8—前3世纪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科技繁荣局面的成因,“诸子百家”应运而生,这与周朝的宽松的政治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在周朝过后,尤其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科技传统,彻底终结在秦始皇父子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荒诞而邪恶的强权中。秦始皇开辟了中国的极其邪恶的统治传统和政治伦理。从而,一切文明的社会因素,无从获得成长和成熟的政治环境,因此,中国社会逐步丧失在体育、文艺、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创造力,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无法得以更新,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生产力停滞不前和文化科技毫无建树的状态下,只有邪恶的强权在耀武扬威和作威作福。



                              第十四卦 大有 火天大有 离上乾下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原义:

大有: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元亨。

 

1、相互交往没有伤害,更没有咎错;艰难困苦但是没有祸患。
2、用大车进行运输,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没有咎错。
3、天子从事这样的公共工程才亨通,小人物无法做到这些事情。

4、不能够过分横征暴敛财物,方可无咎。

5、以诚信的初心进行交易,尊敬而威严,这样能够吉利。

6来自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往不利。

评注:

   大有——祭天或从事公共工程时物资的准备与丰富

物资的丰富与拥有大量所需材料,并且,大家一起共享并且在天子的指挥下用于祭祀,这是本卦的基本意象。

“大有”中表达的这场祭祀对象是“天子”,从“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来看,是对上天的一种祭祀,不同于“随”和“升”卦中的祭祀祖先。从《易经》的内容中,在当时社会中,无论商朝殷人还是周人,对于天地与祖先的祭祀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和重要的礼仪,凡事遇到较为重的事情,或者计划要做某项事情之前,总要举行规模不等的祭祀活动,以祈求苍天与祖先的护佑。

周礼中的一项日常性和仪式化的内容是祭祀。《易经》中许多卦中记载了祭祀活动,祭天、祭祖等等。毫无疑问,源起于姬昌时代的这种祭祀活动,对于后世造成极其不良的倾向,一是祭祀活动的造成的物资浪费,一是在周朝建立后逐步形成了诸侯国的厚葬风气。

然而,这种仪式在中国没有发展为一种全民性的宗教形态。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农耕生产方式所普遍形成的人们的现世情怀,即把吃饱穿暖和丰衣足食视为全部生活的最重要的目标,在这样的生活目标之下,高于“吃穿”二字的其它事项都是不重要的。而自从周朝建立,部落形态的社会生活逐步转化为一种以国家形态运作的模式,从而逐步形成了“官本位”与“权力第一”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基于人们的现世情怀,从而导致一切宗教意识丧失了其形成的条件。

   姬昌在《易经》中的一些卦象,都反映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状态,这种传统也是中国社会始终不能产生自由的企业制度与良好的民主政体的根源。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理念和法治传统,一般说来,中国的社会物质财富都是由最高统治者统一集中掌管和进行分配,最重要的财富在农业社会当然是土地,而在中国自古便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传统。土地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支配的东西,周朝的分封制即是把领土分封给予亲属、功臣等对天子做出贡献的人物。可以说,从周朝起建立起来的井田制,即是一种最高统治者直接分配土地的制度。

   社会的所有的重大的公共工程,都由官方出面进行规划和安排加以实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传统也是从周朝便开始的,到后来战国时期秦朝修筑长城到隋朝大运河的开凿,都是由官方统一规划下组织实施的工程。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有一个著名的话语是“举国之力办大事”,这是中国的自文字记载起的传统。

显然,从《易经》看,有组织的、集体性的部落生活从一开始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传统和习惯。权力者支配财富的使用方式并且进行分配,普通的民众则是集体的群体性活动的参与者和受支配者。中国的强者通吃的传统,也是这样形成的。

富有是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的最正当的追求和目标。然而,富有必须建立在自我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而自然界的先天物质,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所需的无限丰富的天然财富,自然界中拥有人类需要的一切财富,人类需要运用智慧从自然界中转化自己需要的物品即可。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富有的实质首先是智慧的富有,自然界把智慧的基因赋予到人类的头脑中,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的“万物之灵”,即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的生物。在姬昌之后的中国哲学中,一个最显著而持久影响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观念是“天人合一”,到明朝的刘伯温,提出了“人者,天地之盗也”的观念。显然,刘伯温试图重新塑造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但是,由于固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产业分工与科技知识体系,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

智慧而诚实的劳动是达成生活“富有”状态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富有”的价值观在之后的卦象中被姬昌多次提到,比如在“家人”中有着更明确的论述。“富有”的观念,是姬昌《易经》为我们后人提供的最有意义的观念之一,在《十翼》的《系辞》里,姬昌的这种“富有”的观念得到良好的发挥,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是对于姬昌“富有”观念的非常好的注解。

“大有”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富有必须依靠智慧而诚实的劳动创造获得。除此之外的富有,都是不可靠和不可行的。一个人、一个家庭和家族、一个地区或国家,其持续富有的状态来自于全体劳动者的智慧,而不是依靠强力的占有或者掠夺。另一方面,富有之后不能肆意的浪费资财,而应该懂得正确的与人分享。富有是人们赢得生活尊严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富有的前提是人的智慧,因此,比富有本身更加重要的是人的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卦的《彖传》中,提出“文明”这个概念。原文如下: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从哲学的角度说,“文明”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对于社会问题认识的一种升华。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中,“文明”概念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并且很少有人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直到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家胡适先生曾经提出“再造文明”的话题,然而,在整个20世纪中,“文明”概念与“社会文明”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学术上和理论上的认真而系统的研究。

 


                        第十五卦 地山谦 坤上艮下 



谦:亨,君子有终。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鸣谦,贞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六四:无不利,,撝谦。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原义:

谦:亨通,君子必然赢得良好的结果。

1、谦谦君子,可以顺利地渡过大河大川,吉利。
2、说出话来谦和与恭敬,贞吉。
3、善于劳动而又谦和礼让的君子,定会拥有良好和吉祥的结局。

4、无往而不利的方法是运用谦和的态度去做事。

5、在不富裕的条件下,一定要善于团结自己的邻人,这样才能够战胜对手和征伐敌人,无往而不利。

6、以谦和的态度教导军队,有利于征伐附近的不臣服的小国。

 

评注:

——对劳动与谦谦君子的赞颂

谦卦是姬昌对于君子品质的思考和论述。一个人必须善于劳动才能够成为谦谦君子,因此,热爱劳动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核心品质,而善于劳动有具有谦和智慧的性格,必然能够成就一项大事业,并且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

“谦”卦是姬昌对于人类生活品质的最核心的论述。因此,谦卦是姬昌对于人类品格的核心论述。谦谦君子——不仅是一个人高尚的品质、良好的修养、宽厚的胸怀的表现,也是一个人生活的最美好的状态。“谦”卦表现姬昌对于劳动者的热爱与赞美,也表现出这位政治领袖的博大胸怀。从此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懂得“劳谦君子”的重要性,即“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君子”属于当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对于社会文明贡献最大的群体。

姬昌在此卦中表达了对于劳动的关注。“劳谦君子”,是对劳动者的热忱讴歌,而且认为劳动是致富的唯一正当的途径和方法。善于劳动而又谦逊柔和的人,属于社会中最符合于文明价值标准的群体,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和精英分子。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劳谦君子”越多,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越高,其生产力水平也会越发达。

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这是本卦的核心意象,也给予我们极其重要的启迪。劳动致富的观念在《易经》中表现的极其明确。虽然姬昌本人是一个很少直接参加农业劳动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和主要活动是政治性的,他扮演着姬姓宗族的最有威望的长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把劳动与君子联系在一起,是姬昌的一个思想贡献。君子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劳动者。并且不去单独的使自己富裕,而且要团结自己的邻人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良好而富于正常的道德秩序的社会,注定是一个“谦谦君子”和“劳谦君子”占大多数的社会。谦虚、和平、理性,这些是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品格,否则,如果缺乏这样的品格,一个社会便会充斥着乖戾、粗暴、邪性的气氛。

热爱劳动和善于进行劳动发明,这是人类创造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素质。在姬昌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较为发达的部落族群,较之新时期时期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青铜器的铸造、规模化的畜牧业、车辆的制造以及弓箭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和实质性的进步。

通过劳动获得回报和利益,这才是最正当的利益。而通过征伐战争掠夺的利益,则不符合文明生活的需要。这样的思想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墨子,已经更加充分的认识到战争的邪恶和不符合文明人性的要求。

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的源泉,劳动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才能够以一个成功民族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从整体上固然吃苦耐劳,然而,却属于一个善于进行劳动、发明、创造的民族,其原因,不是我们民族本身的弱智,而是统治者长期的荒唐而愚昧的统治的结果。21世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创新政治制度,从而实现政治文明的飞跃。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之光,因为人类具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和客观环境的能力。人类的智力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性,所以,人类的劳动也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性,人类劳动的质量与达到的高度,又反过来决定和证明人类生命本身的发展水平

姬昌在“大有”卦中强调了“大有,元吉”,也就是说,富有是人们生活最大的吉祥。紧随“大有”卦之后的“谦”,便热情讴歌了“劳谦君子”,这的确体现了姬昌对于劳动者的热爱之情和自身崇尚劳动的精神,这也是姬昌自身的智慧与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的特质。

 


                           第十六卦豫 雷地豫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原文:

豫:有利于建立诸侯国并且行军作战

1、毫无节制的狂欢、娱乐,或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或者真实的心情说出来,是凶险的。

2、用石板作为乐器的介质,不能够长久,然而十分贞吉。

3、草率而轻浮的娱乐一定会招致悔恨;行动迟缓也会有悔。

4、发自内心深处的欢乐,注定会大有所得;不要置疑,朋友们相聚而团结在一起犹如簪子凝集在一起一样欢乐愉快。

5、虽然患上了一种十分顽固的疾病,然而恒久也不会死去。

6、即使没有完备的方案,竟然在冥冥之中获得了成功,因为遵循了事物的规律而无咎。

评注:

  ——欢快的娱乐以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豫”卦记载的是姬昌论述有关音乐或者歌曲的内容。豫包括——鸣豫盱豫由豫冥豫等不同的内容,卦中的“介于石”应该是指一种简单的借助石板制作而成的乐器。因此,  “豫”卦代表着人们的快乐与喜悦,也是指成就一项事业需要的计划与方案。

中国的古代先民创作音乐可考证的历史,在新时期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便出现了。夏朝有歌颂夏禹治水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而且,西北民歌在现代也是中国音乐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分支。姬昌做为一个西北汉子,肯定是一位能歌善舞的人,也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带着西北民族的特有的高亢口音,喜欢唱歌。并且钟情于对前人的诗歌以及器乐的研究。姬昌在思考音乐问题的同时,也对于自身与国家问题进行思考。所以才提到“利建侯行师”。

  中国音乐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民族“交响乐”的音乐形态。然而,中国不同的地域里,民间器乐有着极其丰富的品种。虽然其发音单一,但是都方便使用和制造。在北方,最普遍的乐器是二胡和笛子,而且笛子的品种众多。音乐与与舞蹈紧密相联的艺术门类。中国在舞蹈也缺乏男女共舞的“交谊舞”的形式,一般都是男女分别跳舞。在母系氏族社会终结后,女性舞蹈主要成为统治者娱乐的工具。

大规模的、普及化的体育、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是塑造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的方面。从这些艺术门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衡量,华夏民族不属于擅长于体育活动、音乐舞蹈的民族,无论从这些活动的普及性,还是从这些艺术发展的程度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体育、艺术、科学、技术——这些因素是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社会文明必不可少的关键成分。华夏民族在这些方面固然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并且在许多的领域做出过重大的发明,然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生活在世界东方的以黄种人为主体的族群,在大规模的、普及性的体育运动方面、以及在艺术与科学方面,从来没有领先过身处西方的白种人。欧洲的白种人进入青铜器的时代比中国至少要早2000—3000年,而且,白种人注重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善于制定社会行为规范和法律,东西方人类历史的差异性,自文字发明与广泛使用的源头出,就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差别性,西方属于符号型文字,中国属于形象文字,两种文字形态在声音与思维方式上存在不同,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行为与道德观念、价值体系的差异性。在文字得到广泛使用后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在经济与生产力、社会价值与习惯、政治行为与制度等许多重要的社会领域,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同。

然而,人类生活的实质与根本趋势是相同的。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属性,追求幸福和获得幸福则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人类历史最终必会走向统一的文明形态,在以往人类的历史生活中,不同地理位置的民族和国家,固然在社会文明的发育程度和水平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人类社会具有不可抗拒的文明趋同性,文明始终是人类生活的实质素质。

   “豫”卦与音乐有关,同时也提到了疾病。姬昌在“豫”卦中,首次使用了“死”这个字,并且是“即使得了顽固的疾病也恒久不死”,这是有关“疾病与死亡”的问题,而“离”卦中提到的“死”,是因为遭受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而造成的死亡事件。姬昌对于“死亡”问题没有进行较多的论述和提出一种固定的观点,他只是两次提到了死亡的问题,一次是与疾病有关,一次是战争场景下的死亡。显然,姬昌把自己的全部关注点都放在现世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方面。孔子也同样如此,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讨论和涉猎关于死亡的问题。

 

 

 



                         第十七卦 泽雷随 兑上震下 



随: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原义:

随:元亨利贞,无咎。

1、官方有文书和命令,贞吉。进行外交活动,获得了成功。

2、把幼儿捆绑起来,却让身强力壮的丈夫逃掉了。

3、抓获到身强力壮的男子,却失去了年幼的孩童。随即可以有求得,利于安居乐业。

4、随从有所获得,艰辛而凶险;把抓捕的人送上前往西山的道路,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差错和危害发生。

5、战俘来自于“嘉”地,吉利。

6、把一些战俘强行捆绑起来,让他们服从和跟随着;这些人用于在西山的祭祀活动。

评注:

——抓捕“人牲”进行西山祭祀活动

  “随”卦记录了姬昌祭祀先祖并且抓捕“人牲”的过程。事实上,这是极其残忍的祭祀活动,而姬昌却使用了“元亨利贞,无咎”的言辞。

    在祭祀之前,逮捕一些被认为的罪犯作为“人牲”,把抓到的人捆绑着送往西山,用于“西山”的祭祀活动,并且指明这是根据官方的文件和指令而进行的抓人行动。这似乎是本卦所反映出来的真实内容和实际含义。一方根据官方的旨意去抓人,一方必然要逃跑或者反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更何况被抓住的人要用于活人祭祀,而且必死无疑。抓人的过程肯定是相当混乱和无序的,其中充斥着暴力与血腥。这从姬昌的爻辞——系小子,失丈夫。系丈夫,失小子”中便可以看出。

从本卦的内容看,姬昌所抓的人是“嘉”地之人,因为卦中记载“孚于嘉”。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这是姬昌对于人犯的期待,也是对于自己的要求。姬昌不认为自己以及来自官方的命令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去抓一些人而已,然后把这些捆绑起来一起送去西山,用以大王的祭祀仪式。姬昌举行的这次隆重的祭祀活动是发动一场战争的准备。姬昌的众多儿子中,姬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人,姬旦是一位善于治国守成的人,姬昌与他的这两个杰出的儿子,是周朝800余年统治的奠基性人物。

可见,虽然“随”卦开宗明义的写道——元亨利贞,无咎。但是,其实际上确是一种极其残酷的行为。不过,姬昌肯定最终是成功地抓获了足够数量的人,包括他们祭祀活动需要的不同年龄的人,并且达成了“王用亨于西山”的目的。这样的“元亨利贞,无咎”只是对于姬昌等人的“元亨利贞”,而对于哪些不知数量与姓名的被他们捆绑起来、送到“西山”的人们,却是被终结生命。

祭祀活动的地点在“西山”,显然是在周人的原始驻地岐山。这样的场景在第46卦“升”中同样有明确的记载,“升”中记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没有了本卦记述的极其强暴的情景。可见,当姬昌父子每临大事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或者重要的纪念日,都必须到岐山的祖坟或者太庙进行祭祀,以祈祷上天的恩赐和护佑。

在中国,用活人做为祭品祭天或者祭祖,自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出土有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人祭所屠杀的活人供品人牲。从考古发现的殷墟坑和甲骨文资料来看,商朝在帝乙帝辛时期,人祭和人殉已经非常少见,并且不采用野蛮的方式对待战俘,这与农业生产的繁荣以及观念的改变有关。然而,在姬昌死后,姬发(周武王)、姬旦(周公仍然执行人牲祭祀制度,并且指责商纣王不敬上帝。西周洛邑祭祀遗址中有规模很大的人牲祭祀坑。春秋战国时期,人祭和人殉受到富于良知的诸子百家严厉抨击。西门豹更是严惩进行人祭的巫师,秦献公下令禁止人殉。不过,人祭和人殉之事仍无法完全杜绝,秦朝末年仍有人祭现象。汉朝的多位皇帝包括刘邦刘彻等都禁止人殉,人祭和人殉是野蛮和愚昧的表现,受害者通常是敌族战俘、死者亲属和家庭奴隶等等然而,女性为皇帝陪葬的风俗虽然在汉朝初年被废除,但是朱元璋却重新起用了陪葬制度

在现代的话语中,“随”具有顺随、跟随、伴随等多种含义,配合与顺从是这个字的基本意象,然而,我们看到,在姬昌书写“随”卦之时,却是用了“系小子,失丈夫”、“系丈夫,失小子”、“拘系之,乃从维之”等等话语,使得“随”成为一种在强迫的前提下的卦象。因为“王用亨于西山”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所以需要由许多人来参加,并且需要许多祭品,甚至包括“牺牲”活人充当献祭品,因此,“随”卦记载的是一场大规模的铺抓俘虏用于进行祭祀的活动。

从姬昌在《易经》中的内容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姬昌的智慧、大度,以及乐于助人的善良于高贵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能够看到姬昌的残酷和暴虐的一面,尤其是能够看到当时周人部落的一些野蛮的习俗,比如使用活人进行祭祀、把犯人割鼻子、砍双脚等等酷刑,而且,对于这些,姬昌在噬嗑、困等几个卦中都有记载。


 

 


                     第十八卦 山风蛊 艮上巽下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小有晦,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原义:

   蛊:富有开创性并且非常亨通,利于涉渡大川与去做大事情;这场用龟甲的卜筮,先进行了许多天,后又进行了许多天。

1、“干父”的“蛊”预示着:他有儿子,父亲也没有问题,虽有风险但终能获得好结果。

2、“干母”的“蛊”,不十分贞吉。

3、“干父”的“蛊”说明,在小的事情上可能有一些差错或者悔恨,但是,没有大碍。

4、“裕父”的“蛊”,未来事业存在很大的艰难困苦和不如意的情况。未来不能够获得成功的象征。

5、“干父”之“蛊”,表示能够赢得崇高的声誉。

6、“蛊”的结论是:人们最好是不为权力者服务、不去侍奉王侯,而应该从事于一种高尚的事业,以有利于百姓和社会。

评注:蛊——为干父、干母和裕父等人举行的一场蛊术

我认为,这是姬昌为比干夫妇和一个叫“裕父”的人举办的一场严肃而庄重的“巫蛊”活动。姬昌把比干称之为“干父”,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年龄上都没有问题,表达着姬昌对于比干的一种崇高的敬意。至于这场“巫蛊”活动究竟是在商朝之地进行的,还是在姬昌回到岐周部落之后,无从考证,不过从64卦的排序来看,“蛊”卦十分靠前,应该是在在商朝时期的记录。姬昌接受比干的等人之约,进行的一场巫术祈祷仪式,为他们进行严谨的预测,并且告知他们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未来。因此,爻辞即是对“蛊”的结论的记述和评论,最后得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生结论。

因此,这是姬昌为比干等人进行一次“巫术”活动的记述。显然,姬昌见到过比干,并且与比干的个人关系良好,从这个卦中可以得到明证。比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真实的人物,这有据可考。然而,本卦中提及的“裕父”是谁?已经无从考证。此时的姬昌,通过对卜筮等数术的认真学习和研究,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卜筮高手,并且具有预测未来的强大的能力。

比干子姓,比氏,名干,沫邑人(今河南省卫辉市)比干聪慧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乙去世又受托孤重辅纣王帝辛。从政40多年,是一位对商朝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根据推算,比干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或者前1110),卒于公元前1029(或者公元前1047),是朝帝王文丁之子,按辈分是商纣王帝辛的叔叔。如果这个时间准确的话,那么,姬昌出生之年按公元前1152年的话,那么,两人的年龄大致相差60岁。显然,姬昌称比干为“干父”无论从年龄还是辈分上都没有问题。不过,从本卦的内容判断,姬昌与比干的年龄差距可能没有60年,而应该更接近于同一代人。时间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姬昌和比干两人真实的生活年代的推算,也会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出入。

一般认为比干是因为直谏纣王而被纣王所杀,也有说法是:朝的王位是兄死弟继,但是,比干和微子、箕子三人因生母卑贱被剥夺了继承权,所以就联盟反对帝辛的统治。帝辛经过几年的战争打败了徐夷的国家后,国力严重削弱,这时候比干的侄子微子就派人到周,请周在商最弱的时候攻打商,帝辛闻讯大怒,清除比干联盟。在周人通过牧野之战迫使帝辛自焚身亡后,基于比干联盟对周人的胜利有过巨大贡献,所以,周就大力的宣扬比干,并且追封国神,还把比干的儿子坚找到赐姓林并分封领地,后来分封微子。在比干被杀之前,比干夫人妫氏怀孕已有月,便逃出商朝首都朝歌,于长林(今河南省卫辉市狮豹头乡龙卧村林坚出生地)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

纣王帝辛杀戮他的叔父比干的事件,在当时肯定也是一个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事件。比干生前找姬昌进行占卜测算命运,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使然。本卦即是姬昌为比干举行了重大的祈祷和“巫蛊”测算之后而做出的一些结论。

应该说,纣王帝辛杀死叔父比干这样的重要事件,作为与帝乙、帝辛同时代的人的姬昌,不可能不做出明确的反映。

可以肯定,比干去世在姬昌之前,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姬昌被囚禁“羑里”期间发生的事件。事实上,姬昌被商纣王囚禁“羑里”,一方面来自于周武王姬旦灭商后周人的自编故事;一方面来自于司马迁《史记》中对于这个传说的记载。

微子、箕子、比干——此三人都是商朝末年杰出的人物,他们必然与姬昌家族的重要成员有所交集。在《易经》中,箕子是姬昌在“明夷”中明确提到的一个名字,而比干与姬昌的交往,通过“蛊”卦应该得到确认。只有“微子”没有被姬昌在《易经》中提及。

《易经》不可能不提到许多人物,只是由于文字的过于简单,我们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出那些字或者词是人名。人物和事件才构成《易经》真实内容,如果我们忽视这样的事实,只是从字面含义中诠释《易经》的内容,只能导致与真实的《易经》越来越远。从这个意义上,我是把《易经》视为一部由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历史文献,而不是把《易经》当成“数术”的源头。当然,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流行占卜预测,因此,姬昌在《易经》中的许多篇幅,都涉及到使用灵龟进行占卜的情况。

纣王杀比干的事情应该是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此卦应该是在比干已经预感到出现危机之后,找到姬昌对于自己的未来命运和结果所做出的判断。从姬昌在“蛊”卦最后得出的人生结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也是姬昌在看到侍奉王侯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凶险后而得出的一个结论。

然而,关于比干之死的真相究竟如何?也有着不同的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学者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与史记上纪载有出入的证据逐渐增多,现存比干墓寺庙中碑文有显示其比纣王还晚死十多年,这如果属实,那么比干不可能是纣王所杀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比干等人与姬昌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比干等人没有重大事情都会找到姬昌进行过占卜活动。这场“巫蛊”活动非常庄严而隆重,双方都十分重视“巫蛊”得出的结论。

 

 

 


                      第十九卦 地泽临 坤上兑下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临,贞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四:至临,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原义: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1、预感即将要有大事来临,认真准备赢得吉利的结果。
2、能够预感事情的来临,吉祥并且无所不利。
3、认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事情,这并没有多大的益处;然而,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并且规划好具体的方法,可以无咎。

4、等到事情真的来临时,却是无咎的

5、运用自己的智慧去预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并且做好准备应对它,这才是大君之所应该去做的,吉祥。
6、以温敦的态度面对并且化解了问题,结局吉祥而且没有差错

评注:

——认真谨慎的面对未来的降临

这是姬昌为自己的行动与未来进行的一次占卜,他得出“至八月有凶”的结论。然而,在《易经》中,所谓的“凶”是指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不利的局面或者不好的情景。一般说来,姬昌在《易经》中提及的“凶”都不是十分重大的灾难。

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这便是姬昌对于即将到来的局面的态度和立场,就是要:认真预见未来、谨慎应对未来、亲自化解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在这一切准备的正确而有序后,注定会赢得一种吉利的局面。

  “临”卦表现了姬昌对于面对未来的知识与智慧以及正确对待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态度。

   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是面临吉祥的处境还是面临凶险的处境,都必须以认真的态度面对眼前的问题,从而选择正确的方法化解问题和处理矛盾。预知事情的演变逻辑是重要的,因为这样才会预先采取一些必要的防备措施。

“临”卦没有提及具体的事情,只是准确预见到“至于八月有凶”。这显然是姬昌在世时某年的八月之前的一种记录。“临”卦中体现了姬昌对于即将到来的事项的期盼与憧憬。因此,才提出——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应该判断,这是姬昌在准备迎接一项可以预期的、必然要到来的事情的不同的态度、立场和采取的行动策略。

八月无论是在华北平原还是对于黄土高原,都属于一个美好的仲秋时节,秋天是属于收获的季节,而姬昌却讲到至于八月有凶”,这有可能是指在农业收获方面的一些自然灾难,也有可能是指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某些现实将要发生的一些困境。姬昌必须认真计划和盘算“八月”事件到来时的应对方案,必须做好化解“八月”危机的一切准备工作,才能够顺利度过即将来临的凶险局面。

凡事要亲力亲为,这样才会赢得一种可期待的良好结果。“蛊”和“临”是前后相连的两卦,这两卦的内容应该是姬昌在实际的占卜过程中,对于预测内容进行的记录。“蛊”、“临”两卦应该是姬昌在商朝的具体的占卜应用。

可以肯定,在商朝的殷人之地“羑里”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姬昌认真学习和全面掌握了在夏商两朝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的占卜技艺,而且姬昌成为了一个卜筮的高手,他能够通过卦象而较为准确地预测事件的演变和结局。

不容否认,占卜活动及其对于卜筮结果的记录是姬昌书写《易经》的主要成因,而且,占卜也是《易经》中许多卦象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能也不应把《易经》单纯的视为一部旨在进行占卜的书籍,而是应该把《易经》揭示的内容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易经》中窥视姬昌时代的社会社会的面貌及其文明状态。这才是《易经》的价值以及我们研究《易经》的意义。

对于未来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认知的基础上,并且采取正确的策略和行动面对未来,如此,一种美好的未来才能够展现的我们的面前。美好的未来不可能在盲目的等待中自然而然的到来,而是在“当下”的正确的思维与行动的结果。未来决不会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态,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面对未来,人们必须在深思熟虑后全神贯注的选择文明的实践步骤,这有如此,才能够达成有益于生活幸福的目标。

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未来并不是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是现实的思考与行动。未来是一种在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中的结果,未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不确定的结果,但是,未来就存在于当下人们的各种现实的行动中。

人类具有预见未来的生命素质和天然能力。也就是是,人类能够预知未来,但是,这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物质世界的把握水平。等待未来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要知道,所有的未来都是现实行动的必然结果。佛教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因果关系,并且,强调“当下就是全部”的观念,《易经》产生的年代要远远早于佛教产生的年代,对于中国人而言,都应该从《易经》的伟大启迪中感知现实与未来的真实联系。

“临”卦对于后人最有启发意义的价值是,未来决不都是美好的,甚至有可能是极其凶险的。然而,只要我们在文明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选择一系列正确的策略、采取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那么,就能够达成有益于幸福生活的局面。

 

 

 

 

 



                            第二十卦 风地观 巽上坤下 



观:盥而不荐,有孚若。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窥观,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原义:

  观:即使洗净双手也不要轻易献祭贡品,要怀着虔诚的心灵并且恭敬的祈祷与严肃履行承诺。

1、观察幼童,其结论是幼童没有咎错,君子必须担当教化的责任。

2、对于女性应该不露声色的窥观,这样是尊重女性的表现。

3、对于自我的人生而言,知其进退最为关键。
4、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有利于辅佐君王或者向君王提出建议。
5、体察我的人生,感觉只有君子之德行才能够无愧无咎。

4、体察他人的言行,君子无咎。


评注:

 

——观察社会生活与体察民情

 

“观”卦只要是姬昌的人生体验、生活感悟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总结。可以说,本卦是全部《易经》64卦中最富于哲学价值和意义的卦象。在卦中提出“观国之光”、“观我生”和“观其生”的哲学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途经。

“盥”有洗浴和整梳容貌的含义。当时,镜子尚未出现,人们看不到自己的颜容,但是,从水中能够折射出人们的身体与脸部的形象,姬昌肯定发现了这一点。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姬昌,以一种沉思的生命状态而生活着,并且极力为自己的事业探寻着正确的方向。姬昌开始学会了通过观察而沉思生活、探索哲理、获得真知。
    观察和认识自然界,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使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为探索和认知自然界的目的而结成,这样的社会才具有永恒的活力与动力。

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同等重要,而通过认识自我而达到认识他人的目的,这就需要认真进行自我的生命体现和正确的反思,并且与他人的言行相比较。

 慎密的观察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直接的感性知识皆源自于观察。观察是获得真知的重要的前提,通过观察而提出问题,然后探寻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是最重要的。总之,对于客观物质与社会事务的观察,是一切知识的起点。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采取行动的依据和指南。

对于一个人来说,观察事物永远要比自身亲自参与的实践行动更加广泛。因此,观察对于人们认识事物和形成观念来说具有重要的起点般的性质。人们对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认识皆是从观察开始的。同样的一个事实在于,观察源自于个人的兴趣。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对于不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进行观察,并且得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判断。因此,这将要求观察者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当然,观察本身也充当着创新知识的一个有效的起点。

姬昌在“观”卦中提到的观察对象,都是指向社会事务,而没有提及自然现象,更没有提出对于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观点。他只是提出“童观”、“窥观”,以及“观我”和“观人”、“观国”等观察社会问题的做法。

可以说,在整部《易经》中,“观”卦是最富于哲学意义的一卦。姬昌记录下自己观察儿童少年等年轻人、小心谨慎的观察女性、观察各种国家事务以及对自我生命的内观,姬昌的目的在于获得成就自我的圣人之道。圣人是做人的最高标准,而达到圣人之境是中国古一切富于睿智的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最高追求。

在世界范围内,发明和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都没有能够催生出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从《易经》的内容与结构,我们可以分析出其中的原因。象形文字以模仿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成型,不把探索和认知客观自然物质的本质作为目的。全部《易经》的内容,没有提及对于自然界物质的认识和观察结论。这种思维传统更是被孔子所继承,一方面,孔丘“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一方面,孔丘从来不关心人类与自然界的本质联系,他只是强调社会关系的“纲常伦理”和“仁义礼智信”,到最后,孔丘本人根本无法找到实现“仁政”的途径。

21世纪,现代汉语必须实现同科学体系的全面交融与结合,并且,充当人类的自然科学的发现者的角色,只有做到了这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升华。通过华夏民族全部文化形态的表现与实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有把精神的关注点转移到对于自然界物质世界的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方面,我们的民族才能够逐步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第二十一卦 噬嗑 火雷噬嗑 离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狱。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原义:

噬嗑:亨利于建设监狱并且制定刑法

1、犯人足戴脚镣,烂掉了大脚趾,这不是因为用刑过重而导致的。

2、犯人皮肤上生出了疥疮,鼻子也没有了,同样不是用刑过重的结果。

3、咀嚼一块腊肉,中毒了;身体小有不适之症,但也没有大碍。

4、啃食一些骨头,并且把骨头制成“金箭”,有利而坚贞,吉祥。 

5、啃咬着一些干硬的肉块,就像用牙咬黄金一样,祯祥而险厉,无咎。

6、犯人由于带着枷锁而失掉了耳朵,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