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廉德

廖生明 原创 | 2019-08-11 15:07 | 收藏 | 投票

 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廉德培养

廖生明
冯友兰认为:孝道即嗣亲之道,源自于儒家在世俗世界对人肉体和精神不朽的追求。肉体方面包括养父母之身体,慎重保护自己的身体,另造“新吾”以传续父母之生命(《礼记.祭义》)。精神方面,在亲人活着时,须顺其志意,不独养其口体,且养其志,有过并归劝之,使之归于正。亲人去世后,一方面通过祭祀而思慕之,使父母亲在自己的思慕记忆中得以不朽(《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通过继承父亲之事业,使其未竟之志得申,或通过述作,使父母亲之名,“附骥尾而致千里”,因而在众人的思慕记忆中得以不朽。 述,传承;作,创新。述作是指继承前人的事业或开创自己的事业,后来用以指撰写著作。“绳附骥尾而致千里”,即苍蝇因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而跑了千里的路,用来指普通人因沾了贤人的光而名声大振。孝不仅是处理子女与父母关系的伦理要求,不仅有赡养的功能力,而是培养人的仁心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道德修炼的途径和方法,具有使人社会化的功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过程,也就是使仁心不断扩大的过程,大而不已,最终达到与天地同的境界。廉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和品德。这两者有着怎样的关系。这里核心是对孝是怎样的理解。有人认为孝与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其次,不辱其亲的道德责任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守孝的人必然要在为官的过程守清廉,不做贪赃枉法之事,受牢狱之灾辱没祖先。第三,廉才能保证孝。贪赃枉法必然要受刑甚至丢掉性命,不能尽养父母之责任。
从上述三个方面说孝与廉的关系,是建立在把孝仅理解为“亲亲”的基础上,即便是把孝看成是培养人的道德的基础,也仅仅是把它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则不是看作道德的全部。在把孝理解为“亲亲”的基础上看孝与廉的关系,只能说孝有利于廉,孝不能保证廉。首先孝是一切的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但基础并不等于全部,有基础不一定有全部。建房子一定要有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有了基础就一定有房子。基础是房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可以说孝是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次,把廉建立在不辱其亲的基础上并不是很牢靠。因为贪官在贪赃枉法时,太多认为自己手段巧妙,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处罚,也就不会有辱其亲的事情发生。有时贪赃枉法是为父母亲的亲人办事,这时能够使父母亲在亲人面前有面子,无所谓辱其亲的问题。在腐败成为普遍现象时,做一个清官可能面临被边沿化、被排挤、甚至被陷害、被判刑,从而使父母亲担忧,使父母亲受辱。反之,随波逐流做一个贪官,更容易融入官场,更容易提拔,更可能光宗耀祖。因此把廉的目的建立在不辱其亲的基础上,这个廉并无必然的保证。第三,把廉建立在保证孝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能够赡养父母的基础上,同样是不牢靠的。因为这论点是建立在因贪而被处罚、被判刑的前提上的。贪赃枉法大多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的贪赃枉法不会被发现,即使被发现自己有能力摆平,不会受到处罚,因而不会发生因贪而不能尽孝的情况。廉之难在于廉代表着是公共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矛盾,为了廉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甚至是亲友的利益。如果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没有矛盾,廉就没有一点阻力,没有一点困难。廉之难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办法使贪赃枉法都得法律的惩罚。如果每一个贪赃枉法者都能得到惩罚,自然不会有贪官了。仅仅站在为官者个人、家庭利益的角度劝廉的效果有限。
曾子说:“身也者,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住不庄,非孝世。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卷十四)。”依曾子的说法,孝是从事亲开始,但不限于事亲,而且包括事君、莅官、对朋友,一句话包括全部的道德在内。如果孝不仅包括事亲,而且包含全部道德,那当然包括廉德。《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有生也。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认为,亲亲只是孝之始,立身才是孝之终。这里的立身就是道德上立起来。可以认为孝经所说的孝不仅包括亲亲,而且是包含所有的道德,自然也包含廉德。换言之廉是孝的必然要求,不廉者就是不孝。廉是孝的应有之义。
郭居敬“二十四孝”和廉德有着怎样的关系,取决于它所说的孝是仅限于亲亲,不还是包括所有的道德。如果它仅限于亲亲,而不包括所有的道德,那么至多是孝的基础,而不是廉的必然保证。如果它不仅限于亲亲,而且包括所有的道德,则孝必然导致廉,反之,不廉就是不孝。
郭居敬“二十四孝”中《孝感动天》、《亲尝汤药》两个故事集中阐明孝就是“亲亲、仁民、爱物”。 《孝感动天》故事中的“队队春耕象,纷纷禽草耘”,大象和鸟把舜当朋友,帮忙舜干农活。而大象和鸟能够把舜当朋友,暗含着舜把大象和鸟当朋友。舜的孝心不仅限于亲亲,而且达到仁民、爱物的境界。这个故事歌颂舜的孝行不仅限于亲亲,而且包含了仁民、爱物。体现出郭居敬所倡导的孝不仅限于亲亲,而且包括仁民、爱物。这体现了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民胞物与”,即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的思想。《亲尝汤药》则说明汉文帝这个仁民、爱物的皇帝同时也是孝顺的儿子。汉文帝厚赏诸侯、重农轻赋、宽刑减法、举贤重谏、勤俭节约(也就是爱物)、慎战和亲、亲民爱民、反躬自省,施德惠于社会各个阶层,为以德治国典范的皇帝。因此这两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明孝就是“亲亲、仁民、爱物”。
朱熹认为: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真德秀认为“木不妄伐,兽不妄杀,此仁也,亦孝也。若断之、杀之不以其时,则是无复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这里强调的是,孝不仅是限于对父母生活上的关心,而是要把对父母的爱推及到所有的人和物,才能算是孝。只要有一人未被推及到,有一木未被推及到,就不能算是孝。可见程朱理学所讲的孝就是“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彻底无私的精神境界,它不仅限于亲亲,而且包括仁民、爱物。郭居敬选编二十四孝故事,创作二十四孝诗的目的是配合朱子《小学》一书的教学。因此郭居敬对孝的理解理应和朱熹及其弟子真德秀相一致。
综上所述,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孝不仅包括亲亲,而且包括仁民与爱物,因此必然地包括廉德在内。郭居敬“二十四孝”对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仁民爱物是不想贪的境界。仁民爱物的境界即是把天下百姓当自己的同胞,把宇宙万物当自己的伙伴,也是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习总书说的“我将无我”中的无我境界,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仁民爱物的境界是比孝悌忠信更高一层的思想境界。对父母要孝,对对兄弟要悌,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所强调对父母、兄弟、君主、朋友要展现自己的仁心。仁民爱物则要求对天下百姓、宇宙万物展现自己的仁心。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父母、兄弟、君主或朋友和天下百姓的利益和宇宙万物的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果心中只有父母、兄弟、君主、朋友,尚不能达到体物不遗的境界,尚不能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展示自己的仁心。达到了仁民爱物的境界时,自然就会把贪腐行为看作好像在自己的脚上挖一块肉,去贴在手上那样完全是自我伤害的愚蠢行为。一个贪腐行为不仅会伤害某一个人或几个的利益,而且伤害到政治秩序、伤害到社会道德,因而也是对全社会造成伤害的行为。达到仁民爱物思想境界的人自然对这种伤害有感,为这种伤害而心痛,自然不会去造成这样的伤害。
其次,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性善论是廉德基石。郭居敬“二十四孝”中《怀橘遗亲》有诗句“孝悌皆天性”。故事主人翁陆绩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恣蚊饱血》中的吴猛,扇枕温衾《扇枕温衾》黄香同样是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父母,所体现的正是孝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是人的义理之性,是人的道德心,不是人的生物学本能。有人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说明动物亦有孝的天性,把人的义理之性混同于人的生物学之性,这是把人混同于禽兽。根据儒家的理论,动物也和人一样秉有天赋之性,但由于动物气浊,而且浊到使其天赋之性完全处于封闭不可开的状态,也就是动物呈现不出道德心。即使动物某些行为看起来好似人的孝行,但由于动物是没意识的,完全出自本能,它的行为没有道德意义,和作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孝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混同。孝是人的天性,指的是人的义理之性,不同于人的感情。孝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能只靠感情。郭居敬“二十四孝”中闵损对继母孝顺出自于“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的考虑,也就是出自于义理之性,而不是出自于对继母的感情。孝心是人的仁心的表现,也就是善性的表现。儒家所说的人的善性并不是指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善性。人的善性落入现实生活之中也就是落入气质之中,就会被气质所限制。朱熹曰:“天命之性,非气禀则无所寓。然人之气禀有清浊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浅深厚薄之异,要亦不可不谓之性。”朱熹又曰: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人要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自己的善性需一番转换气质的努力。张载认为人的气质之性除了夭寿之外,其余都是可变的:“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如气质恶者,学即可移”;“虽则气禀之褊者,未至于成性时则暂或暴发,然而所学则却是正,当其如此,则渐宽容。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褊不害于明也。”程颢曰:“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也。”上智下愚可移,故人人皆可为尧舜。
西方的道德如康德所说是建立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三个前提之上的,没有这三个前提道德就无从建立。在西方人看来人不想信上帝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没有道德的根基,也就自然没有道德可言。中国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人性本善的作用类似于西方的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把人性本善这一前提拿掉,中国的道德就没有根基,这是很可怕的事。一是相信人性本善,对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才会有信心。人人皆可为尧舜,我达不到尧舜的道德水平,不是天生的不能,而是我努力不够。人人皆可为尧舜,我就有提升道德水平的无限的空间与能力。比如一块布质地是白的,外表蒙上了灰尘,我才有信心把它洗白。如果一块布质地本是黑的,我如何有信心将它洗白。二是人性本善,我不能为善是我主观之不为,非客观之不能为,就应该受道德审判和谴责。如果人性本恶,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有达到善的境界,这是客观的不能,不是主观的不能,又如何要我承担道德责任。所以说人性本善是道德责任的基础。三是人性本善,我的道德行为才有了无限的意义。人性本善,别人对我的道德行为才会有感,才能够被我的道德行为感化。我的道德行为就能化人化物,以致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样的我的道德行为就有了无限的意义。反之,如果人性本恶,我的行为感化不了任何人,我的善良被别人当作傻瓜,我的道德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就廉德而言,人性本善,固廉是可能做得到,不廉才是应受谴责的。人性本善,固我的廉洁行为才有了无限的意义。
我们常说腐败的根源是理想信念动摇。就人性的角度言,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由一帮恶人组成的。相信人性本恶的人根本不会相信共产主义,而不是动摇不动摇的问题。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儒家长期的人性本善的教育有关。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读到马克思义著作时有强烈的思想共鸣,就在于他们始终相信人性本善。而当下很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怀疑根源在于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共产主义实现不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性是交往关系决定的。有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就会有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的对立,也就是善与恶的对立。随着私有制的铲除,善与恶的对立也就自然消失。也就是持人的善恶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人性善与人性是在交往关系中形成的和共产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人性本恶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因此从人性角度看,郭居敬“二十四孝”隐含的性善论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第三,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居敬涵养是培养廉德的有效方法。居敬又称“主敬”、“持敬”。敬的含义就是对道德良心的提醒,“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居敬就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人欲会遮蔽人的天赋善性,但人的善性不会完全泯灭,因而人皆有求放心之心,紧紧提撕此求放心之心,就是居敬功夫。朱熹曰:“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於物欲上轻,於义理上重。须是教义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见得义理自端的,自有欲罢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无暇及之矣。”居敬就是对天理有敬畏之心,时时提醒自己要按天理去做,把自己的道德往上提,而不能顺着欲望往下滚。孝作为涵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因为父母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时时在面对父母时提醒自己要按天理的要求去尽孝,而不能顺着个人的欲望和情绪乱来。就为官而言,要时时提醒自己,为官清廉是天理的必然要求,不能有一毫的贪欲之心,不以任何理由任自己顺着欲望往下滚下去。居敬的方法今天仍可以作为培养廉德的重要方法,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第四,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格物穷理是培养廉德的重要方法。朱熹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致也。”朱子曰:“《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又曰:“某尝谓物格知至后,虽有不善,亦是白地上的黑点。物未格,知未至,纵有善,亦是黑地上的白点。”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所体现的是孝必须格物穷理。穷理才能尽性知天,穷理才能尽孝知天。程明道言:“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下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程伊川言:“观乎圣人,则见天地”。朱熹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对郭巨埋儿进行阻止的天不是人格神的天,也不是气化的天,而是通过格物穷理可以认识的道理之天。天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所谓天的阻止就是理性力量的阻止,也就是郭巨通过格物穷理认识到埋儿行为是违反天理的,并且通过格物穷理找到既养儿子又奉养母亲的办法,也就是找到钱或食物(一釜金),因而自动终止了埋儿行为。这个故事要强调光有孝心是不够的,还应该格物穷理找到既养儿又养母的办法或者提高尽孝的能力。朱熹格物穷理中的物包括经典、历史、现实世界中的物与事。格物的目的是明本心,见天理。当本心彻底朗现之时,万理皆明,就是圣人境界。培养廉德亦须格物穷理,以明本心。须在从政过程中就事事物物上穷理。这个方法今天对我们的廉政建设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必须通过理论学习弄清马克主义基本原理,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提高对培养廉政道德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廉政意识。我们还要通过研究实际问题的研究找到即保持廉洁,又把工作做好的途径和方法,就像郭巨找到即养儿又养母的方法那样。
2019年8月11日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