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人体自身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实验第一人张绍武

文 / 曹源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疟疾的危害似乎已经淡忘了。如今提起疟疾这个词，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屠呦呦——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

然而，在“疟防”的道路上，在根治和消灭疟疾的具体解决办法上，有许许多多需要我们去记录和记住的人和事。近日，笔者有幸采访到记中国人体自身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实验第一人张绍武，他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自身感染疟疾人体实验始末，真实再现他本人两次自身感染疟疾实验而昏迷的情景。

8月27日，一个看似平淡却实为光辉灿烂的一天。40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疟疾研究史填补了一项新的空白——我国根治和消灭疟疾的具体办法解决了。这一天，张绍武历经重生之转圜。这一天，张绍武自身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发病后又复发，直接感染中华按蚊千余只，痛苦与欣喜交加，成就与昏迷交融。

曾几何时，疟疾曾在中南、华北数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疟猖狂，使三亿中国人残遭其害，中国的预防医学工作者为消灭疟疾，曾付出了无数心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的流行区。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每年2亿余人患疟疾，百余万人死于疟疾。

据介绍，1979-1984年五年间，中国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由人体到猴体，又由猴体到蚊体，由蚊体到人体，又由人体到蚊体反复多次转种传代，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该虫其潜伏期，临床症状及发作周期，复发期，红内期，猴体期，蚊体期的具体时限及生物特征，证实了中国间日疟长潜伏期与短潜伏期的具体时限、形态特征和生物特征，解决了我国根治和消灭疟疾的具体办法。并将此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命名为多核疟原虫（Plasmodium vivax multinucleatum ZHANG shaowu,JING jingbo.1984.)）拟世界上第五种疟原虫。

那五年间，在张绍武的主持下，河南省先后共有66人参加这次人体实验,5年间有54人发病。此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辽宁、上海、四川、广西也有几十人参加此项实验。全国一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参加。有关论文于1982年先后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和国际著名的《英国皇家热带病学及卫生学杂志》等；1983年他在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上作了第一个报告；引起与会专家和学者高度的赞扬，1984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第十一届国际热带医学和疟疾会议上江静波代表中国大陆间日疟长潜伏期的研究第一个作报告，引起国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中国学者没有作声却做了大量的实实在在的科研工作，该项实验1981年获河南省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1982年获广东省高教部二等奖；1982年英国学者、国际疟疾学专家布雷博士，国际著名学者、疟疾学权威甘兰教授对该项实验进行了高度评价。1983年获河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为我国的疟防事业，为消灭疟疾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数据，做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在全国疟防工作会议上高度赞扬了张绍武和他一道从事这项研究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

今天大家熟知的张绍武，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出版人、作家，发明家。其实，他始终是中国预防医学事业的科学家。采访中，他拿出当年我国疟疾学家、寄生虫学家、流行病学家、传染病学家、生物学家对《我国间日疟原虫虫株研究》成果鉴定书，上面高度评价这项研究为：“此次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合作下进行的人工感染试验，其设计是科学的，观察是严密的，方法是安全的，其结果也是可信的；证实了当地有长潜伏期间日疟的存在，开创了我国疟疾试验研究上的先进事例，必将为我国疟疾防治特别是黄淮流域的疟防工作发挥深远的影响。希望继续迈进，为摸清黄淮流域间日疟原虫的生物学特征与疟疾流行的关系做出更大贡献。”“谨向关心疫区人民健康，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热情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工感染试验的同志们致敬。”

提出自身感染疟疾人体实验始末

张绍武，1938年出生在河南省通许县东水沃村。曾经，肆疟猖狂，无数人残遭其害，凄惨的情景、险恶的魔影，使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决心把这种疟疾研究清楚，找到理想的防治办法。自1960年毕业后，他开始从事预防医学，从那时起，他常年奔跑在疫区灾区疟区，挨家挨户送医送药，一架显微镜伴随他几十年，同百姓同甘共苦，与疟魔打交道。

1960年，河南重灾区夏邑县疟疾暴发流行，百分之九十的人患疟疾，有的全家人患病，连做饭烧水的人都没有了。张绍武和徐一如科长、刘崇庆、潘琪等几位同志起早睡晚，逐人逐户查治，送医送药上门，真正了解到群众的疾病痛苦。在观察研究中，他发现了一种特异形态的间日疟原虫，它与文献上记载的间日疟原虫有所不同。后经在疟疾流行区商丘、濮阳、信阳、开封等地详细研究。

1965年江静波教授等报告了《间日疟原多核亚种》，1965年张绍武报告了《河南省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该虫形态特异，致病凶险，不但可致脑型、腹痛型、黑尿热等凶险症状，并且还可致死。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是河南疟疾暴发流行的主祸。

那个年代，我国间日疟的潜伏期问题是病原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上久悬未决的问题，更是防治决策的重大问题。1965-1966年，张绍武在中山大学导师江静波教授亲自指导下，初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被迫终止。

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张绍武调回省里。1979年2月，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党委的支持下，他来到中山大学，再次见到江静波教授。江教授高兴地对他说：“绍武，十五年过去了，这项研究还留给我们。我们要加快步伐呀！”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天恨不得当作两天、三天用，把失去的时间重新抢回来。”张绍武说。1979年2月，他和中山大学梁东升老师前往广西医学院，进行了动物模型猴疟转种传代的研究及蚊体内转种传代；4月，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广州，他和江静波亲自进行了方案设计；6月，他带领中山大学梁东升等几位老师北上河南开封县，开始了间日疟多核亚种研究。张绍武说：“在那炎热的酷暑盛夏，江静波教授亲自坐阵。在开封当地防疫站建立了实验室、养蚊室、培养室、动物室和现场门诊。经过日夜奋战，精心观察，细致研究，终于完成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在两种蚊体内发育的观察；完成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在猕猴体内转种接代的观察，证明该虫形态的稳定及具有独立的特征。这项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张绍武话锋一转：“同时，研究也在这里打住了‘车’，为了弄清该疟原虫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是否是一个独立新种，需要做更高级的实验，却没有理想的动物模型。我也苦苦思索着进一步研究的途径。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在人体上做实验’？这个念头在头脑中一闪而过。但又不无顾虑地想到，这在中国是从未开创的先例，何况‘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似乎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无法进行的事。”

在那一刻，患病而死去的乡亲们在张绍武眼前浮现，使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冲动，要为他们，为更多的病人着想。为弄清楚中国疟疾暴发流行久悬未决的重大问题，即潜伏期问题，在研究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各项研究中，张绍武首先提出自身感染疟疾人体实验。他说：“为人民的预防医学事业，我应当像先烈们一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深夜，张绍武找到江静波，谈了谈自己的想法。江教授开始极力反对，劝他放弃这样无知的打算。他坚持说：“这个实验是我搞的，为了得到正确的实验数据，我愿自我献身。万一出了问题，我负责……”江教授见他如此固执，非常生气地说：“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法律不允许我们这样！一时的沉默之后，他告诉江教授：“实验是我搞的，我不用别人，而是用我自己，还会有罪吗?如果有罪，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也心甘情愿去承担。”此时，江教授被感动了。便说：“如果这样话，那就让我先做第一个试验！”张绍武告诉江教授：“您不行，您千里迢迢来到河南，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还是我自己来试验。”此后，在江静波教授、梁东升老师等几个人的见证下，张绍武毅然进入了养蚊室。

再现自身感染疟疾实验昏迷情景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非常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张绍武，仍不受任何干扰，夜以继日地埋头于实验室，反复感染、反复实验、反复研究。为了研究出这种疟疾发病规律和根治措施，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新种，张绍武不顾自身安危，曾两次疟疾发作昏迷入院抢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正是那五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消灭中国和世界疟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8月4日下午3时，在养蚊室内，研究小组全体同志聚精会神地观看张绍武被感染的实际情况：梁东升老师身穿白衣帽，戴白口罩，手戴消毒手套，用玻璃指管轻轻伸进被感染的蚊笼中轻轻扣出一只阳性蚊子，隨即用纱布封口，放在左手臂內关处，少停，饥饿的蚊子开始吸血！一會儿吸饱了我的血，像红灯笼一樣，通红通红！隨著吸血将子孢子注入他的体內由血液循环进入肝脏！隨即将此蚊麻醉杀死解剖蚊子唾腺！放显微镜下观察！哎呀呀，一簇簇簇簇子孢子像子弹活灵活现！一個一個观察著！感染成功！江静波含著眼泪喊了这一声！这声音像炸雷一樣震惊我！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第一次自我人体感染疟疾实验，一时引起轰动。有的人看稀奇、有的人冷眼旁观、有的人深受感动。按正常情况下，间日疟14天左右就要发病，可一月、两月，六个月、九个月还没有发病，张绍武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自己发病，等待的时间越长，心中越犯嘀咕：是实验的设计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为了下一步实验，张绍武请示站领导，决定到南宁去购买实验猴子。1980年6月22日，他登上了飞往南宁的飞机。不料一下飞机，他就感到全身发冷、发烧、头痛剧烈、全身酸困。随后他前往广西医学院门诊检验室查血，发现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

当时他高兴极了，“发病了，终于发病了！”那一刻是他最痛苦的时刻，也是他最高兴的时刻。该疟原虫子孢子在张绍武肝脏内繁殖发育，发育繁殖。自1979年8月4日至1980年6月22日，潜伏期长达323天。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体实验感染实验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潜伏期的具体期限，真正证实了我国间日疟原虫长潜伏期在我国的存在。为我国疟疾研究史填补了一项空白，开创了我国疟疾研究史的新纪录。这是他光辉灿烂的一天，也是他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一天。他顾不得休息，带病找到了广西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龙祖培教授，请求他们支持他在广西医学院继续从人体到蚊体的感染实验工作。

龙教授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赞扬道：“这种可贵的精神应当大力支持，现在养蚊室还没有能感染疟疾的成蚊，我劝你还是马上服药治疗。你远离家乡，万一出了问题可来不及……”同时龙祖培教授还向广西医学院院长汇报了这个事情。芦院长亲自来做工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说：“没有成蚊，我要等到有成蚊，不管等多长时间我都要等！”他忍着几次发病的痛苦，于1980年6月26日上午8时，来到广西医学院的养蚊室，让千只大劣按蚊及微小按蚊吸血感染。这时他头痛剧烈，浑身酸困，卧床不起。大约上午10时左右，他已高烧昏迷不止，不省人事。醒来已是下午三四点了。他正躺在医院急诊室里抢救。看到他醒来，叶奕英教授给他喂水喂饭；许政拱教授送来西瓜，用小刀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喂他；周讲师、胡老师给他送来了面条。此情此景他倍受感动。

疟疾的发作终于被控制了，实验仍在继续。为此，张绍武谢绝了医生的根治意见。在病床上躺了两天，他再也躺不下了。6月28日，他便带着一笼感染的蚊子和购买的十只猴子离开了南宁。一路上为了照顾猴子和蚊子，他放弃了舒适的软卧铺，带病在闷热的的行李车厢里喂养猴子和蚊子，艰苦的度过了两天两夜。回到郑州，他顾不上回家便一头扎进实验室里，解剖观察蚊子的感染情况，直到蚊子实验出现子孢子，又感染了中山大学黄建成同志，这项实验仍继续进行着。

1980年8月27日疟疾复发后，为了继续转种传代，张绍武将手臂伸进养蚊笼里，让一千多只饥饿的蚊子叮咬吸血，霎时，一只手臂很快出现大片大片的疱疹，水灵灵的，疼痛难忍。他讲：“虽然是如此的痛苦，心里却很甜。”讲到第二次疟疾发作时的情景，张绍武表情略显凝重，但充满着自豪感。他回忆起往事，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1980年8月28日，赤日炎炎，闷热闷热的。那天是我因自身感染疟疾而第二次昏迷入院。我不知什么时候被送进河南省医院急诊室的。当我醒来的时候，才知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右手被固定，输液瓶的药液仍在一滴滴的顺着输液管输入我的体内。几位老同志围在我的身边，看到我醒来，惊喜地试探我的神志：“绍武，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我睁开疲倦的眼睛，愕然了。我想，下午三点，我还在中州宾馆和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商讨人体疟疾试验感染成功的论文报告，为什么现在竟在省人民医院急救呢?我忽然清楚了，是我自身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发病后，未服根治药，疟疾复发又引起的昏迷。五十多岁的史冬元同志指着周围的同志问：“知道他们是谁吗?”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但是说不出话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两次昏迷入院抢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极大的痛苦。为什么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是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自己？张绍武深深地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医学工作者，应当有为人民献身的精神！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成为抢救人民而牺牲自己的理想化身。两次因感染疟疾实验而昏迷，让张绍武体会到：“虽然损害了宝贵的生命，而在精神上大大增长了宝贵的财富；生命实可贵，贵在为人类。这是1959年入党的张绍武发自内心深处的誓言。一心为人民，死而心无愧。”

在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应该引起站领导的重视，可却引起了反面影响。站领导怕出人命事故，立即停止继续人体实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和程富川同志连夜到老红军卫生厅厅长苏挺家里，详细汇报了我自身感染疟疾的详细情况和今后的打算。苏挺厅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坚定地说：“你们这种精神很好，我坚决支持，出来问题我负责，要钱，卫生厅拨钱。”从此，“冷冰冰的局面”又沸腾起来。卫生厅的张茂才、麻增银、袁振有等，防疫站的尚乐园、孙文志、马云祥等66位同志参加这场实验。这是一曲生命的凯歌。

“40年后的今天，我常常扪心自问，回顾自己当年走过的轨迹，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在这里我要向参加人体实验的66位同志说我永远的怀念他们，向他们鞠躬！”张绍武激扬并饱含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