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东周列国志》有感
文•广林生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其包含着儒、道、墨、法、名、农学等诸派，以儒学为主导的。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后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己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东周列国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求救世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而在当时，却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哲学家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回到正常状态。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又引起药物中毒。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比较认同董仲舒博士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因由看来，孔子周游列国，述而不著，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有很多无奈和初衷。
公允而言，中国在东周之后没有产生崭新的思想学术人物，再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历史和政治不再需要。因为秦帝国以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的问题。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已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比较和谐，且有自我调节的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研发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后来的才子很难超越，且他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的论语，已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这些学说比欧洲中世纪的思想体系坚实又耐用，而且具富有韧性与弹性，很适合农耕文明，在古代中国一直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从而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