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11）：昆明·再访西南联大旧址
2019-8-4
这个假期，一直在断断续续读岳南的《南渡与北归》。这部三卷本的“大书”是假期开始时老杨从上海给我快递过来的。所谓“南渡”，主要是指三所大学南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在原址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现在，云师大在这里保留着继续教育学院和西南联大旧址博物馆。
进大门右手有块石碑，上书“梅园记”。看介绍，说是西南联大解散之际，梅贻琦先生拿出自己的薪水，在此辟园纪念那段艰难岁月。就着日军轰炸留下的弹坑，挖成了水池；又在池边栽上梅树。如今，斯校不再，斯人不再，梅花每年还会开放。水池中修了个小岛，有假山，有汉白玉雕塑的青年女子捧本书挺立着。水池东侧岸上，还有一组雕塑，是全民抗战的情景，雕琢很朴拙，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却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园的北边是个大草坪。绿草茵茵，有鸽子在觅食，嬉戏，飞起又落下。草坪一侧，有一尊红石的雕塑人像，远远看去就知道是闻一多先生，飞扬的头发，高昂的头颅，下摆翘起的长袍。名士的派头，革命者的精神，除了闻一多，谁还能有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呢？
一群人在“国立西南联大”的牌坊下拍照留念。过牌坊，路边是西南联大的三位执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一块石碑上，刻着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者也，有大师之谓也。”石碑的对面，就是当初西南联大铁皮顶和茅草顶的教室。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梅贻琦请梁思成来设计校舍。梁思成最初设计的图纸，是四层五层楼的正儿八经的大学校舍。可当时的经费完全做不到。梅贻琦让他一改再改，最后就成了后来那个少数铁皮屋顶和多数茅草屋顶的教室宿舍的样子。据说三位执委参观新落成的校舍时，蒋梦麟很不满意，说要是我儿子来上学，决不能让他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说，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只能同舟共济；我儿子来上学，就要住这样的房子。这时，年龄最小的梅贻琦出来打圆场，说了上面那句“大学-大楼-大师”的话，后来成为名言。后来，蒋校长和梅校长的儿子都来到西南联大，住进了这样的茅草棚。
旧址中的东半部分，主要是纪念一二一运动的，有一二一雕塑广场，民主墙，还有烈士墓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独裁，争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破坏，镇压。国民党军警进校抓人，发生流血事件，西南联大有四人牺牲。闻一多先生是在次年的七月十五日被国民党特务谋杀的，他的衣冠冢也在这里。
烈士墓西头小山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是西南联大解散时立的碑，碑文出自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手笔，碑名是闻一多先生的篆刻。碑文记载了西南联大创办的历史背景，艰难历程，讴歌了联大人八年艰苦卓越的奋斗，为保存民族文化基因的不谢努力，以及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坚守。
纪念碑的阴面，有“西南联大学子从军名录”。我一眼看到了“许渊冲”的名字。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曾一睹这位近百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的风采。仔细寻觅之下，还看到“梅祖彦”的名字，他是梅贻琦校长的儿子。
感觉有些遗憾。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无论其学术成就，人才培养，都取得丰硕成果。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出自这样以茅草棚为校舍的大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整个旧址博物馆对联大成就的展示是很不足。
西南联大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宽松的环境，自由的风气。国民党政府不是不想对高校实施严厉的管制，而是因为缺乏控制力，加上地理因素造成的鞭长莫及。国民党教育部曾经实施全国统一教材，著名政治学家张溪若说，如此控制的话，不如全国就办一所学校，一个教师将全国一门课包下来。这种抵制，国民党教育部一点办法没有。
我看岳南的著作《南渡与北归》，似乎将那个时代宽松的环境与自由的风气归结为国民党的政策，甚至是蒋介石本人对知识分子的宽和与容忍，这可能并不真实。国民党的政策并不宽松，蒋介石也不是具有宽和与容忍品质的谦谦君子。只能说在那个特殊时代，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环境，使西南联大具备取得卓越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特殊的，是不能复制和创造的。西南联大取得了成功，西北联大就不然，这也说明了问题。
当然，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气，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这一点，毫无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