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倬云之问”说起:再谈我們需要有靈魂的精英!

 再谈我們需要有靈魂的精英!

——从“许倬云之问”说起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许倬云教授发问:“是什么造成了今天只有专家而罕有知识分子的局面?”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之为“许倬云之问”的好问题。

好友XHJ说,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责任分子”。中西文明真正在社会层面正式见面,在鸦片战争之后,不到二百年,因此,“责任分子”不知中西文化差别,一定不懂当代的责任。故许先生说: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责任分子,是个好词,责任意味着情怀。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情怀,因为在源头上就缺了“作为生命第一动因的灵魂”——没有把“国民”作为可以自行与圣人对话的自组织生命活体对待——在中国进入现代政治文明需要国民自组织共襄生长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面前,显得很不合时宜。根本的問題,还是中國人至今沒有解決好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发出的“破除家族和家乡觀念而组織一个近代的民族國家问題。”(请参看三眸陽子思想农夫《回到又真又硬的“蒋廷黻之问”!——读<中国知识分子之殇:坊间七十二疑>》)。

XHJ兄说,蒋先生先问经济、科技、国家发展,顺序是对的;在此之后,才有政治、哲学、社会诸多提升。尽管这些上层建筑领域的提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和蒋先生时代科技差别一样大,这很正常,因为思想变化总是在现实发展之后。即便如此,至少改变了清朝不许搞“奇技淫巧”的制度。当代思想界以哲学和政治学研究为主,完全符合规律,问题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结构偏执,完全正确。例如,如何实现科技提升,现代教育机制偏执等,问题都很正确,中国这些领域,与美国想差甚远,已成共识。尽管如此,中美科技差别较清朝时期,还是有提高。科技追赶,还是有效果。在思想领域的学习,落后科技方面,很正常,因此需要在这个领域追。许先生的意思是,中美文化资源的区别(不是好坏)要搞清楚,才能回答问题,才进入“责任”程序,中美文化,一个好、一个坏,一个有资源,一个没有资源,尚未进入“知识”阶段。许先生话很直白,他的“知识”指的是明白差异,不是论说好坏。有差异,各有特色,就是认识到了“资源”的特点,此时,才可以放进去撬棍,知道往哪个方向撬动。往往经济是最好撬动的支点。

资源意义上的差异、特色,是共生的基础,这世界就是由不同的生命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共襄生成的。共生是富有差异、特色的生命活体的灵魂,缺了共生灵魂,其他都是巧言修辞和立场表达,没有逻辑和真实。所以,即使认识到了“资源”的特点,“可以放进去撬棍”,但依然需要灵魂引导方向,中国现行各种精于算计的货殖学的经济学,提供不了新时代价值观,因而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撬”,只是“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式手段。严重的情况,甚至会让中国现在进行时的“改革开放”迷失目标方向。

2003年,我就在一期双休日周刊卷首语《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中警示过:“精英沒有靈魂,是我們這个时代特色”。碰巧这一年,胡温上台伊始也提出“调”“转”权控市场的“政經跛足鸭式改革”。

所以,我对许倬云“是什么造成了今天只有专家而罕有知识分子的局面”之问的回答,很简单:今天的中國,不只是许倬云先生梳理的“國王權力与知识份子聯盟”,而是在制度性暴力垄断、税费垄断、资源垄断条件下,官僚權力、知識專家、資本市場聯盟,形成“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三大精英+外來资本权謀——不留死角、无孔不入地勾兑而擠兑國土、國民、國家的多重利益集團格局使然!

那种克守范仲奄之忧、張載四句教、王陽明四句教的所謂知識分子,早在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路径依赖的内外交织的利益争斗、固守和羁绊中,丧失殆盡,于是,他們中的多数人也都陷入花样翻新的要么“犬儒逐利”,要麼“戾氣冲天”,要么“娛樂致死”的三重境地!

但是,别高兴!这个國家、國民、國土已经承載消受不起喪失靈魂的多重精英利益集團的毀滅性层层盘剝榨取,临界点随时都可能到來。而且,这完全不关美國第45任總統的事。特朗普只是看明白了一件事:美國资本家与中國大陸精英集团勾兑,受损的不仅是中國國民和國土,也使美國政府(税收)和美国公民(创业或就业)大損!

所以,这个拥有最大资本资源国的总统,開始不管“政治正确”那一套鬼扯,拒絕利益上私相授受无法无天的權謀病毒,而決计要一个可檢验的正常協議!

客观看,他也在为中國大陸國民、國土说话。因为,协議中許多規定本來就是我們中國大陸自身早就该做而沒有做的事情(当然,前提上依然承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務这”一最高价值承诺。舍此,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就这么簡單!

其他都是鬼扯,扯到天上去都掩蓋不了精英集團藏著的那个“小”。

对于鬼扯,包括一本正经的鬼扯、战狼式鬼扯,或悲情鬼扯、颠覆性威胁鬼扯,中国国民又该说出北岛先生四十多年前喊出的那个诗句:我不相信!

对了,中美谈判最艰难的是什么?不是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中方谈判代表应当比美方谈判代表更清楚,这本是中国自己早该做而拖到让美国来要求中国做(有点不好意思),而似乎正是中国这个“不好意思”(太爱面子),坚决反对公开协议全文。美方认为,涉及经贸领域的重大谈判协议,不适合存在秘密条款,应该全部放在阳光下,告知中美两国和所有相关贸易伙伴。再者,美国总统签订协议、条约,必须向国会和媒体公开,这是美国制度决定的。他们想说服务中理解,别因为“爱面子”这点“小”而失了“大”。

可是,美方谈判代表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中方对“公开协议全文”坚决反对——说是爱面子,其实也是一本正经的鬼扯,扯七扯八扯来扯去,还是中国经济下行和高出GDP450%的600万亿循环债务,越来越难以掩盖精英集团背后那个“小”——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所以,许允许我重复18年前的呼唤:我們大陸需要有靈魂的精英!

 

陽子哥2019年9月8日晨

 

附录:

许倬云: 是什么造成了今天只有专家而罕有知识分子的局面?

本文来源经济学原理公众号转“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平台仅转载分享,

 

【导读】知识分子问题极具中国性,自巫史传统以降,知识分子总是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两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中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智识群体。本文作者在梳理了知识分子衍更史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的目标与指向、现在与未来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知识早已成为商品,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一个新的、以知识和权力联姻为基础的“婆罗门”阶级已然出现,人人都向财富低头,以至于我们只有专家而没了知识分子,人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未来中国进程之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将不止于张载四句教,不止于明夷待访,而当下的问题则是:知识分子该如何重构自身?本文摘编自许倬云先生所著《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之演讲一,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

 

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女巫,“觋”是男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

 

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

 

《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

 

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

 

“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

 

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

 

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

 

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

 

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

 

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

 

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

 

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

 

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

 

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挑战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

 

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

 

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

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

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

 

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

 

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知识分子与全盘西化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

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有人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

 

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为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

 

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

 

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

 

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

 

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

 

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 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

 

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

 

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力的结合。

 

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对年轻朋友的期许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国、大陆、台湾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

 

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谢谢大家!

 

本文摘编自许倬云先生所著《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一书之演讲一,篇幅所限,有所删改。

 

个人简介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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