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应对与技术治理的未来

刘永谋 原创 | 2020-11-24 11:0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技术治理 

  直到今天,新冠“大流行”(pandemic)不仅没有结束,而且随着利于冠状病毒传播的严冬到来,北半球开始一波新的疫情。与去年深冬疫情初发时的情形相比,更多的人感到疲惫、麻木甚至沮丧,期待已久的特效药和疫苗还“在路上”。据说,新冠病毒变得温和,毒性减弱,但传染性却更强。[1]同样,疫情的技术治理行动也从最初的“准战备”状态,逐渐放松、走形,甚至出现某种“低配版”常态化的征兆。

  无法准确地预测此次疫情将在何时彻底消失,乐观主义者估计2021年的夏季疫情会基本结束。但迄今为止的全球抗疫行动,已然清晰地彰显技术治理在疫情应对中的力量,尤其是传染病集中爆发的高峰时期。长期以来,西方民众普遍对技术治理存在成见,许多标榜自由、民主的人文学者,以对技术治理的“大拒绝”态度为傲,但眼前的抗疫实践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技术治理有利于社会的一面。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激发新一波技术治理全球性推进的“大浪潮”,使当代社会进一步进入技治社会当中。

  在中国,疫情技治遇到的阻力远比西方国家要小得多。仔细检视我们对技术治理更为包容的态度,不能完全将之归结为对当代科技和专家的信心和信任。仅就中美两国对比,没有证据表明:(1)中国人的科学素养高于美国人,(2)中国专家的社会地位高于美国专家。对当代美国的反智主义浪潮在疫情中的“表演”表示诧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底气断定:反智主义在中国缺乏土壤。也许,中美两国的反智主义不是孰强孰弱的问题,而是根源、传统和表现不同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反智主义深根于福音派基督教传统,而中国的反智主义可能表现为“读书无用论”或者完全把知识当作当官发财“跳板”的精致利己主义之盛行。

  疫情技治在中国更为成功的原因,可能至少还包括:(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2)传统中国传承下来带有儒家色彩的瘟疫救灾文化,(3)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的社会运动、“举国体制”和社会工程的实施经验。由此,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而言,疫情技治成功似乎有一丝警醒的意味:就很容易进入“全国一盘棋”的状态而言,我们存在着重回总体化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可能,而那一直是40多年来要努力改变的情结。

  具体到新冠抗疫,必须要谨记:即使疫情持续2年乃至更长,它终究是非常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技术治理是抗疫“利刃”——既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疫情过去之后,它要重回到“刀鞘”中——回到非疫期时应有的位置上。2003年非典疫情如此,新冠疫情亦是如此。

  在中国,技术治理必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需要对技术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而言,新冠技治既是需要剖析的案例,也是反思自身制度和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将技术治理与中国国情真正地结合起来,选择有利于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技治模式、战略和措施。

  实际上,技术治理在全球的推进史,同时也是它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国情的过程,结果是技治形态的分叉化、在地化和多元化。并不存在某种普世的技术治理形态,或者某种必须遵守的技术治理原则。展望未来,这一趋势肯定会愈演愈烈,威尔斯设想的“世界国”会落空,伯恩哈姆预计的三个大国瓜分世界的景象不会出现——除非非理性的狂热而不是技术治理背后的理性主宰人类。

  技术治理未来应该走向何方?结合中国的情况,如下原则性建议可能会是有益的。

  第一,以科技谦逊主义为科学论基础。技术治理坚持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那么,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决定某种技治方案的“底色”。在中国,最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可以被称为科技谦逊主义:(1)科学第一,但不惟一。这种态度正如一般中国老百姓生病之后,如果有钱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去正规医院找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而久治不好的时候,则有可能去尝试一些民间偏方、游方郎中或民族医学,等等。(2)搁置科学是不是真理的问题,集中考虑科技如果改善我们的生活。技术治理的目标是行动,要让科技成果惠及更多的人群,同时要防范科技应用可能危害我们的生活。(3)在自然面前保持谦逊,反对科技狂妄主义的情绪。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科技的局限性和使用范围,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尤其在涉及人的问题上,必须时刻意识到当代科技对人类及其行为的认识还非常之有限。

  第二,在理论上坚持“有限技治论”的立场。历史经验和许多思想家的研究都已证明:至大无外的总体化技治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更是极其危险的。只有有限技术治理,才可能在现实中良好地运行。有限技术治理意味着:(1)技术治理必须服从社会的总体目标,将自身定位为实现社会福祉的效率工具。(2)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技术反治理现象,必须要容忍和平衡对治理的不断反抗。(3)对技术治理也要进行控制,以免它失控而危害自由和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势利导地完善再治理制度。(4)技术治理方法并不否认其他社会治理方式的价值,承认自己局限于其中的效率目标是有限的,注重在不同语境中与其他价值目标的融合。

  第三,在实践中坚持“技治选择论”的立场。仅就新冠疫情技治而言,世界各个国家都发现许多不同的技治模式、战略和方法。自20世纪30、40年代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以来,现实中技术治理实践的既有形式五花八门,差别很大。从理论上说,坚持不同的科学观,主要采用何种科技知识,由哪个专家群体来领导,主要用何种途径规范被治理对象,等等,均会通往不同的技术治理形态。技术治理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规划性,但并没有一个必须达致的乌托邦目标,而是需要不断实施、反馈和调整技术治理的诸种细节,使之与当下的历史语境相契合。显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定的技术治理需要随之演进,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实施技术治理需要不断选择,这是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锁死的过程。

  最后,技术治理要适应科技的未来发展,更要促进科技更多地造福社会。一种技治模式越能利用科技服务人类,越能适应科技发展,越能促进科技进步,它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此时,技术治理不仅仅是控制力量,同时也是服务于民主的自由力量——就像新冠疫情中,免于病毒侵袭和伤害,也是一种民众的渴求。

  不应该将科技与自由、技治与民主对立起来,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将你置于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中——要么自由地染上新冠肺炎死去、要么变成极权主义科技操控的“可怜虫”。不是吗?更有意义地问题是:“如何”让科技增进更多人的福祉。对不对?

个人简介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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