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1957,祭坛开启…

田成杰 原创 | 2020-02-16 23:3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反右 运动 政治运动 阳谋 1957 

    阅读笔记之:1957,祭坛开启… 作者:田成杰

 

  《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上/下卷),胡平/著,广西旅游出版社20045月出版。

 

  1957年,对很多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国而言,注定会成为一段惨痛的记忆!在有意引导下爆发的“大鸣大放”,一夜之间就成为领袖“阳谋”的牺牲品,扼杀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热情,还有在中国“像模不像样”的民主进程。面纱撕去,祭坛开启…此后,除了那种不伦不类的“民主”还经常出来恶心你,真正的“民主”便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一道,化作祭坛的烟火,在中国销声匿迹了……

  无论从篇幅还是史料方面,胡平的这本《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上/下卷),都应当算是一本大部头,但无论是作者基于其教育和经历的观念,还是社会的现状,都不允许有更多更深入的揭露和分析,作者的材料大多也来自所谓的“正统”史料(真实性可靠性有多高?),文中的观点——诸如对GCD、毛、周的看法和描写,也都没有太多新意(总体有抑毛扬周之感,这和文革后的“调调”一样),显露出受正统教育的作者的局限性;而对史类作品来讲过多的牵强比喻,显示出作者的写作能力并不高。

  相对而言,本书的下部比上部有更多的“异论”,因而也会让我们发现更多的“禅机”……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陈正人)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GCD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p9

  ——真是奇怪!既然他是选举当选的,为何那么多反对的?(要不然不至于像开了锅)这种矛盾其实一直充斥于GCD的作品和宣传中。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是,这批“旧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学修养自然也不在话下,但倘若不夹起尾巴做人,而认真地表现出儒学的风骨来,MZD仍会这般温文尔雅吗?

  ——MZD和“老朽”们的交往,其实隐含着一种皇帝宠幸的潜意识!“看,你们虽然原来很牛,现在不也照样被我照着?!”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和个人魅力的发挥,使他的小农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基于这种意识的交往,虽然表面上很客气,但朱元璋式的心理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决定了这种交往不可能是平等的,一旦他们想思考,思想根源的差异也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同年(195335日,在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等政治局委员的急切心情中,斯大林同志终于闭上了他那双深不可测、令人常常不寒而栗的深色眼睛。凛冽的寒风中,葬礼是极为隆重的,但他的水晶棺材几乎刚刚送进红场的列宁陵墓,一个词——“解冻”,便随伏尔加河上泛滥的春汛,诞生在苏联政治生活的词典上。(p36

  ——被自己的同事盼望着死去,这可能是只有独裁者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与此相反,这些独裁者们一直到死都以为自己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他们的葬礼一般也极其隆重,尸体要保存得很好,还要用最好的棺材!他们像古代的法老一样,把自己弄成了木乃伊便以为可以永生,岂不知却最终却成了后人讥笑的物证。

 

  胡乔木提出了某些意见,并让余伯平重新改写。他不敢苟同,他不知道中国式的尊敬,意味着不敢苟同也要苟同,起码是在面子上。……(p37

  ——专制的危害以入骨髓矣!

 

  194910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40%。……(p66

  ——GCD建国初期确实有一点“民主”味道,但更多带有一种施舍味道。好景不长,没有几年,这种民主就成了摆设!“然而,到了1955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GCD已经做出的决定”,人们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据统计,GCD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只占1%。然而知识分子却必须接受比自己文化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p66-67

  ——如此看来,矛盾是必然的。

 

  在19271936年的党内大清洗中,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逮捕。在军队内,5位元帅被处决3位,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空军首脑被处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除一人外,都走了黄泉路。而且,在开国元勋里,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因在大清洗之前去世而幸免遇难,另外两人,被留下彪炳十月革命光辉的,一位是早已逝世的列宁,一位则是斯大林本人……(p75-76

  ——我相信,这些被清洗者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否则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清晰80%以上的执政高层。

 

  “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行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你到底是什么?”(赵启强《走向绞刑架的纳吉》)(p83

  ——以暴易暴、以专制对抗专制!可以想象,无论其中谁胜利了,都只是专制的延续而已!这便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林希翎说道:

  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二是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说这是社会主义,就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在中国,也不再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

  她俨然法律专家的口吻,指出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的胡风,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行。

  她说: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百分之一!

  ……

  她又说:M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

  林希翎最能赢得台下20岁左右年轻人一片掌声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不怕这样讲话。这些日子,我的朋友不断告诫我:“你这个小鬼,你再讲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里去找你,并为你送饭。”显然这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看样子你们欢迎我,我也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真有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p178-179

  ——她的观点有点像陈独秀的晚年观点!可惜的是,中国再一次被他们不幸言中,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踯躅不前!

 

  “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象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则应之为牛;呼我为马,则应之为马。’”

  ……

  ——真是伟大!王造时的这些言论,用在现在的GCD身上,真是一点也不为过,这再一次证明了,所谓历史并不是“与时”“俱进”的!与七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的状况,如果不能说有很大倒退的话,至少不能说有多大进步!“一党独大”、“有党无国”……这种“畸态”不是至今仍然存在吗?我们不是仍然生存在一个“鬼”的世界里吗?而将国家利益、将爱国作为打击和剔出“异己”分子的工具和手段,这不正是王造时所说的“少数人的国家”吗?

 

  到底是比起日后月晕而知风、础润而悉雨的MZD来,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从而表现的“一手硬,一手软”;

  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想、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这里拿毛和蒋作比较,真是“绝配”,事实证明,两人都是封建独裁者,区别是失败者吸取了教训,而胜利者却因自己的胜利而更加独裁,中国于是也再一次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封建社会得以延续。

 

  ……可以相信,这类对他的漠视,更有以后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对他颐指气使,或漫不经心地评点“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游击习气”、“狭隘经验论”……都曾使他心头伤痕累累。

  当MZD终于一了夙愿,将中国的乾坤一揽于袖中之日,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为这一种在历史上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放佛胜利者放弃了胜利的特权;其实,他却从未对旧日的伤疤冰释于怀。

  他的自尊是强悍的,也许他的自卑也是深刻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一旦有人触及到他旧日的伤疤,他何以勃然大怒,肝火顿生……

  ……除了罗隆基,似乎还有一个人也触及到了MZD的伤疤。此人便是彭德怀。(p284-285

  ——这段话印证了我前面对MZD所谓“大度”看法。MZDGCD的所谓大度,只是封建皇帝们也可以作出的一种姿态罢了!一种如刘邦、朱元璋之类的小人得志后的心态。如果谁把这种“大度”当真,她一定会很倒霉,57年知识分子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将一个国家的名运系于某个人的好恶和秉性,不是太轻率了吗?

 

  1957年由整风而一转为反右,1959年在庐山会议由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而一变为反右倾,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MZD心中存有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恚怨:

  在罗隆基这样喝过墨水、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面前,他恼于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在彭德怀这样大老粗出身、且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耻于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p286

  ——伟人的自卑也同样非常人所比。

 

  MZD的卫士长李银桥清楚地回忆道:

  MZD指着张闻天对我们说:“此人曾想要我的命。”

  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惟有苦笑。

  MZD又指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

  ——呵呵……

 

  ……特别是12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的批判大会,是罗隆基心力交瘁、气血两空。1226日这一天,他终于明白,他的一切几近喋血的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车的轴承上填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再有任何结果。他低下了自己一辈子不曾低下过的头,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GCD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查由于符合MZD已开始定下的调子,获得了MZD的认可。(p330-331

  ——先预订一个结论,然后在不择手段地强迫大家同意这一结论,从而证明自己是永远正确的,(自证)这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贯作风!人的潜意识内就存在着“自证”倾向,但如果刻意地去为了结论“制造”证据,那么结论和证据本身都还有什么意义呢?

 

  国人追溯历史已追溯自己正确的执著,与国人遗忘历史以遗忘自己谬误的执著,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p348

  ——与此相对应的,往往是表面上的“深刻认识”和迎合,最终形成了虚伪、狭隘的民族处事观。

 

  ……戴煌早就深感“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大隐患”……(p352

  ——但神化和特权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他认为要消除特权,就是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人民真正享有监督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必须有一套制度给予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我们不能也不必照搬,但其中一些科学的部分,可以采纳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民主建设。

  他还认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是不是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

  他以为战争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也不是浪漫的畅想曲。不说别的,就说美国人民,不像我们很多的同志当年投身革命,其实都是被逼上梁山,不拼一下就活不下去,他们今天获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看来在当年,还是有一部分人是相当清醒的!这位戴煌先生就是一位。

 

  ……“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所以我对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市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专政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p366

  ——傅鹰(时任北大副校长,著名化学家)先生真是尖锐,并且把党员和特务花了等号!如此大逆不道却没被划成“右派”,可见谁是谁不是“右派”,并不在于你的“表现”,而在于毛主席和英明的党是不是已经把你预先化进了“右派”中。

  但至少也有“积极性”的一面,如果想入党和转正,就必须表现积极,甚至如苍蝇逐臭般善于吹毛求疵、善于联想,关键时刻更要像现在的保险业务员一样,善于从身边的人挖掘素材……总之一定要做“坏”人,否则就不能入党,入了党也转不了正。而现如今入党已经简单多了,只要“党”打算发展你,只需抄一份申请书(甚至申请书也不用抄),党组织就给你办好一切手续,包括已经过去的时间中你并没有做的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严肃的“材料”中。从制造“坏人”的过程到培养党员“弄虚作假”能力的过程,是进步还是退步?

 

  ……但史良要求加入中共的申请书,则被MZD嗤之以鼻地搁置一旁。……(p373

  ——狗帮着主人咬了人,却也绝没希望成为人!尤其是如果一只狗帮助别人咬了自己的主人,那就更不要企望别人会收养它了罢?

 

  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俨然像当年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倒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陆平,常务副组长是崔雄昆,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这还用讨论吗?行了。”崔雄昆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p375

  ——把GCD开会说成“阎王殿”,真是太贴切了。时至今日,中国大多场合的会议(包括企业内部的会议,董事会等)也都成了“阎王会”,只见领导讲,不见听众说,所谓讨论、研究、分析……都是领导说了算,哪有“讨论”可言?(如有也是下属们的阿谀奉承)后面几句陆平的行为活脱脱就是一幅中国式领导的嘴脸。

 

  ……原来他们那个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动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这些右派。走到途中,一位右派先生逃跑了。两个押送的人赶紧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去顶那个空缺吧。(p380,转摘自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如此草菅人命,哪又原则可言?

 

  ……最终,导致这块溃疡在20年恶化不止的,是195855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简化曰:地、富、反、坏、右。

  ……

  或许,这如罗德里克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所分析的,因为右派分子的纷纷出笼,证实了昔日对整风运动的担心与抵触并非多余的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调子的日益升级,正是他们强硬态度的结果,而且,这份强硬,除去了对着右派,对于右派出笼的始作俑者,也不无一石二鸟的效果……(p384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不要企望受损害的只有别人;一支疯狗咬了自己的敌人,也不要认为它就是自己的“哥们”或“同志”了,说不定下一个咬得就是你……按这段说法,显然MZD在反右运动中是失败者,但他睚眦必报的性格也为十年后他收拾刘少奇、彭真买下了伏笔。而刘、彭等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正是自己已预先埋下得呢?在网上下载了朱学勤先生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语道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於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於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甚麽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甚麽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剖析得彻底,那些控诉者们反而一不小心又露出了自己虚伪的尾巴!比较而言,余杰十多年后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晚了不说,可能灵感也来于此吧?

 

  个子高大,相貌好似哲人般严肃的刘少奇,这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论GCD员的修养》,与MZD的几篇文章一起,被列为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的必读著作。在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的标志——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他热情洋溢的报告里,104处提到MZD的名字,宛如孔雀开屏,翎彩斑斓,他着力展示MZD对于正走向康庄大道的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并首创了“MZD思想”一词。(p474

  ——“咎由自取”?

 

  这肯定又是一个周恩来不愿深谈的话题,沉默片刻后,他的喉结,好似在顽石的磨砥下艰难地抽动了一下:

  “同志们……自己得努力,社会主义这个关……的确不好过。”(p475

  ——如果这段描述是真的,那周恩来倒真是说了一句真话!但我怀疑这一段的真实性:按周恩来的圆滑性格,他是绝不会在关键时刻向别人透露这么“反动”的思想的。

 

  如果没有MZD,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尼克松《领袖们》)

  ——这段话对周恩来的描述也可能被夸大了,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点火”和“烧火”是两个特点不同的事情,一个需要的是“冒险”和“冲动”——如MZD,另一个则需要“耐心”和“持重”——如周恩来。两者是矛盾的,不可能在同一个个体上得到体现。所以,当丘吉尔领导英国取得二战胜利后,他却立即被英国人民“抛弃”了,这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却是理智国家应该做出的选择。在中国现在的企业中也存在这种矛盾:“领导”或“创业者”的煽动性、冒险性和“经理人”的稳重性、周密性;企业对外(社会)的圆滑性和对内的严格性(所谓“内圆外方”)。这些矛盾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再发展。

 

  罗伯特·佛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MZD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离不开汹涌的海洋。(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对中国人而言,忠诚意味着言听计从、唯唯诺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上面的诗句告诉我们:真正的忠诚可能恰恰正是对你行为的限制,理性的限制!

 

  周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甚至能与魔鬼一起工作,并在魔鬼身上找到一些好处……他从来没有忘记主要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民。(韩素音《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

  ——对周同样有夸大之嫌。书中说魔鬼是指林彪,但指M似乎更贴切。

 

  ……那充满原始性的哭声撕肝裂胆,一个又一个哭得倒在了灵床前,一位有一位昏厥者被架离了太平间……

  一种大厦已倾的感觉——“总理死了,我们成了孤儿了”,似深谷中汹涌翻腾的浓雾一样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弥漫。(p483

  ——现在看到这些,仍然会让人感动,但冷静下来思考,在那个闭塞、封建的时期,执掌生杀大权的独裁者被视为“再生父母”(大都是真诚地),所以,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其后的MZD死后,大家都是如丧考妣,好像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现在回头再看,除了好笑其它还能有什么留下?而对于那些经过了反右、文革等历次洗礼的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是真诚的呢?他们在周的灵堂、在毛的尸体前都哭得死去活来,如果江青得势,谁会保证他们不会激动地载歌载舞?保证他们不会在康生的灵堂前哭死过去?这里面有多少真诚的成份可言呢?

 

  在伦敦吉尼斯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推出的最新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被列为世界上最大饥馑的记录,发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仅华北地区,就有3000万人死亡。(p544

  ——且不说数字惊人,中国人向来是以列入吉尼斯纪录为自豪的,不知道对这项纪录作何感想?

 

  “凡是中央凡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死亡几年人的大饥荒,竟然以一句“由我负责”就打发了,古人尚有“割发代首”的表示,虽然虚伪,却也总算有所表示,但毛主席以一句话就表示了“负责”,是一种敷衍?还是说明自我批评和向民道歉对中国帝王来说本来就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呢?

 

  继“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以后,“文革”10年,损失又达5000亿元,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近30年中,全国的全部基建总投资不过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是40005000亿元。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分量的4.7%,至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可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p618

  ——与时俱进?可见,时代不总是在进步的。

 

  一位地方政协委员告诉朋友,在政协分组开会时,众委员谈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官场腐败时,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当倘若省委书记、省长或是什么主任、主席一到,一个个争着与官员们握手照相,发言中自是一片“国泰米难、政通人和”的颂词……这位委员称此场面为“习成熟软”,这是宋元时期的文人对为阔人帮腔的一个说辞。(p700

  ——哎,何止是政协,社会上哪里不是如此呢?

 

  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他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忽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p721,转摘自《四倍跃进》)

  ——正如作者所说的,“中国连年高速增长的GDP里有多少是这般‘交通事故’给制造出来的呢?”。数字是可观的,但也是会骗人的。没有分析的数字也没有任何意义!

  www.earm.cn/田成杰 2011-7-3整理,2020-2-16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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