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

钱宏 原创 | 2020-03-23 09:01 | 收藏 | 投票

 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

可望诞生

改变思维方式的大智慧

——钱宏与日本友人的隔洋对话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发生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可望催生改变思维方式的大智慧,从而开创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的世界”。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结束时,诞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奠定了“欧洲民族国家”秩序,并成为后来至今“主权国家”世界秩序的基础,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大洲人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二战以來最大的可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歷史事件,那麼,既然二战炮火中誕生了維護世界和平安全的“聯合國”(1945),以及颁布了综合“大宪章运动”(1215“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1689)、“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2)等伟大历史文献成果的《世界人權宣言》(1948),这两项伟大创举,可谓在人类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上,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人类最高智慧、胆魄和慈悲!!!

那麼今天,在这次超越“主权国家”(1648)甚至超越人类间斗争对抗的抗疫、防疫“大戰”中,各国政府和公民能不能擱置相互攻讦推诿而團結起來,支持古特雷斯秘書長“聯合國改革”,推動在创造聯合國基础上,再誕生一个旨在解決超主權的“全球性問題”的全新組織,比如:“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以及《全球共生宣言》?

這是一件值得地球公民期待的大好事——也许开启人类新纪元的标志性大事件!!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台湾晨星出版社,2018)。

为此,我特意写了《致地球公民函》和《“群体免疫”概念对人类具有方向性警醒价值》。我希望同时用中、英、法、德、俄、日文发表。

但是,我请在日本的朋友翻译时,他有一个顾虑,就是可能在日本一般国民中引发的反响,可能和在日本精英中引发的反响,可能完全不同。他这样告诉我:

这篇翻译稿审稿要化一些时间。

但问题是,昨天和一个日本朋友聊起您的这封信,他有些话非常惊人。他问,您这封信要给谁看,如果给一般的日本国民看,可能得到了结果是让日本愤青找到批判中国的借口,因为新冠病毒先在中国发病的,您却要让大家接受和病毒共生,这会让这些愤青觉得中国是在找借口逃避责任。事实上当美国都在明确说是中国病毒的时候,日本也有很多人也在寻找发泄口,他们已经在批评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跟着美国一起指责中国。如果愤青拿您的信借题发挥的话,反而不利于在日本的中国人。

他认为,您的信应该给日本的精英看,事实上只有这些精英才能理解您的主张,并且,他们有能力做一些事。所以,这封信用英文发表就可以了,因为日本的精英都能看懂英文的。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比较迷信欧美,英文版更具影响力。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比较中肯,现在世界各地因为新冠病毒而发生的排华事件已经有很多起了,据说纽约华人还开始自我武装保护自己。您的建议可能会成为外国的愤青废青发泄的借口。所以,建议,您的这封信最好只出英文版,其他语言版最好先不要出。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亚南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得有理,任何事情一旦屏蔽了理智而诉诸情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的信完全是中立的,叫人类自己不要相互攻讦推诿(甩锅),浪费资源和精力。因为在生命世界,整个人类无分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小型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面前都算不上什么,没有微生物的帮助,不与微生物共生,人类连起码的生理新陈代谢都不到。

新冠病毒(微生物),这回找到人类或蝙蝠(身带千种病毒却是小型哺乳动物中寿命最长的)、猴子作宿主,第一它们一定是有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原因,第二它们既然找上门来,其本能目的也是要自己活(live)并与人类一起活(and let live)即共生(Symbiosism),而不是杀死人类。杀死人类不是它们的目的,因为杀死人类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它们自己也活不成。但在共生机制形成之前,新冠病毒和人类(或还有别的动物甚至植物),特别是自以为高贵的人类,肯定有一个相互适应(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

1、人类(和动植物机体)免疫力肯定会本能反抗,自发产生抗体杀死外来入侵者病毒,病毒也会反抗;2、但抗体过度就会杀活自身相关器官的细胞(肺穿洞不是病毒之过而是抗体本身之“过”),这次疫情死亡者中相当一部分是自己抗体反应过度,使用激素抑制抗体引发的问题杀死的;3、抗体过弱、抗体不足以和病毒抗衡的年老者也会死亡,还有错用抗生素(对细菌有效对病毒无效);4、但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人自身抗体与入宿病毒会达成平衡(将其控制在一定边界如细胞间隙,不使其侵入人体细胞内或腔管)而相安无事;5、事实上人类对待新冠病毒存在反应过度(心理反应过度、医疗反应过度、行政反应过度)引以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还有“经济衰退”,也许已经远远超过了疫病疫情本身;6、象历史上许多“瘟疫”最终解决方式都是产生“群体免疫”效应一样,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不管人类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抗疫、防疫,也不管新冠病毒传染的“世代间隔”时间多长,最后,也必是产生群体免疫效应,才能告一段落。由于新冠病毒“基本传染系数”为R0=3,所以经过在一定时间“世代间隔”传染全体人口的2/3之后,R0(1-P)<1=)P>1-1/R0,也就是一人传染3人,设若其中2人已感染,那剩下只能感染1个,R0就衰减到1以下以至于0传染60%-70%人口被传染(除1%死亡率)人类就获得了“群体免疫”,病毒就无法传播了。

所以,面对这场人类所谓的“全球大流行”疫病疫情,及“次生灾害”“人道灾难”“经济衰退”等等,是原发何处何地何时何因?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灾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避免或应对一下次别的更大“全球性”灾难?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只能靠人类自身免疫力,只有等待“疫苗”和“群体免疫”机制形成的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国民,都要有充分的认知和积极的愿行!

人类要面对象“新冠病毒”疫病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最紧迫的有贸易摩擦、经济衰退……

所以,要象古特雷斯秘书长说的,人类要团结起来。然而问题在于,目前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现行最大的国际组织机制,都不足以处理超主权的“全球性问题”。这里的全球性问题,是指:荒野问题、荒漠问题,气候问题(全球变暖)、难民问题、粮食安全、维和问题、核武扩散、生化武器、贸易摩擦、疫病疫情,联合国第二委员会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和外债的可持续性)、发展筹资、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消除贫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发展业务活动、信息和通信技术、海陆空运载工具促进发展、生物人工智能,以及“六大冲突”——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文化冲突、人与自然冲突等问题(参看钱宏《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致2017’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7-10-2/1456304.aspx)。

怎么办?

这才是我写《地球公民的函》的目的。至于哪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愤青作出情绪性反应,正是这封信要解决的问题的之一。

不过,你这样说,看来真的要把《“群体免疫”对人类有方向性的警醒价值——中国有科学素养或权威光环的公众人物不该混淆视听》作为附件,一起翻译出来作为附件。

钱兄,我们没有说您的信没有意义,而是说翻译成日文没有意义。对日本的精英来说,英文版既隆重又有权威,一旦翻译成日文反而变的不重要了。而对愤青来说,您不可能说服他们,反而成为他们闹事的借口。日本的华人现在没有受到日本的歧视,我们不希望因为这封信而弄出一些事来。所以建议您使用英文版,英文版是足够传递您要传播的主张的。

理解了,谢谢!

斗争思維解決不了病毒性疫情蔓延!

另一位日本朋友Linshun(东京大学生化博士)给我留言说在冠状病毒骚乱的过程中,中国熟人钱宏发来了一封呼吁“与病毒共生”的邮件《蝙蝠侠如是說:与病毒共生者,壽!》“共生”是今后的全球世界生活的时候的信条,应该是最重要的思想。我想这会成为事实。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人类个体是60兆个细胞和与其几乎10倍数量的细菌共生的复合生命体。然而,病毒是生物和无生命的中间存在也遵循进化规律。它成为宿主细胞的一部分,每天都在变化和进化。所以,如果被侵入的生物体制造抗体与被侵入的病毒達成平衡的话,病毒就会与该抗体共生,在宿主的体内生存下去,这样就会发生变化。强大的病毒杀死宿主,自己也必死無疑,殉情或同归於尽。在与老人和患有老毛病的宿主一起自杀的病毒中,不能和抗体共存的强病毒不能适应环境,被自然淘汰。为了能够成功入侵,不杀宿主,与宿主产生的抗体共存,变化的病毒存活下来,实现增殖,能够再生产下一条生命。达尔文发现的伟大真理(强大的不是生存,而是变化并能适应环境的生存)现在正在这个地球上展开。就像在看光谱剧一样。看起来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强行的法西斯防疫措施取得成功,其实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让病毒全军覆没,只是拒绝与病毒共生,推迟解决问题,允许病毒逆袭,只是外表上的政权存续表现而已。但是看着世界政府的动向,到处都是相似的东西。明明拒绝共生的“自己优先”,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位日本朋友的话,我不想作更多评论,读者各得其所。我只想说,共生哲学认为,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思维定势与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还须将权控驱动、贪腐驱动转变为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完全性的参与者”或“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认知(或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

 认知(或智慧)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所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但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態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

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造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態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在永恒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思维”的哲学家(《试论“共生权范式”——怎么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社会创新机制?》。

有人问:是中國欠世界一个道歉?還是世界歉中国一个感謝?那么,我只想问:‬是相互指责攻讦阴谋阳谋,还是更智慧、勇敢、慈悲地共襄生活于这个七彩星球呢?

 世界無分中国世界,地球更无所謂東西左右,新冠病毒引发的武漢新冠病毒性肺炎,甚或新冠脑炎、肝炎疫情,只要人类智慧、担当和慈悲心足够大,都應該感謝病毒!‬

在这个意义上,新寇病毒(微生物)是上蒼的信使,祂來对正在走向生態斗争極限——同归于尽——而各固己見自以為是以非為是的人類,傳遞著摩西式的惩戒和文殊式的认知,傳递着基督式的大愛和普賢式的願行! 

人啊,該翻轉極限,覺醒共生了!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2020年3月21-22日于日本东京-加拿大温哥华

个人简介
共生是活体自组织力及活体间连接能力的存在方式 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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