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07):期末读了几本书(三)

赵峰 原创 | 2020-03-07 09:16 | 收藏 | 投票

 

岁末年初(07):期末读了几本书(三)

 

期末读的第三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这本书我几年前读过,没读下去。之所以中断,正因为它的“非常规”。科尔奈的这部自传非同一般,主要是介绍他思想的成长和演变,对本人的生平经历,生活细节,着墨不多。我先前之所以没读下去,就因为其中缺乏我当时所期待的故事性。

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已经完全陌生了。在我上学的时期,经济学家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可悲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成为笑话)。科尔奈尽管是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中国改革提出的建议,深刻影响过我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他看成是自己的经济学家。那时候,科尔奈的新思想总会在经济系学生中掀起热潮,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学术语甚至成为时髦的词汇,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版就在学生中流传,在讲座中被宣讲。事实上,我在1986年底买到《短缺经济学》的时候,还没看就已经大致了解其中的思想了。

这学期讲政治经济学,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讲到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国有企业改革,软预算约束,讲到了科尔奈。于是又将这本《思想的力量》翻出来。读了两遍,感觉有很多收获。

 

一,     他的思想转变

1928年,科尔奈出生于布达佩斯一户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是律师,长期为一家德国公司服务。科尔奈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他热爱阅读,善于接受各种知识。

1944年,纳粹侵略匈牙利。科尔奈的父亲被抓进集中营,不知所终;科尔奈的两个哥哥被抓上前线,死于战争中。留在家里的科尔奈及母亲和妹妹被迫佩戴黄色星标,受尽屈辱。科尔奈还曾被抓去服苦力,后来又四处逃亡。

1945年,匈牙利被苏联红军解放。科尔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从事宣传工作。之后,又进入党的机关报,从事经济新闻的报道。在此期间,科尔奈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形成共产主义信仰,并加入共产党。

科尔奈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为战后匈牙利的发展指明了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的思想主张都不能被他所接受;

二是由于作为匈牙利人及犹太人受到纳粹的残酷压制,科尔奈对于解放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军队怀有感恩之心,认同之感;

三是科尔奈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比较尴尬,而共产党似乎并不在意这种身份,也就是说,加入共产党组织,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科尔奈在共产党机关报的工作非常出色,不断进步,并得到重用。科尔奈作为党的机关报的经济报道负责人,可以参加国家级的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在参与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及报道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科尔奈发现计划工作存在的很多问题,但是他还不具备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和解释的能力。

1953年斯大林去世,匈牙利暂时摆脱了苏联的压制。匈牙利改革派纳吉开始掌权,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科尔奈对经济改革充满信心,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匈牙利将迎来自由民主和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改革派。匈牙利经济社会改革失败。改革支持者被逮捕,审讯,批判。有的改革者回心转意,投向反改革派的阵营。在此期间,科尔奈接触到一批老革命,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受到了迫害。科尔奈的处境也不妙,因为支持改革,他多次受到审讯。

科尔奈对迫害和审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既不配合,也不反抗;既不效忠政府,也不出卖朋友。他努力避免被政府抓住把柄,拒绝参与极端的政治活动,也不发表过激的言论。

经历了“匈牙利事件”之后,科尔奈的信仰发生了改变。科尔奈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缺乏解释力,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施并不成功;

二是他对苏联的专制统治持有敌意;

三是他对某些共产党员的骑墙派态度非常反感,不愿与之为伍。

苏联控制匈牙利之后要求共产党员重新申请登记。科尔奈放弃申请,公开申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二,     他的成功

匈牙利事件之后,科尔奈决定退出政治生活,确定以学术作为新的人生追求。科尔奈申请读经济学博士,研究计划经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科尔奈继续在轻工业研究所研究计划经济。科尔奈长期从事经济活动的调查研究,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掌握计划经济的运作机制,理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同时,他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其理论及政策意义,了解其优点和缺点。他发现计划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却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此困境下,科尔奈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他一开始使用的教科书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学习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后,科尔奈的视野开阔了,思维敏锐了,以前发现而未能解释的很多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野下变得清楚了。由于受萨缪尔森的影响,科尔奈相信数学对解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于是自学了数学,并与数学家合作展开研究。

科尔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使用现代的数学方法,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后果进行的研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具有独特的价值。像他这样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使用现代数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确实具有独特性。

科尔奈很有勇气和胆魄,直接将论文投到西方顶级的《计量经济学》杂志。科尔奈的研究一下子就引起了西方顶级经济学家的注意,获得很高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家需要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西方学者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过程。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了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却又不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科尔奈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向西方介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最好人选。

科尔奈在西方顶级期刊连续发表几篇论文之后,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他被邀请到西方著名大学讲学,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科尔奈一进入西方,就受到一流一流经济学家的鼓励和支持,得到友好的接纳。

科尔奈在学术上的快速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

2,他使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及现代数学方法;

3,他一开始就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并得到认同;

4,他脱离原先的信仰可能也是他容易被西方接受的重要因素。

 

三,     他的理论贡献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尔奈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酝酿已久的揭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内在矛盾的著作《短缺经济学》。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初版于1980年,中文版初版于1986年。在这部著作中,科尔奈系统阐释了“国家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短缺”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这是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弊端的一个杰出的分析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出色的理论分析,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

其实,科尔奈的研究,以国家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来解释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解释计划经济条件下短缺的必然性,还只是对特殊经济现象的特殊解释,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深化和一般化的必要性。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表现,国家所有制或者国家父爱主义只是其产生的一个背景。在非国有经济中,如果存在责权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等条件,也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软预算约束。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投资银行为追求短期高收益而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其实也是软预算约束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理解,就将“软预算约束”拓展了,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一般化。这个拓展或一般化,科尔奈的中国学生许成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们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了解科尔奈及其经济思想的,“国家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学”就是科尔奈作为经济学家的标签。科尔奈不仅以其经济理论影响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视野,还以其政策主张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实践。

1985年,中国因价格改革而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通货膨胀是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当时人们将通货膨胀的加剧看成是改革路径产生问题的结果,于是提出在理论上解决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世界银行官员,华裔林重庚先生的协调帮助下,我国政府邀请了一批东欧,西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到中国开会,帮助我们进行诊断,提供建议。科尔奈作为东欧经济学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8593日,一艘游轮从武汉逆江而上,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研讨会召开。参会者除上述国外学者及官员外,还有中国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还有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生参加会议并提供翻译等工作。这次会议历时一周。因这艘游轮叫巴山轮而得名“巴山轮会议”。

这次会议上,科尔奈堪称明星。因为在这次会议之前,他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就在首都经济学界大放异彩了。关于当时全国人民高度关心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为主还是市场为主,政府管什么,市场调什么的问题,科尔奈提出了宏观决策权集中到中央,微观决策权分散到市场的“二B模式”(科尔奈以四象限解释国家-市场,宏观-微观的组合,因为宏观-中央,微观-市场落在二B象限而得名)。会议还在召开,我们已经了解到会议讨论的情况,还在教室里讨论“二B”究竟是个什么东东,一直讨论到熄灯。

科尔奈的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后来中央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模式,就是科尔奈的“二B模式”。

那时我们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途径,一是讲座,二是报刊。每周都会有学术讲座,由学生社团主办。经济学会主办的讲座,大多请的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很多是思想活跃的青年人。他们带来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方法。那时候,通过讲座我知道美国有个叫福格尔的经济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创立了“新经济史学”。八年之后,再次听说福格尔,他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候我们获得经济学新思想的另外一个途径是报刊,内容丰富而新颖的报刊主要有“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消息报”等。这些报纸很少报道经济新闻,其刊载的主要是分析经济形势,介绍经济思想,争论经济问题的文章。

科尔奈的经济思想,很新颖,很独特,很现实,很深刻。而且,因为他来自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研究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的学术背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他与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那时候,我们在晚上熄灯之后的卧谈会上,通常要讨论一番国有企业改革,“科尔奈说”就成为我们的口头禅。

“巴山轮会议”之前我们就知道科尔奈了不起的著作《短缺经济学》,通过讲座,报刊文章了解了其思想主张。等了一年,我才校内的小书店买到。校内书店有专门的渠道,比外面的大书店到货更早。

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很多接受了科尔奈的思想。后来,科尔奈再到中国访问,很多人都对他说,“我们是您的学生!”科尔奈对此非常欣慰。其实,我也可以这样说。我毕业后一直讲政治经济学,讲到国有企业改革,就要讲科尔奈的“国家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

科尔奈后来去了哈佛大学,讲社会主义,讲转型经济学。他有几位中国学生,钱颖一,李稻葵,许成刚,如今在政界和学术界非常有影响。

 

四,     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1956年匈牙利改革被镇压。看到领导,同事,朋友被审讯,监禁,判刑,处死,科尔奈是感到了恐惧的。作为一个持异见者,不作无谓牺牲,避免正面冲突,这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科尔奈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专注于学术工作,不参与政治;对自己反对的东西,不支持,但不反抗;可以顺从,但不迎合。这其实是一种苟且,一种犬儒主义。

但是没有办法。科尔奈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位学者是可以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而要保持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权力,就得在某些方面有所让步,有所妥协。至少是不与自己反对的政治发生冲突。

应该说当时的社会对独立的学术工作还有一定的宽容,所以科尔奈的书房里才可以摆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且,他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任教,进行学术考察,还是被允许的。尽管总有监视。

由于国内学术期刊接受不了他的稿件,科尔奈就直接投递到西方,而且是西方的一流期刊。后来尽管有了国际影响,他还是尽量不违背国内政策,尽量与政府搞好关系,为自己的学术工作争取自由的空间。

在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转型中,科尔奈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声望大大提高了。很多经济学家走上了改革政策制定的前沿,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进而成为政府领导人。科尔奈坚持不介入政治。他只做政治的旁观者,分析者,评判者。他自己知道,这是缺乏战斗勇气的表现;同时他也知道,离开政治,他才能发挥一个独立思想者的作用,而他可能对历史进程发挥影响的,就是思想的力量。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前写着对人的告诫——认识你自己。

从科尔奈的身上我们获得的教益,一是认识自己,二是认识世界。

人各有天赋,有适于农业生产的,适于机械制造的,适于科学发明的,适于经营企业的,适于体育运动的,适于教书育人的,适于宣传鼓动的,适于学术研究的……

科尔奈认识到,他的天赋就是做学术工作,以思想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

认识了自己,还要认识世界。现实世界提供了各种条件,也加上了各种约束。认识世界就意味着要在现实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些现实的条件,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改革和转型的现实,全球一体化的现实等等。

科尔奈对现实妥协和适应,成就了他的经济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成就了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作为一个学者,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很难得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奋斗的科尔奈却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在这种周旋当中,他还保持着科学的良知,做人的尊严,保持着对世界的天真和热爱。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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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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