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与制度之争

张建平 原创 | 2020-07-22 13:17 | 收藏 | 投票

 防疫与制度之争

        截止到北京时间2020年7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1450万,死亡病历超过60万。20日零点数据显示,南非挤进了前五,位居榜首的是追求美国优先的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累计确诊3833271人病亡142877人治愈出院1775219人。20日,印度也成为第三个确诊人数突破百万的国家。
        值得玩味的是,南非的晋级使得尾随美国的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全是金砖国家的成员,20日零点四国累计确诊人数分别是207万107万77万和35万,病亡78772例26816例12323例和4948例,治愈依次为1447408人677423人549387人和182230人。
        作为金砖国家的南非是近期才突飞猛进于此时才挤进累计确诊排行榜前五名的。180天前的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有着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防疫举措,令全世界为止震惊,当然其中不乏看笑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4月8日武汉全面解封,中国疫情宣告全面结束。此时中国以外的累计确诊人数为137万多,只是现在的约十分之一。但抗疫舞台的中心已经移到了欧洲。
         尽管数据都摆在那里,尽管被川普斥为人民公敌的一些美国媒体宣称美国抗疫失败,但现在位列五魁的每一个国家政府都自信满满地说自己领导抗疫的成绩多么优秀。川普总统7月19日在福克斯电台采访镜头前当众标榜美国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斥责美国死亡率位列第七是造谣。川普可以标榜的成绩就是,美国领导了全球的抗疫,核酸检测几乎占了全球的一半,救治出院人数则占全球治愈人数五分之一,死亡率3.5%虽然不是川普信口胡扯的全球最低但也低于全球平均的4.1%。
        而在“川普第二”博索纳罗带领下的巴西的抗疫成绩单上则写着,按人口比例确诊人数远低于美国,而且死亡率则与美国持平同样低于全球平均值。
        印度的成绩更是不同平常,虽然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位列第三,但按人口比例算就名落孙山了。而且死亡率还不到前两位的七成。
        俄罗斯则以比起其它几国最早进入平台期和比前三位更低的死亡率以及最高的治愈率而自豪。而且目前是前五当中唯一现存确诊和新增确诊同时下降的。当然,南非可以用前五位当中最少的阳性数和最低的死亡率而聊以自慰,毕竟连人口远不及南非的美国纽约州和加州早就超过了35万新冠病例(截稿之时加州已经超过40万)。
         当中国以外的疫情在以英德法意为中心的欧洲全面爆发之后,新冠肺炎是华人的病是亚裔的病的说法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和中外政府社会管控能力的对比。中国把抗疫成绩归功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领导下的政府的管理能力,这让一直制度自信心爆棚但疫情恣意泛滥的海外国家非常憋气,进而以川普政府为首集体唱起了对抗疫毫无帮助的甩锅中国的闹剧。
         中国现在强烈反对美国川普政府把抗疫政治化的做法,但是把中国抗疫胜利高调地归功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执政党的卓越领导的做法,已经是在自我与政治挂钩了。抬高自己实际上就是贬低异己,这已经形成了对其他不同政治制度的政府的贬低和批评,已经犯了众怒,引发群起而攻之自然毫不奇怪。
        然而,就算是中国极力低调地回避取得抗疫胜利的原因,外国还是会把抗疫和政治联系起来。新冠肺炎在1月3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个“国际”一个“公共”,充分定性了这个事件的公私性质。作为一场全球的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不可能与政治制度与政府的领导力无关。合乎逻辑的看法就是,中国的抗疫胜利的确是得益于制度优势和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但国外民众对其政府的指责批评则是于事无补的纯粹牢骚发泄。
        对于政府的角色地位,中国人的理解和欧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尽管欧美西方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想改变中国人的认知,尽管一部分中国人也积极迎合并把此名之曰深化改革,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坚持自己传统的国家政府观念,那就是国家是全民的家政府是这个家的大管家保姆军队是守家护院的保卫者。
        但西方世界民众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则不同,他们更习惯于把政府看做是一个临时雇佣的有外心的佣人,虽然也是经过“严格的”面试后录用的,但终究还是心有芥蒂,对其权力严加管制,随时都准备找出其毛病而炒掉它。
         这就是所谓的“强政府”“弱政府”政治观念之分。强弱是指权力大小。但涉及到权力,人们就不应该忘记“责权利对等”的规则。对于一个弱政府来说,怎么能要求它去承担与其弱权力不相匹配的责任呢?日本尽管疫情恶化,但政府迟迟没宣布禁严令,就是因为还没有走完立法授权的程序。既然法不允官不为,就不能因此指责它渎职失责。
         坚持私权神圣资本主义的国家,你要以防疫为借口而禁足,限制他的自由就不行。私权神圣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和他领导的政府只代表支持者的利益是理所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谈论“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既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能够有效应对的就只有充分掌控公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并代表公众的强政府才有可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应对。而不是也不可能依靠代表支持者利益集团处处受到反对党掣肘的弱政府之能事。
        从当年的大洪水非典大地震到今日的新冠肺炎,从当年的一穷二白到今日的世界强国,中国无不得益于其政治制度的选择和中共的强力有效的领导,举全国之力的策略屡屡显示其效力。这种发展模式在商品领域已经让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彻底破产——优势是可以后天人为创造出来的。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众志成城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社会组织方法的有效性,并且将“公”的思想加以理论化。《荀子•王制》有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又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汉书·刑法志》 则直云:“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天演论制私》则将之用于注释达尔文自然进化论思想:“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公”的思维的自然科学基础与社会性根据。
         在上述表述中,我们似乎只看到“公”,却没有看到“平”,反而看到了有点像“私”的“分”。有些国人会据此争辩说,西方国家才是真讲究“公平”的。但这是肤浅的望文生义。的确,荀子讲“分”而不讲“平”,并且论述了不分而平的祸害后果——种族灭亡。也就是说,荀子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讲礼制有序而不是讲众人平等。实际上西方社会已经把公平民主异化到了与他们所信奉的自然法哲学相悖的方向——要知道,自然界当中本身就是具有广泛的秩序而无所谓什么公私与平等的。
         其实荀子的群论有一个隐蔽的前提,那就是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也就是个体的人都默认他是弱者,如果人不是自认弱者,自由万能随心所欲,就不存在如何行事的问题了。所以,儒家的群论实际上就是贫民哲学平民哲学。马克思说共产主义革命会首先在贫穷国家爆发,也是这个理。大多数中国人都自认是天地间的弱者,需要彼此扶持,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保障机制保护自己。而那些质疑和反对礼制要求自由者,都是已经掌控着财富资源的富有的私有者或者默认自己可以独自驾驭未来生活者(现在中国这类精致的利己者群体已经逐渐壮大起来,且看执政党如何应对)。只是当这些人在私有的博弈人生当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总是会转头求助于早被他们摈弃了的公共机制,会愤怒抱怨那个实为私人部门代言者的政府的种种失责渎职。
         不过这种抱怨和指责没用!川普大统领已经回复说:这就是人生!
 
        没有了C,BRICS就不是砖头更谈不上金砖了。换个A领头,BRICS就变成abris,岩洞、避难所。这五个国家能躲在岩洞里如愿避过新冠疫情之难吗?在神圣的私有制下还有属于公而非私的洞穴供你避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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