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 蒙
翁大明
早想写一点关于启蒙的文字来回忆那些启我于蒙的人，一来是为了找回初心，在渐行渐远的日子里记住自己是从何时何处起步，二来是为了感激那些曾经教育过我、引导过我的人，鸿蒙既开，断不可忘了那些最早教我数数、教我写字、教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人，也算是心存一份感念吧。
可我却迟迟写不出来。首先是时间有些久远，久远到半个世纪以前，需要追溯到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其次是那给我启蒙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从记事到上学，从小学到中学，那些教我走正路、教我以文化的人，大约都是启蒙我的人。我该从哪一个人说起？
不单是老师。启蒙于我的，首先应该是父母。我的父母出生在旧社会，虽然没有读许多书，也没有很深奥的学问，但他们却知道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却知道白蛇娘子盗仙草救许仙，晓得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这些断断续续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故事，在那个山村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讲出来，长久地储存在我这脑海里，比之后所看到的所有书籍以及电影电视都显得清晰。在他们把自己碗里的饭省下来打发那些讨饭的人的时候，我的善良得到了启蒙；在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忙里忙外操持生计的时候，我的勤劳得到了启蒙；在他们翻几架山过几道岭满头大汗背回一篓山货的时候，我的坚韧得到了启蒙；在他们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的艰辛中，我的担当得到了启蒙。
其实也不只是父母。那个叫我拦住路口让过往的社员背《毛主席语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的人，那个教我如何捏紧薅锄把包谷林里的杂草薅干净且给我一本《劳动手册》让我到队上会计那儿记工分的人，那个在分粮的时候把秤的准星扒拉得总是很平对谁都一视同仁的人，那个用手摇发电机放《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的人，还有那个叫我在假期里专门负责办生产队的“大批判”专栏每天给我记七个工分的人，都是我的启蒙。
但大家还是习惯于把最早教给自己知识和文化的老师叫做启蒙老师，似乎启蒙只是老师做的事儿。这启蒙老师多指小学以前的老师，大抵也应该包括中学的老师。因为开启智力这个活儿仅在小学是无法完成的，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学习的一生，既然学无止境，那启蒙的人自然也多到除非你成了圣贤，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圣贤总是有点少，而且圣贤也还学习呢！那么，大家约定俗成，认为老师方可启蒙，那我就说说我的几位老师吧。
王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我在马家坪财神庙那间既不挡风又不遮雨的神庙里读书的时候，王老师每天一大早就从幢子沟走七八里山路到马家坪来，把一二十个七八岁的孩子拢进庙里，等大家在课桌前摸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木板，用土坯支平了坐好了，王老师就把一块小黑板挂在跟黑板差不多一样黑的墙上，吱吱宁宁地写了字，用木棍一个一个地指着教大家，他念一遍，大家跟着念一遍；他念十遍，大家跟着念十遍。一起念完了，王老师擦了黑板再写出一些字，点名叫认；认完了，再擦了黑板，一个一个地叫学生上黑板，写不出来就叫在讲台前站一会儿。那讲台临了财神庙的窗户，木雕的方格窗扇早没了，太阳从东风垭照进来，站在这窗户跟前看粉尘在阳光中悬浮，那是又暖和又舒服。王老师叫王举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儿。他的粉笔盒里的粉笔永远都是花生粒大小的短截儿。冬天天气好的时候王老师叫大家在财神庙的台阶上晒太阳，说：“你们靠墙站，使劲儿挤，挤出油来。挤挤，就不冷了！”夏天要抢收麦子，王老师也不等大队的安排，看东坪西坪的开始割麦了，便喊一声：“去帮忙割麦子捡麦穗啊！”大家便哄一声参加队上的劳动。那捡来的麦穗，自然是交给生产队里的保管员，这是公家的东西。
王老师有时因为大雨大雪或者天太黑晚上回不了家便到我家住，我跟他睡一个被窝儿，听他讲一些故事，也见他拿了我的作业，趁我睡熟了给我批改，多是一些鼓励的话。他兜里有两只钢笔，一支装蓝水，一支装红水。这作业本子上，便是他用红钢笔批的字。但他在学校里——这时的学校已经从财神庙搬出来，从东坪搬到了西坪——却是用蘸水笔蘸了红水批作业，练毛笔的大字，也是用红水在他认为写的好的毛笔字上画个圈儿，这圈儿多是椭圆。从东坪财神庙搬到西坪，学校也由不分班级发展成有了班级，而且一至五年级都有，学生有陕西的，也有几个是湖北的，湖北和陕西就隔了一条小河，来这里上学方便。多的时候，这个学校差不多有上百个学生。这五个年级在两个教室上课，王老师在给这个年级讲课的时候，便给那个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作业；那个年级写完了作业，又开始听王老师讲新课。
王老师也带我们搞勤工俭学。西坪小学那七间房的墙原是土墙，墙窟眼儿有隔壁粗细，漏风，掉土，也不好看。王老师找大队要把学校的墙搪白呀，便请了窑匠在幢子沟口垒了窑，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帮忙捡石头烧成石灰，又安排我们一个年级一天轮流着，把石灰背到学校搪了墙。秋天的马家坪有满山的桦栎树，这桦栎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橡子，王老师便给大家放假，讲了安全，叫大家自己结伴儿到桦栎树林里捡橡子，晒干了卖给大队双代店，给学校换些红蓝墨水，还有粉笔和煤油，如果超额完成了任务，王老师也会买个作业本，在本子上写一个大大的“奖”。那学校搪的白白的墙上，每一两个月便要办一期专栏，有农业学大寨，有批林批孔，也有学习小靳庄，白纸黑字，毛笔写了，红绿纸镶个边儿，醒目得很。那纸和墨，花的都是这勤工俭学的钱。
王老师在东坪财神庙教我，在西坪小学教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五年级，一直是西坪大队的民办教师。后来我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他仍然在西坪小学，以至于我出来工作好几年了，王老师还是家乡小学的民办老师。好几次想把民办转成公办，可几经努力还是没能如愿。王老师就在家乡的这个小学校里，在这个闭塞得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教学生，教了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
今年秋天在一个亲戚的葬礼上又见到了我的启蒙老师王举发。王老师年届七旬，头发花白，但身体还算硬朗，精神也还矍铄。我把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家，立即与那个五十年前在东坪财神庙教书的小伙子，那个在西坪小学给我启蒙的王老师联系起来。
真是造化弄人，一直转不了公办的王老师在没当老师之后，竟一门心思地钻研起风水学，成了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马家坪湖北陕西方圆百里，都知道王老师会查山定向看风水，也会算算命掐掐八字选个黄道吉日，所以一有红白喜事便请了王老师，王老师虔诚地做些法事，用白皮纸写期单，把黄火纸叠成一沓沓，声音郎朗地念些没有标点符号的话，说是给亡人叫地契，念罢烧成灰塞进去，说这地契就相当是那边的房产证。时间一久，名气愈大，这王老师懂阴阳会风水的事儿竟传到了城里，陕西商南有人请，湖北郧西也有人请，都是车接车送，居然比那当民办教师还要光鲜，还要吃香。
蔡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那年五年级，王老师忽然领进一个人来，说：“给你们介绍一个新老师。这个老师叫蔡正权，东坪的，是个高中生，有文化，你们要好好听他讲课！听见没有？”直到大家响亮地回答了，他才把蔡老师领出去安置住处。这蔡老师年龄小，人又瘦，站在讲台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那课讲的却是出奇地好，毛笔字也写得清秀潇洒。湖北那边的春联，多是冯老师写；陕西这边写春联，便少不了找蔡老师。蔡老师趴在桌子上，捏了毛笔，在寒风中一笔一划地写对子，鼻涕挂在鼻尖上，欲滴未滴，摇摇晃晃。看蔡老师毛笔字写的好，我便央了他跟他学，他爽快地教我，我便也可犹犹豫豫地给西坪这边的写对子。及至走远了，还是想王老师，也想蔡老师。可巧那年正月区上举办民办教师培训班，蔡老师也来了，坐在教室中间认真听。我就纳闷儿：家乡人都说蔡老师是个好老师，有才华会教书，可咋就转不成公办呢？我在心里着实地为蔡老师叫屈，也为王老师叫屈。多好的老师呀！
在西坪那个小学教书的，除了王老师和蔡老师，前前后后的还有张西鹏老师，叶金发老师，曾成明老师，丁仕喜老师和陈长明老师，以及在几十里以外的白鲁础七年制学校教过我的学德、贵德两位当老师的叔父以及李家庭、高浩盛、杜贵山、权甫成等诸多老师，这些老师都算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没有忘记他们，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
（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