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雨花区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花开四季

李永华 原创 | 2021-02-04 14:15 | 收藏 | 投票

 

文/螳螂财经

作者/辰纹

民生事非小事。

车辆乱停阻塞交通,看似平常,却与居民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油烟扰民、物业纠纷,都是邻里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可日积月累之下也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社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体更加多元,立场、角度也各有不同,越来越多的日常琐事成为社会治理难点的源头,如何解决这些“小事”,有针对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社会治理路径,极大地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也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长沙雨花区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充分发挥群众力量,用“一(社)区一策”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实际成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长沙雨花社会治理模式百花齐放

连续八年实现“零上访、零发案、零事故”,荣获“全国和谐示范社区” “省级和谐示范社区”等90多项荣誉,被誉为“都市桃花源”……

融城苑社区不光在雨花区很有名,放在整个长沙市,乃至湖南省也是一个“明星”社区,融城苑社区是雨花打造的一个样板,亦可将其视为雨花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缩影,因为在雨花区内,像融城苑这样的社区(小区)还有很多。截至目前,雨花共有104个社区(村)建设为“三零”社区(村)。

与千篇一律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有所不同,雨花区“因地制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种类型社区(小区)的治理方式都不尽相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城市拆迁安置小区:“融”文化模式

代表典型:融城苑社区

成立于2002年的融城苑社区是长沙市首批经济适用房小区,共有33个楼栋、86个单元、1163户、3800余人,居民大多为长沙各区的拆迁户,邻里间的龃龉甚至曾一度让物业公司一夜撤离。

如何让同是长沙人的居民们能够融合起来,融城苑社区从社区名中抓了一个切入点,打出了“融”文化这张牌,坚持“融心融合融志”主题,大力倡导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社区居民们的共情度调动了起来。

党员冲在最前,融城苑社区创新设立“党员360工作室”,打造了“安全护卫队”“快乐跑腿队”“快嘴娭毑宣传队”“妈咪宝贝护绿队”“小区交通疏导队”“心理疏导调理队”“贴心医疗服务队”共7支志愿服务队,将社区内的大事小情全部“认领”下来。

此外,融城苑社区还利用楼栋间的闲置空间,引导居民打造主题楼栋,在社区中营造楼栋文化的氛围,居民的参与度高,获得感强了,社区治理的难点在“融”文化的感悟之下,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外来务工小区:“他乡美”模式

代表典型:怡园社区

怡园社区地处长沙市雨花区高桥商圈,社区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管理难度特别大,在10年前也是长沙有名的“脏乱差”社区。

怡园社区从解决辖区内外来人口生活、就业、子女就学等问题入手,成立“他乡美”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通过搭建“多位一体”的平台,帮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蜕变成“新市民”,享受与辖区居民、经营户互动、互助、互融的怡园“大家庭”生活。

在这个俱乐部里,普通话、液化气、电动车等基础生活技能培训,让南腔北调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入了城市生活;每年定期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和招聘会,让外来务工人员在长沙逐渐扎下了根;“纳凉晚会”“元宵联欢会”“婚庆会”等贴心的节会活动,让外来务工人员处处感受到“家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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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外来人口的实际问题只是抓手,“他乡美”模式的更大意义在于为外来人口搭建了融入社区、融入城市的桥梁,在怡园社区这个“他乡”也演绎出浓浓的故土情怀,让“新市民”们也能安下心来扎根长沙。

工矿小区:“邻帮一号通”模式

代表典型:井巷社区

井巷社区是由一个大型破产企业演变而来,有1000多户,4000多人。

2017年以前,因为社区服务交接尚未成熟,物业管理、配套设施、资金来源、社会组织都没有,脏乱差特别严重,盗窃、火灾等事故频发,民调不满率达25%。

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井巷社区通过一系列“党建惠民”活动,将长时间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让这些从企业转岗社区的老党员重新有了归宿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社区党支部成立后,以支部带动,组建了以党员为主的“志愿红”“事务蓝”“环保绿”的“三色马甲”志愿服务队,同时还开通了一条“邻帮一号通”服务热线,专事接待和解决居民诉求。

志愿服务队是真的,居民有困难随喊随到;服务热线是真的,24小时有人值班。

如今无论是家政服务,还是法律援助;无论是家电维修,还是帮忙跑腿,居民只需拨打电话都会有服务人员在半小时之内到达响应。

通过“邻帮一号通”服务热线,将400名志愿者的力量与居民们的诉求串联起来,所有问题都解决在“家门口”,邻里关系也由“面对面”到升华为“心连心”。

农安小区:“六方协商”模式

代表典型:东山街道辖下的凤凰苑、凤凰佳园小区、熙春园小区、康景园小区等

随着雨花区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昔日的城郊结合部正变身现代街区,曾是雨花区东片10余个行政村内的拆迁安置农民,如今集中居住在东山街道。

如何协调农村与城市在思维、处事等多方面的矛盾差异,让小区变成文明亲和、幸福平和的现代街区成为东山街道各社区的头等大事。

东山街道首先想起的是党员的作用,通过对农安小区党员进行双重积分管理,即按照党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考评占70%、居住地社区党组织考评占30%的比例,进行积分管理,要求每个党员每季度至少参与1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年底街道还对积分排名靠前、表现特别突出的党员授予“先锋之星”荣誉称号,以此推动农村党员向有职、有责、有为转变。

除此外,东山街道还创新了“六方协商”机制,即由社区党组织引领,街道、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以及楼栋长、居民代表共同参与,每月定期召开协商议事会议,实现大事共议、要事共决、实事共办,做到议事有温度、办事显速度。

在这样的双向机制的刺激之下,东山街道小到家门口路灯不亮、电梯呼叫设备老旧,大到行道出现坑洼、小区内违建需拆除,大伙围坐在一起,很快就议出了解决办法。

军政小区:“老首长工作室”模式

代表典型:政院社区

政院社区位于雨花区东塘街道办事处,因国防科大政治学院而得名,有楼栋38栋,704户,总人数不到2000人。由于社区内有科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雨花干休所、科大第三干休所三家事业单位,属于部队、地方综合型社区。

虽然社区管理井井有条,但志愿服务还是停留在老一套,主要围绕着义务巡逻等内容打转转,干部们的退休生活也很平淡无奇,偶尔会有一些文娱活动可供参与,但都仅仅是生活的一点小调剂。

由于社区下辖三个干休所,生活在社区的退休军政干部比较多,在军队退休干部彭忠秋、原国防科大政委汪浩中将、原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政委刘乔一少将等老干部、老首长的引领下,自发组建了“老首长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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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老首长工作室”下设新潮流书画院、新境界艺术团、新风格创作室、新气象影像社、新时尚大讲堂等社会组织,并成立了与之相配套的工作机构。

除了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之外,“老首长工作室”还坚持义务为企业、学校、社区、街道的党员群众宣讲党的先进理论,积极参与扶贫助学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沉淀在居民群众中,成为了居民与社区、群众与党员间沟通联系的桥梁纽带。

商品开发小区:“好人街”模式

代表典型:德馨园小区

德馨园社区所辖的德馨园小区建于2005年,位于长沙洞井路、香樟路道路的两侧,共有9个区,99栋房子,3869户292个单元,小区大部分为购买商品房的常住人口,约有7300人。

十多年来,住在小区中有长沙本地人,有外来务工者,也有外地迁来长沙的“新移民”。文化、地域的差异融合,并没有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过不满,全是交口称赞,在这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正能量引导,通过“好人”典型的塑造,到“好人好店一条街”的挂牌开街,向小区居民传达“向善向好向美”的“好人”文化,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德馨园小区“好人”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好人多粉店”的老板刘国兴。

刘国兴本是下岗工人,开粉店之前只能做些零工养家,盘下粉店后,资金非常吃紧,连锅碗瓢盆都是邻居送给他的,后来随着生意逐渐走向正轨,为了回馈邻居们的困时相助,对孤残、低保老人,或是学龄前儿童吃粉一律免单,几年时间送出3万多碗米粉。

在刘国兴的影响下,周边药店和文具店等,也为困难户、老人、小孩等开展免费服务或长期折扣服务,刘国兴“好人多粉店”原本所在的无名小街也被挂牌为“好人好店一条街”。

正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德馨园小区民风淳朴,邻里间互相谅解,很多矛盾刚一冒头就迅速化解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雨花区实现了不同社区、不同社情下,不拘一格机动灵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其中,我们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经验一:党建引领创新,把支部建到楼栋

虽说雨花各社区(小区)社会治理的方式各有不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仔细分析各社区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发现“百花齐放”的背后,其内核都是由党建引领下的创新。

融城苑社区的“融”文化模式中,党员冲在最前;怡园社区“他乡美”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里,骨干都是党员;井巷社区“邻帮一号通”模式,由“党建惠民”活动延伸而来;至于长钢社区的“四位一体”模式、韶山路社区的“党建微家”模式,党支部、党员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雨花区各社区在建立各自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把支部建到了楼栋,广益社区甚至还在辖区内的9个小区都设置了一个“红色议事厅”,实现了党的组织全覆盖。可以说,凡是有社会治理的地方就有支部,党员被分到了网格,与群众打成了一片,党员也在最关键的时候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以贯穿2020全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为例,雨花区区委书记张敏认为,在整个疫情防控工作中,必须盯紧抓牢社区第一防线,在战时状态下的非常时期,将社区和社区书记的位置拔高,提出了“五个不论”。

单位不论隶属,统一指挥:不管单位的级别有多高,单位管理归属中央还是省市,只要在辖区内,就归社区管理。

干部不论级别,统一调配:所有下沉到社区的干部,无论省、市、区级,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社区的指挥和调度,防控工作最吃紧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社区书记指挥科级甚至处级干部干活的“奇观”。

党员不论支部,统一管理:在职党员必须到社区党组织报到,不论身份,不论级别,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像媒体广为报道的“爱心妈妈”曹微、“红枫快递员”、“红管家网宣员”等,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党员。

组织不论类别,统一领导:所有的组织,团建、队建、工会、妇联、社会公益组织等,必须在社区党组织下开展工作。

群众不论老少,统一发动:所有居民群众由社区党组织发动,人人参与。

经验二:筑牢群众基石,充分利用群众力量

虽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雨花区各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但并不意味着社区内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党委政府推着干,为主干,在对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居民群众是社区各项具体事务的执行人,居民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力量被聚集起来,社区事也就成了居民群众们的自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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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巷社区有位70多岁的居民吴固根,过去经常给社区工作人员提意见,如果意见得不到反馈,就会敲着铜锣,喊上邻居就要上访,可是自井巷社区“邻帮一号通”模式建立起来后,吴固根不但再也没有敲过锣,反而成为志愿者的带头人。

吴根固表示,过去敲锣提意见是为了群众利益,现在当志愿者也是为了群众利益,“社区把基层党员的作用和积极性激发出来,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力所能及,能为社区贡献一点是一点。”

融城苑社区中,“安全护卫队”的志愿者们每天都会理性进行义务巡逻,指挥车辆有序停放,检查楼道线路安全;“快乐跑腿队”的成员将自己的手机设为“跑腿热线”,每年为居民提供服务数百次;“快嘴娭毑宣传队”带着社区居民健身锻炼同时,还充当起社区、居民间的“传声筒”……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雨花区的每个社区时刻发生着,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开展社会治理工作,再大再难的事情也可化解于无形。

经验三:化被动为主动,共治的关键在共商

有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有群众响应,主动挑起担子,但社区各项事务的决策到底是谁来制定,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参照“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经济建设思路,雨花区的经验就是社区管理的各种制度章程无需上报政府,群众决策自己的事情,怎么管用怎么上。

比如,社区里的架空层怎么用,怎么管?让居民们自己商量着解决。

紫金苑小区架空层一直空置,侯家塘街道韶山南路社区想着把空间利用起来,解决居民活动场地问题。原以为居民会举双手赞成,但一做入户调查,结果发现只有80%的居民同意。

小区党支部于是找到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将支持与反对小区架空层改造的居民代表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协商,鼓励大家充分表达看法,理性求共识。最后,架空层“变身”特色服务阵地,党员群众在此议家门事、解邻里难,让守望相助蔚然成风。

再比如,电动车充电桩少了,建在哪,怎么建?还是让居民们商量着解决。

融城苑社区在由居委会、业委会、业主监事会、物业公司交叉任职、协同发力的“四方联动”机制下,社区党总支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凡是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召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进行集中研究、限时解决。充电桩的难题就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中解决。

雨花区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需要的不是“随声附和”的“大众”声音,而是在全民参与下的科学决策,只有人人参与、人人献力,才能实现人人共治、人人共享。

经验四:建立长治基础,治理成果群众共享

在2020年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人享有如何实现?雨花区的实践是社区居民共同分享社会治理呈现出来的成果,并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长治基础。

上文提到,通过社区居民们的齐心协力,很多社区在卫生环境、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多方面均得到很大改善;社区文化娱乐设施的添置、老旧小区历史问题的解决,等等。

社区品质提高,所有一切的受益人都是社区居民。

当然社会治理成果的共享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居住感受“软”的方面,还有可以为居民们带来经济收入“硬”的方面。

以洞井铺高升村腾地拆迁后如何发展为例,村民们投票表决确定了”商住两分开”的安置方案,2002至2006年,3个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纯居住小区拔地而起。

居住用地建好了,生产用地怎么开发?村民决定成立高升实业公司,每位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股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省首个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楼宇——高升金典项目,在高升村建成。

村民在一次次讨论和投票中,确定村子的未来。高升村各项社会事务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监督者。

在雨花区红星村、井塘村等其他“亿元村”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发展什么产业、引进什么项目、如何精细管理……这些事情全由村民自主决策、落地推行。2012年,红星村原有10个村民小组按照就近原则成立红星农博、冯家冲等4个社区,村民变成市民;2017年,村集体经济人均分红3.6万元,再加上组级经济分红、个人就业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逾10万元。

总 结

雨花区打造的样板经验显示,社会治理是一个“精细活”,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式”,其中极大考验地方政府的党建能力,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又考验着基层干部“见招拆招”的应变与智慧,社会治理面临的痛点问题,则需要政府、社区、居民的多方参与和努力,不断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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