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界人物琐谈·说说甘肃的几位
吴营洲
说说甘肃的几位
据说，“扛起甘肃杂文大旗的那些人”，有田企川、吴月、吴保刚（吴刚）……
据说，田企川（1936~），笔名冀夫，河北安新人，原为甘肃省杂文学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
据说，田企川的杂文代表作，名为《朱贵的风格》，是通过梁山好汉朱贵，为了梁山事业，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水亭放箭，引介四方英雄上山聚义的模范事迹，阐明扶植培养劳动模范是一种服务于人、成人之美的优秀品格，也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据说，凡是谈及田企川杂文的人，都会说到这篇。
据说，正是田企川总是写些正面性的杂文，才被人称之为“歌德派”的。
据说，田企川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前几年国内一个有名气的写杂文的来了甘肃，和我也是朋友（附注：这个人当是牧惠），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是他的文章就说甘肃的一些写杂文的从不写揭露性的杂文，只歌功颂德。我很清楚那是含沙射影地说我。我承认我就是‘歌德派’。”
据说，田企川表示，自己绝不以“歌德派”为耻，相反觉得很光荣。
据说，腿脚虽然不利索了，但脑子依然灵活的田企川，现在还在继续写杂文，当然他依然“坚决不写赤裸裸的揭露性的杂文”，坚持“杂文精神不止于揭露批判，赞誉也是”，他依旧做他的“歌德派”。（雷媛：《扛起甘肃杂文大旗的那些人》，《兰州晨报》2012年6月7日）
吴月是田企川1962年进入甘肃日报副刊编辑部时的同事。当时吴月是编辑，负责编辑杂文和杂文专栏。甘肃省杂文学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个人杂文创作谈，就是为吴月举办的。吴月也是甘肃省杂文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出处同上）
吴保刚（1933~）是位资深的杂文作者。2014年在上海浦东召开的全国杂文年会上，我曾与吴保刚有过短暂交往。他，身材高大，体型微胖，国字方脸，面常含笑，看上去十分慈善、仁厚。会后，他曾把厚厚的大著《养正集》《六合集》惠赠给我。我写信告诉他，我会选些文章在《杂文月刊》（文摘版）刊出的。我从他的书中，选了三篇，结果，均被负责审核的“专家”给毙掉了。在通常情况下，我最最看好的杂文，往往通不过终审。（我并没有将这事告知他。指不定他还认为我言而无信、说转不转呢。）
关于甘肃的杂文作者，有人曾这样总结过：“甘肃的杂文、散文并不弱，作家也不缺，如吴月、田企川、谢富饶、刘立波、雒青之、冷冰鑫、张庆信、许金坤、刘玉、王兰玲、匡文立、吴海芸、安可君、兰必让……都有各自的成就。”（高平：《近三十年甘肃文学掠影——应〈甘肃文艺评论〉杂志之约而作》）
说来惭愧，上述这些人，我是一个都不熟，一个都没印象。这，或如一位甘肃籍的杂文作者鸣弓所自谦的，“其影响不出本省”吧。
仔细想来，于我有印象的——甘肃的——杂文作者，或许有三位：一位是鸣弓，一位是宋圭武，一位是杨光祖。
我与前两位，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只是在一些报刊或网络上，读过他们的文章。对杨光祖，多年前曾经互相通过邮件，前段时间又有过短暂的微信交流。
当年《杂文报》在世的时候，常常在上面看到“鸣弓”这个名字，感觉是个笔名，却一直不知其真名实姓，直到近来才得知，他的本名叫张永高，1942年生人，是位老先生了。在他博客里，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中学教员，文史爱好者。涂抹杂谈讽谏言，多数过不了编辑关。”在我的感觉里，他的杂文，属于很常规的、很标准的、很正统的那种，就质量而言，不好不坏——即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有多次——但可读。在我国的杂文作者中，大多都是这个水平。而有的人，文章太次，生生地把自己的名字给写臭了，一看到那个名字就不想读其文章了。而另些人，诸如诸多的“杂文大家”，其文章是要追读的。当然，一个杂文作者要把自己修炼成“杂文大家”，是不容易的。
在甘肃，宋圭武虽是经济学教授，但其文字，就其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批判力度而言，远远超出一般的杂文作者。
杨光祖的文字，曾是我比较看重的，只要见到，凡是适合《杂文月刊》转发的，我都转发了。2016年时，我在《今晚报》见到了他的一则《课堂语录》，只有五句，二三百字，就在《杂文月刊》第6期当“精短杂文”发了。待我编《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时，想把该文编进去，但字数太少，不能成篇，无奈之下，就在网上搜，还真搜到了他其他的“课堂语录”，于是就凑成了千字文，于是就编进了这本书。按说这是“违规”的，但是咱这一个大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因此，我又和杨光祖有了联系，并且相互加了微信。他说他的那几则“课堂语录”，并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学生听课时整理的，他本人并不是十分满意云云。
杨光祖其实不算是“杂文作者”，他是个“文学评论家”，自打加了他的微信后，常见他在朋友圈贴些文章，诸如李建军“吹捧”他的长文《论直派批评——以杨光祖为例》。（直想说一句：李建军的文字总是又臭又长。但想想，还是打住不说了吧。）一天，我见他贴出了他“吹捧”李建军的长文《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李建军的文学评论》，感觉这种相互吹捧让人顿感膈应，感觉这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应有的品质，于是就把他删了。
附言：我记得有个叫胡河清的“文学评论家”——该人许多年前就已弃世，年仅三十四岁——总是和被评论者保持一定距离。据说钱钟书想见见他都被他拒绝了。窃以为，唯有和被评论者保持一定距离，方能写出公正、客观、不带私人感情的“直派批评”。
转载自吴营洲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