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门卫

赵峰 原创 | 2022-12-23 12:0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疫情与门卫

2022-12-22

上午有事回了趟学校。

没有门卫值守,没有拦阻检查,直接刷卡进入。三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进入校园的轻松畅快。自由真好!

我其实是个滥好人,基本上与世无争。不过,关乎自由和尊严的事情,我却很固执,很坚持。自成人以来,很少与人发生冲突。肢体冲突绝无仅有,言语冲突也很少发生。三年疫情期间,我与人发生的言语冲突超过之前几十年,冲突对象基本上是门卫。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步行到南湖校区上课。一路上落着小雨,走得比平时慢了一些。我上课的教室在大楼的东侧,走东门进校园要比走正门(北门)快五六分钟。走到东门口才发现,因为疫情,行人一律从北门进入,东门只能进出车辆。这时候我距离教室直线距离(包括上楼)只有一百多米。走北门来不及了。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说我要赶去上课,走北门来不及了,请通融一下。说着从机动车道边上走进去。才走两步,岗亭内发出厉声呵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东门不让走人!”那声音甚是威严,让人不寒而栗。年轻的门卫将手臂伸出来,快要戳到我的脸上。我心里一股火蹭地蹿起来!岂有此理!老子岂是让你这般乳臭不干的年轻人呵斥的。在这所学校呆过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样态度恶劣。我转过身对着那年轻门卫,大声吼道,“你跟我吼什么?我有特殊情况,跟你打了招呼。再说,不让进就不让进,你有什么资格,竟然敢吼一个跟你父亲年纪一般大的老教师!”那门卫愣住,“我看你的样子,像是个年轻人。要知道你是老教师,是不敢吼你的。”我赶到教室,上课铃刚刚响起。

上学期期中阶段,武汉疫情还不紧张。一个上午课后,我骑车出校门。大门口堆积了三四十辆车,而且越堆越多。出门的每辆车都要查健康码。我觉得这种做法很蠢。这些出校门的,两个小时前进来时已经查过健康码;这两个小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毫无意义的检查,只会给人增添麻烦,造成拥堵。我走近边上“头头”模样的门卫,说出门可以不用检查了,大家都是两个多小时前进来的,才查验过一次。那“头头”很疑惑地瞄了我一眼,用不屑的口气说,“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我说我给你提合理化建议,是老师还是学生有什么关系?那“头头”对我的“狗拿耗子”甚是反感,对我的自以为是甚是鄙视。“我看你像是老师。作为老师更要以身作则,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我一听又一团火蹿起来。混蛋!居然如此傲慢地教训老子!我真想呵斥他一顿,转念一想还是作罢。一来,各级政府都在强调服从抗疫政策;二来,我也不想在学生面前暴露我的“不文明”。疫情以来,很多事情确实是不可逆转地变化了。我一贯清高,也以自己的教师身份自豪。可十来年来,这个曾经的“太阳下最光彩”的职业越来越不光彩,被限制,被边缘化,被妖魔化。以前学校里,教师的地位是最高的,近十年来,学生举报老师,领导呵斥老师,老师地位不断下降。疫情以来,门卫有了检查健康码的权力,似乎成为管理人员,低位飙升,也不把教师放在眼里了。很多事情在变化,忍一忍,一切都会习惯。

四五周前的一个下午,我课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教室,几位同学围过来问我问题。我跟他们讲了十来分钟。因为稍后那间教室还有课,离开时有些匆忙。我步行回到家,发现没带手机。确认是丢在教室里。于是就请雨燕开车送我回学校取手机。进校门时要扫健康码。我的手机不在手上,扫不了。跟门卫说明情况,希望通融;门卫说不行,这是上级规定,不扫码不让进。我给门卫出示了校园卡。门卫说,持校园卡可以进人,但车子要用手机扫码才能进。后来雨燕用她的手机扫了码,门卫才很勉强地让我们进去。一位门卫说,“我们相信你的手机丢在教室,可以让你进去取一下。”那口气大有施恩的味道。另一个门卫说,“以后注意啊。”“以后注意”几个字让我听着很刺耳。这几个字,有警示的含义,也有施恩的意味,也是展现言者的优越地位。“以后注意什么?我要是注意到了,还会让你们为难。”我大声表示不屑,希望他们听到。

我所经历的这些与学校门卫的“冲突”,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三件事情中,门卫都是在忠实行使他们的职能。只是我太在乎自由和尊严,一直在精心维护这些最柔弱又最珍贵的价值,不允许其受到些微的损伤,所以才会那么敏感。不过,三年疫情,门卫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门卫的社会地位,也是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门卫的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恶劣了。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以前是用来形容领导的。现在的很多门卫,很可能已经误以为自己是领导了。前些天看短视频,说三年疫情,门卫误以为自己成了警察,土狗误以为自己成了警犬。人们对疫情之下门卫的权力膨胀持批评态度,实在是因为人们日趋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害,越来越感觉到门卫身份与地位的异化。本来,门卫只是适应社会分工发展的一种职业,同其他职业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在疫情背景下,尤其是防疫抗疫成为政治任务的背景下,成为防疫抗疫工作一个环节的门卫工作也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当那个年轻的门卫教训我说“作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的时候,想到他所执行不仅是门卫的职能,还是实际行驶防疫抗疫的政治职能的时候,我就只能努力压抑自己的不满,并努力营造出尊敬和顺从的心态。当然,我这样心理压抑的前提,是门卫权力的膨胀和地位的抬升。

这三年间,进入公共场所的次数少了很多。以往,进入公共场所,即使有门卫,也是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疫情期间,服务型的场所也布置了门卫,负责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这种职能,更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服务性的。作为服务部门,对顾客微笑是本能;而作为行政机构或者行政机构的附属或派出组织,板着老脸显示威严,也是天经地义。菜场门口翘着二郎腿要你出示健康码的那位,可能就是街道干部。他对你吆三喝四,横眉竖眼,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疫情期间到这种场所的次数有限,看他们脸色的机会也不多。小区门卫是几乎每天都要见的。三年来,物业本来就不多的服务变得越来越稀薄,而原本不在其职能范围之内的政治性业务则变成了主要职能。疫情期间的事实是,业主出钱养活的物业不是用来为业主服务的,而是成为街道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物业主动自觉地淡化了自己的服务职能,而甘心承担在行政意义上管理小区的职能。门卫也日益将自己看成是主人,甚至产生了自己是业主的“父母官”的误会。小区门卫对待业主的态度是越来越傲慢了,甚至是越来越跋扈了。

我前两年与门卫有过一次“冲突”。有一次外出取快递,双手包着一个大纸箱进大门;因为腾不开手掏门卡,就请门卫帮忙,“师傅,帮忙开下门!”门卫在里面跟人聊天,手里拿着遥控器。瞄了我一眼,没动,继续聊。见门卫没动,我又喊了一遍。门卫还是没动,很不耐烦地说,“要开自己开。我们不负责给每个人开门。”听这话,我大火。“遥控器就在你手上,你动下手指头会死啊?”我放下纸箱,自己开门进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门卫,每一年的物业管理费及停车费,我都是按时交了的。不过,小区业主群里每天都有抱怨物业人员尸位素餐的。

今年上半年,武汉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外卖进入小区的政策是时断时续的。一次我在朴朴超市买了五大桶矿泉水。送货员在小区门口给我打电话,说门卫不让进。我要是自己取,有五百米的长上坡,得跑三趟。我到小区门口,跟门卫商量,请他通融通融。门卫坚持说,是上级要求,不让外卖进小区。他的口气是,我代表上级行使权力,你能怎么样。我感觉有些烦。“什么上级?谁是你的上级?谁给你们发工资?谁养活你们?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武汉又没有疫情,搞那么紧张干什么。你们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我自己打开侧门,让送货员直接进来。

我也只是偶尔才这样鼓起勇气抖下威风。平时进出小区,看到门卫们翘着二郎腿坐着大门口,趾高气昂地审视进出人员时,我也是低眉顺目,规规矩矩的。两个月前,一次出去取快递,返回时发现自己没带门卡。又不想求门卫开门,于是就从大门的侧边挤进去。这样进门有些猥琐,我看很多人都这样进门,我是第一次。我才进去,门卫拦住我,“出示健康码。”他连“请”字都不屑说!我要是自己用门卡从侧门进来,他就不会要求我出示健康码。门卫也不是不认识我。我觉得他是有意要为难我一下,心下不爽。“出示什么?”“健康码。”“你凭什么检查我的健康码?”“上级的要求。”“你的上级是谁?”……算了吧。我还是向他出示了健康码。

今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我俩第一次经历被禁足。真是神奇的事情,武汉市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疫情,而且我们小区几年都没有出现一例阳性,居然要封小区。说是街道的通知,要封五天。上班要持单位的证明,而且只能出不能进;一户人家两天可派一人外出买菜两小时,而且要登记个人和家庭信息。那段时间看了很多短视频,被普及了很多法律常识,认识到街道社区没有权力封闭小区,物业或者门卫更没有权力限制居民人身自由。还有教导小区居民与社区及物业斗争的视频。第二天我们俩一起出门买菜,门卫要求我们登记信息,电话,住址,单位等等,我们径直走出去,没有理会。之后没几天,公布了“新十条”,全国逐渐放开了。

门卫与业主,本来是市场契约关系,是平等的行为主体。无所谓贵贱,无所谓主仆。但是,就契约关系而言,业主是委托人,门卫是代理人;门卫受业主委托管理小区,其管理权是受制于业主的所有权的;而且,这种管理实质上是服务,而不是控制。但是,由于现实中各种复杂的情况,业主的所有权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行使,这就使物业或者门卫有时候会将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疫情背景下,门卫的职能发生了质变,其权力超越了市场契约规定的边界。之前他们行使门卫职能,属于服务的性质。既然是服务,门卫对业主的态度应该是恭敬的,至少是尊重的。疫情背景下,门卫被赋予附带查验健康码的职能,这使其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查验健康码属于防疫抗疫的范畴,门卫的工作因而具有了政治的属性,门卫的工作似乎进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系列。这可能改变物业或门卫改变对自己职能及权利的认识,从而改变其对待工作和对待业主的态度。

疫情属于特殊现象,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门卫队伍的扩大及门卫职能的政治化,势必侵犯人们的自由和尊严,扭曲社会关系。好在,这也属于特殊现象。随着疫情的结束,门卫人数会减少,门卫的职能会恢复常态,门卫的态度也有望好转。三年疫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一个职业因为辅助政治功能而质变的历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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