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知故我在——《意识机器》推荐序

段永朝 原创 | 2023-12-06 15:0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焦点关注

 假如一本书的封面上有“新科学”三个字,往往表明,这本书的作者会对某个领域的“知识状态”做一番全新的梳理、诠释,甚至重构。


比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年),就是用三人四天的对话,阐释了物理位移和形变的力学根源,并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从而奠定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再比如意大利人文学者、批判理性主义早期的思想先锋维柯的《新科学》(1725年),试图对人文学科进行“科学”的综合,并以此对抗笛卡尔的两分法和还原论。维柯创造的拉丁语格言 “Verum esse ipsum factum”(真者无他,惟成而已),与本书作者赛斯的“Being you”(成为你)的主张,隔空共鸣。


还比如著名美国科普作家格雷克的《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1987年),让“蝴蝶效应”这一词迅速流行全球,成为描述复杂性的经典用语。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朱迪亚·珀尔的《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2018年),针对甚嚣尘上的“关联替代因果”的观念,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赛斯博士的这本《意识机器》,雄心亦在于此。他瞄准的,是“意识”这块硬骨头。

 




一、赛斯的问题意识

 

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莫斯,将意识研究的相关阐释,划分为“难问题”和“易问题”两类。“易问题”指的往往是功能性解释,比如脑区的神经元活动与肢体行为、语言行为、情绪反应之间的“刺激—响应”机制;“难问题”则指的是起源性解释,即“意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赛斯慧眼独具。他试图跳出查尔莫斯的问题意识,将意识的“难问题”转化为关于意识的“真问题”。这是本书的立论之基。


伽利略以降,“科学”解释日渐脱离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框架的基础。这一思维框架最终以笛卡尔的《方法论》定型。由此,所谓“科学”,便是假设、实验、推理、论证所形成的缜密体系。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鲜明特征,就是将外部世界视为客观存在,一切现象都只不过是观察、测量的对象。规律就隐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并以数学物理方程的形态呈现。


维柯的新科学,也只不过是对这种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挪用”。这种“挪用”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比比皆是。比如,17—19世纪的300年间,在欧陆兴起的著作《政治算术》(作者为英国的威廉·配第)、国运阐释(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海尔曼·康令)、经济调查(代表人物为比利时的凯特勒)、社会分析(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等,大量使用概率统计、动态方程、图表处理等方法,用来探究人文社会领域背后所谓的“物理规律”。


数百年来,谈到科学、科学解释,这几个关键词似乎毫无争议:“客观性”“对象化”“观察与测量”“实验验证”等。科学思想于是有了一个自然的底层基础——物理学。


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对意识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长期以来,主流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很自然地沿着“物理基础—生理现象—功能行为—意识活动”这样的脉络,试图梳理和理解意识的内在机理。


除了这种循规蹈矩的对意识的科学研究之外,对意识的深入思考又往往在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领域之间“踢皮球”。科学研究只愿意观察、实验和测量,认为“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来源”这些问题应该由哲学家思考。哲学家也很为难,长期以来凡是将现象的解释、存在的本源归于精神活动的,都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比如,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句话,就是用来描述、思考意识的基本用语,已经凝结于“物质和精神”“存在与现象”等话语之间,并沉淀至日常思考活动的底层,无法撼动。


即便人们使用一些寻常的类比,试图理解玄妙的意识问题,也不得不忍受类比语言中包裹着的“旧词”的味道,比如“大脑就是计算机”“人是机器”等。


赛斯博士关于“意识”的问题,是有关现象学的。这是全书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撑点。


按照公认的说法,西方哲学思想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现象学三次重要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三次转向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退让”。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源”的执着,在文艺复兴之后渐渐退让到探究认知主体的认识论视角,不再穷追“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思索“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的”。胡塞尔之后,这个问题又退后一步,人们开始问:“它看上去是什么样的?”


在作者眼里,那些用来阐述“本源”“存在”“认识”的词语,常常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时间流动性、多姿多彩的对象变异性、无所不在的实体关联性,从而 变得静止、僵硬。遵胡塞尔的“悬置”思想,赛斯博士试图回避关于意识的“难问题”,即不再企求构建一个逻辑自洽、概念与证据自圆其说的意识理论,而是转去寻求对意识活动的机理和过程的某种解释。这一解释的核心是:意识是一种体验。


“意识是一种体验”,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这本精彩之作,如果不能坚持读到最后一个字,恐怕难以领略作者的深意。原因很简单,“意识”一词已经够玄妙的,“体验”这个其貌不扬的用语,似乎又不够“性感”。


与一般科普读物类似,赛斯这本谈论意识的书,自然包含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和大量的文献引证,这本书包含大量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不厌其详地讨论了诸多有趣的实验和研究案例,比如橡胶手错觉实验、脱体实验、身体交换、替代现实等。作者也列举和分析了意识研究中出现过的探索性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功能主义、泛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意识的神经关联(NCC)、整合信息系统(IIT)以及自由能原理(FEP)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前沿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如何,而是赛斯怎么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研究结论与观点穿缀在一起,努力编织出他自己的“关于意识的新科学”的条分缕析的密实疏证,宛如一把灵巧的手术刀,在做解牛之舞。



二、从测量到感知

 

IIT对意识给出了一个可测量的工具,称为“菲尔”(Φ),并以此来衡量从昏迷、深睡眠、浅睡眠,直到清醒的若干意识活动水平。这样的话,意识就与信息等同。这个方法非常经典,但在赛斯眼里,它完全行不通:“我是否有意识,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人如何测量我的大脑。”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IIT虽然宣称意识的各个活动水平、各个影响因子之间都相互关联,仿佛一条连续的光谱,但在测量的时候似乎就忘了这一点。任何测量都需要“框定”对象的范围,IIT也不例外。这就是说,“整合”“信息”都是很好的概念,但要贯彻始终却不容易;意识测量听上去也是一个好主意,其实不可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把意识看作生命而不是温度”。


从字面上说,IIT的思想强调整合、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似乎与东方观念特别契合。殊不知,裂痕出现在如何看待“对象”的方法上。一旦切割、测量,生命就被杀死了。东方人熟知这一点。顺便说,作者赛斯是印度裔,对“梵我合一”的思想非常了解,或许是这样独特的文化视角,将赛斯的目光从测量引向感知——这个更符合东方韵味的路径。


视线由此聚焦到感知和体验。问题是“感知”和“体验”这两个非常主观的词,能用于科学分析吗?在赛斯看来,这里的重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恰恰是“科学”这个词的含义需要更新。

 

赛斯的观点很鲜明:“意识的内容是一种醒着的梦——一种受控的幻觉——它既多于又少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既多又少”的思想,听起来颇似印度公元8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梵我合一”。赛斯的思路,是努力发现传统科学方法的盲区。


按笛卡尔的科学方法论,有两种常见的分析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比如1982年大卫·马尔提出的视觉计算理论,将视觉解释与神经元联系起来。这种方法配合复杂的科学语言,还可以加大难度,名为“涌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即相信存在完美的“控制变量”(完美理念),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找到刻画这些控制变量之间的动力学方程(拉普拉斯)。


在大量科学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所得结果似乎总是离“真相”不远。于是,赛斯小心翼翼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感知是通过一个不断减少预测误差的过程而发生的。”


研究意识难题的学者都知道,这里巨大的迷思在于,存在大量的随意性和心理错觉,以至于“主观性”这个词语名声不佳。在这本书中赛斯介绍了三个经典案例:蓝黑白金裙、阿德尔森的棋盘和双色图像。


赛斯不打算用“测量”的路径给出这些感知、体验的度量方法,转而寻求感知、体验的机理刻画。他使用了这样一个说法——“受控的幻觉”。


“受控的幻觉”的确是个大胆的用语,也是全书中最容易误读的术语,比如将这个词解读为“欺骗”。

 

赛斯博士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不但坚持“受控的幻觉”这一表述,还试图进一步对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做出现象学诊断。他找到的解释机理是“贝叶斯猜测”。

 

200多年前出现的贝叶斯推断和傅里叶卷积变换方法,是今天深度学习理论的重要基石。对绝大多数算法工程师来说,贝叶斯推断和卷积变换只是特别好用的计算公式而已。教科书和研究论文里,对这两个基石的思想意义大多语焉不详。赛斯博士在书中仔细分析了贝叶斯推断的思想含义,抓住了贝叶斯推断的核心:用观察现象(数据)更新信念(猜测)。

 

在赛斯看来,大脑实际上就是贝叶斯推理过程,是最佳猜测反复迭代的过程,“受控幻觉则是关于大脑机制如何解释意识感觉的现象学特性。”(关于傅立叶卷积变换的通俗解释,推荐梅拉妮·米歇尔的《AI3.0》)


赛斯的观察是,“行为不仅参与感知,而且行动就是感知。”赛斯认为,世界本来面目如何,是一个无意义的执念。这在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中,不啻为重磅炸弹。


如此一来,身体、感知、体验、具身性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赛斯把意识问题的研究边界,从狭义的基于测量方法论的笛卡尔世界,延展到包括主观体验的“唯象世界”。这一转换的意义在于,用新的现象学—解释学进路,填补传统解释学的局限。


库恩的范式转移、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科学解释中的两种主流方法。赛斯认为这两种解释是傲慢的,它没有为真正的解释留下余地:传统的科学解释,要么寄希望于硬核证据的否证,要么寄希望于对思想“巨变”的漫长期待。

 

赛斯的现象学—解释学,是关于解释的解释学,或者称之为“元解释学”。他所工作的领域,叫作“计算现象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隐喻,我称之为“文科变硬、理科变软”。在面对英国学者斯诺20世纪60年代所称的“两种文化”撕裂下,学科思想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不但需要通过文理跨界来疏通,而且更需要像赛斯博士这样,致力于“东西疏通、古今疏通”。

 

计算现象学不回避计算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巨量的计算来拓展认知边界。书中提到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已经有诸多现实案例,特别是ChatGPT的出现。但这些计算技术的用处,绝不只是构建虚幻的数字世界,而是逼迫肉身重新思考那些熟悉的、常用而不知的观念、对象和体验,探察感觉的盲区、拓展认知的边界。


赛斯博士的“受控的幻觉”,在我眼里更像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而不是常人脱口而出的“欺骗”。这是内观体验的极致。



三、“我感故我在”


老实说,读到这本书2/3篇幅的时候,我才对原版书名Being You若有所感。我内心涌现的是“相由心生”这个词。“Being You”,你是你自己塑造的样子。世界也是你自己塑造的样子。


思想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绝不以获得某个确凿无疑的答案而自鸣得意。生于1972年的阿尼尔·赛斯,2001年获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在长达20余年的研究中,他始终保持着对固有观念、思想方法的警惕和批判精神。《意识机器》这本书对意识的探索和思考是开放的。在触及内在体验的深度解析时,书的后半部分包含两个重要的延伸思考,这是作者思想活跃、触角深邃的过人之处。


一个是人格同一性,另一个是感知连续性。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伴随现象学崛起,流动性哲学、过程性哲学、构造性哲学渐渐丰富了哲学领域。人们重新注意到了“忒修斯之船”的丰富含义。“万物流变”这一哲学思想,长期处于柏拉图思想的光环遮蔽之下。对于追求永恒(真理)的古典哲学传统来说,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不是“好”的哲学。在古希腊人眼里,变动、变化都是不好的。有趣的是,东方古代圣贤也不怎么待见变化。比如《易经·系辞下传》中有言:“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将意识视为体验、感受,势必面对川流涌动的世界之河,势必无法驻足于坚硬的概念磐石、支撑于冰冷的逻辑之链。赛斯拣选“人格同一性”“感知连续性”两个难题,正是作者眼光独到之处。


探索“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在于如何解释自我的建构。


传统理论将自我的建构置于静止的解释框架中,无论是洛克的身心二元、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还是马斯洛的三角形理论、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赛斯博士的视野已经抵达东西文化交汇的边缘。东方的澄明、空、梵,其目的是将一切有形、有情、有为,视为助力,让“名—实”“性—相”“知—行”“有—无”“体—用”等言说,皆成为自我能够“傲立”其间的“依托”,不至于成为任何欲念的附庸,这是东方文化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建构。这种自我,是鲜活、清澈、澄明的。


遗憾的是,赛斯博士虽有此意,但着墨不多。他的阐释依然是偏西方的,比如将自我建构概括为具身的自我、叙事的自我、社会的自我三个层次。当然,这个命题极其宏大,一己之力实难支撑,但赛斯博士毕竟凿开了一片巨大的探索空间。他从大量的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实验案例,探索自我的建构,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我同一性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易于被摧毁。自我同一性的建构与解构,恐游离于似与不似之间,否则便导向了虚无主义。


赛斯提出的“人格同一性”和“感知连续性”两个问题,其实是紧密关联的。


自我体验的稳定性,有赖于对连续性的感受。比如“变化盲视”这个观念——我们其实一直在变,却无法感知变化。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变化”一无所知,而是说,细微的、时时刻刻的“变化”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自身稳定性的切身感受。


人类是粗分辨率物种。人的感受器官并不灵敏。大千世界瞬息万变,刹那因缘更加细腻的更迭,只在人的肉身感官中沦为背景噪音。如果将这些背景噪音放大亿万倍,人可能宛如置身轰鸣的马达、奔涌的数据机房之内,感受嘈杂万物在计算、奔涌、交换间,幽灵一般相互纠缠、渗入渗出。


外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感觉印象,只是慢动作加取景框过滤后的静态呈现。生活中所谓的众口难调,实则是所有的自我体验,都带有各自绝不相同的取景框,无法同窗。


在本书第八章的末尾,有这样两句话:“变化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感知推理。我们的感知可能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它们感知为某种改变。”“我们感知自己不是为了了解自己,而是为了控制自己。”这两句话颇有禅言佛语的妙境: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为什么说“幻觉”这个词语很糟糕?糟糕就在于“着相”。其实并不是,也没有什么幻觉可言。赛斯此言,只不过是矫枉过正,努力打碎千百年来过于“坚硬”的自我建构,言说一种柔软的、融化的自我建构。自我,只是流淌着的自我、溪流般的自我。


借助这个探究,赛斯引出“控制”的重要性显得十分自然。自我感知的易变性,如果不能得到合理调适(控制),给它边界感、安全感、稳定感,人是会崩溃的。


这是赛斯版“野兽机器”的正解。

 

书中写道:“自我感知不是要发现这个世界上或身体里的东西。它有关生理控制和调节,有关生存。”赛斯的触角,由此进入一个极深的问题:生命何以如此?这也是思想史古老的身心问题。套用笛卡尔的话,赛斯的主张是:“我感故我在”。



四、活着是硬道理


“存在巨链”是古希腊与希伯来文明重要的交汇点。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在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笛卡尔的理性思想,伴随钟表、机械、动力技术的大肆应用,“人是机器”(拉美特利)的思想渐成主流。


赛斯对“人是机器”给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个机器不再是冷冰冰的,由外部的弹簧、钟摆赋予运动的节奏,也不再是可拆解、可装配的机器,而是灵肉合一的机器。


这个野兽机器,有一个复杂的内感受机制,这种机器由内而外,生产着恐惧、焦虑、快乐、遗憾等情绪体验,同时不停地自上而下地对这些情绪体验进行贝叶斯猜测,调适着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现象。


赛斯指出,我们过去把问题搞反了。人不是因为痛苦而哭泣,而是因为哭泣而感受到痛苦。这非常反直觉。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个所谓的“直觉”,可能正好是认知固化的产物。


赛斯认为,无论关于生命、身心、意识编织出什么花样的解释,有一点是绕不过去的:活下去,是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进化赋予的使命。他指出,保持有机体的完整性,就是大脑唯一遵循的内在驱动力,“从进化角度来说,大脑并不是用来进行理性思考、语言交流,甚至也不是用来感知世界的”。


赛斯的野兽机器与笛卡尔的野兽机器不同,笛卡尔的机器是死机器,赛斯的是活机器。笛卡尔切断了生命和思想、存在和认识的关系,转而把这种关系摆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实验台上,让抽象的主体对此上下打量、托腮沉思。赛斯则将所有鲜活的一切,一股脑儿交还给躯体自身——“我们不是认知电脑,我们是感觉机器。”


所以,当赛斯用“梵我”这样极具东方色彩的术语,描述他的野兽机器时,对浸淫于东方文化的我们来说,应当感受到的不仅是那种熟悉的味道,而且是这位70后学者奔放的思想魅力,以及他冲破旧知识和旧思想牢笼的勇气。



五、自由意志的可爱之处


这本书并未停留在对意识体验、自我构建的现象学分析层面。赛斯需要用他所建构的解释系统,解剖几个现实问题。赛斯选择的是“自由意志”这块硬骨头。


自由意志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特别在AI出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每一个个体的感知似乎是真切的,“我可以自由地控制、选择、拒绝、修改、停止、后悔”。


然而在赛斯的解释系统中,“自由意志不是对宇宙中的物理时间的干预,更确切地说,不是对大脑中物理事件的干预,不是让本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与泰格马克《生命3.0》中关于技术对生命的“介入”观点相比,我认为赛斯的思想更高一筹。


对自由意志问题提出挑战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Libet实验,这个实验巧妙地回答了“意识和注意何者在先”的问题。在眼睛注意到光斑的移动之前半秒钟,大脑已经给出了提前的反应。这个实验困扰了认知科学界30年。


2012年,神经生理学家亚伦·舒格的实验证明,这只是一场虚幻,“准备电位可能不是大脑发起行动的信号,而是它们被测量方式的产物”。在赛斯的解释系统里,自由意志也只不过是自我感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个词,用来指代某种精神活动的状态。长期以来,物理主义的思维惯性太过强大,以至于如果不能把自由意志归结为某个大脑区域、神经元的“刺激—响应”循环,不能找到它的物理根源,这件事就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赛斯并未简单地抛弃“自由意志”这个词。保留这个虚幻的词,或许并无大碍,“我本可以做的不一样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我真的可以做的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自由意志的福音在于,它可以催生伦理、罪恶、内疚的感觉,这是社会建构必需的精神养分。

 

赛斯指出,“意志的体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直觉推断,会带来自愿行动。”


另一个运用赛斯解释学的场景,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

 

在AI领域可供争论的议题很多。赛斯的观察,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把意识和智能混为一谈。在赛斯的解释路径中,智能只是人造物。认为意识与智能等同,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赛斯的大胆论断是:“意识不是由智能决定的,智能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存在。”

 

这么说来,真正可怕的并不是AI拥有多强悍的“智能”,而是人工意识。用赛斯的话说:“是生命,而不是信息处理,这给生硬的模式注入了激情。”

 

在赛斯看来,图灵测试或许要用科幻电影《机械姬》中的“嘉兰测试”来重新表述。人们关心的并非机器是否拥有意识,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机器会被人判定为“拥有意识”。这将带来巨大的认知混乱,也就是当冰冷机器和野兽机器之间的分界线消失了,那么一切大脑中留存的观念、情感、秩序、价值的解释体系,将被毁损殆尽。

 

对这一前景,作者持有某种略带批判的谨慎的乐观精神。为什么机器意识的前景如此诱人?为什么它对我们的想象力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赛斯的观点是:“这与一种技术狂热有关。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想要超越我们有限而混乱的物质生物存在。”赛斯的看法与美国人工智能学者潘蜜拉·麦可杜克的观点类似。她在1979年出版的《人工智能》一书序言中写道:“人工智能是一个遍布西方思想史的观点,是一个亟待实现的梦想。”


即便智能机器终将超越人们的想象,但“从野兽机器的角度来看,理解意识的追求将我们越来越置于自然之中,而不是离它更远”。

 

这些年,科技领域的畅销书市场异常繁荣。赛斯博士的《意识机器》甫一出版,即引来热烈反响,被英国《卫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以及彭博社等一众媒体评为年度最佳科学图书,也被英国哲学家奈杰尔·沃伯顿列入他的2021年度哲学图书精选。


我的推荐理由是:一部真正的科普佳作,并非将读者沉陷于精彩故事的震撼和冲击中,而是努力撑开思考与想象的星空,让人有掩卷长思的可能。对大众来说,抵御那种屡屡遭受智能科技惊吓状态最好的武器,就是获得一种畅快的、有穿透力的新解释的可能性。关键是这种解释是开放的,是跨越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的可能性。


心灵慰籍的精神力量之所以代代相传,不是因为上帝、神、佛祖真的在物理意义上存在,而是这个世界始终保持可以栖居、嬉戏、诗意的可能性。这需要重新梳理、理解和诠释过去深嵌在知识谱系中,像意识这样的“硬骨头”。


赛斯的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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