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试图打破传统秩序，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等目标，以图建立一种新秩序，这场运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他们提出的目标有没有实现，如未能实现，原因是什么？下面，从启蒙的角度做些说明。
启蒙是一个理性概念，指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准确地说，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一个分工合作充分展开的“社会”下来认识，认识到这样的社会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要维护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认识到谁破坏了这样的社会，谁就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有这种认识，是启蒙。相反，把自己的利益和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组织，某个国捆绑在一起，认为自己的利益取决于后者，就是非理性，也是没有得到启蒙。
启蒙，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之上的。社会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但并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增进自己的利益，只有分工合作充分促进的社会，才是自己的利益，为此，任何的政府和个人，都不能破坏社会，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使分工合作得以可能的规则。这是经济学给出的“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知识。
根据这一原理，“社会”高于国家，“国家”只有在服务于分工合作的促进时，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国家通过保障分工合作不断扩展的社会，来保护个体的利益。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成为服务个体利益的手段。
根据对“社会”的这一认识，统领对国家，对传统、对西方等等的认识，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个体的行为，都要放到这个原理下来检验，即“理论”先于“历史”，有关国家和传统的各种观念，都要在逻辑上成立，建立在确切的理论之上，不能以“历史的”或“经验的”观念来取代它。我们把具有上述认知，称为真正的启蒙。
真正的启蒙是一个“科学”问题，准确地说，是能否认识或求得有关“社会”之原理的“科学”问题。当习得这种有关社会何以可能繁荣的科学知识时，启蒙才开启了。习得这一科学知识，是理性，也是“启蒙”。这才是被准确理解的“赛先生”。
但五四青年并未曾接触上述知识，他们事实上没有受到启蒙。因为，当时的传统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知识，而当时引入到中国的西方思想，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知识，甚至可以说，是与真正的启蒙相反的知识。
这种被引入到中国的西方思潮，不是真正的个体主义，它把打破约束等同于“自由”，而没有强调应该服从普遍的一般性规则。这种思潮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建构主义，后来整个社会倒向国家主义，正是与此有关。
由于五四青年并没有习得有关社会何以繁荣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没有被启蒙，也就是处在非理性的状态。他们意识到“德先生”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不拥有支持“德先生”的观念。因为“德先生”是正确观念（启蒙）的结果，而这种观念他们并不具备。
他们的“非理性”，在行动上表现为以破坏的方式实现变革，他们试图打倒孔家店，当然还有整个民族之后持续几十年的非理性行为。他们以为打破了传统，就会有“好”的社会，结果引来的是比他们试图打破的传统更加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他们把国家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应该受“分工合作原理”（自发秩序原理）的约束，在这个约束之下的国家，才是有助于分工合作的，因此才是有助于他们利益的。
由于“社会科学”的贫困，他们在诉求国家的时候，在无意中塑造的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家。他们以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自己的利益，殊不知，只有受约束的国家，才是自己的利益。结果，国家压倒了社会，最终也压倒了他们。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后代，成了牺牲品。上世纪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演绎的，计划经济、大跃进和各种运动等等，一个接一个，直到1978年，中国人才开始过上好日子，而这时距离五四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所以，“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是伪问题。首先，当时人们不清楚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启蒙当时并没有真正开启。其次，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先有国家，然后再启蒙。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启蒙，那么所谓的救亡，只是制造出一个更不利他们境况的国家。如果真正的启蒙被压倒，那么所谓的“救亡”就谈不上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救亡，而是启蒙。启蒙，意味着一个民族开始进入到一个理性的时代，对过去非理性的告别。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通过自我建设，推动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这个角度说，五四开启的启蒙运动还远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