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之歌——冯雪峰传》读后
2022-02-16
孙琴安：《雪之歌——冯雪峰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读有关晚年鲁迅的文献，总是碰到冯雪峰。有关鲁迅的几件“生平疑案”，如会见李立三、会见陈赓、给延安发贺信、给毛主席送火腿，都与冯雪峰有关。另外，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四条汉子”的关系，介入“两个口号之争”，都涉及到冯雪峰。想找本冯雪峰的传记读读，没有找到合适的，只能用这本凑合。
冯雪峰的一生，曲曲折折，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如果不是因为革命，他会是一位卓越的诗人、文艺理论家。革命丰富了他的人生，彰显了他的人生价值，但也给他带来灾难。最大的灾难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疾病缠身，牢底坐穿，而是被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所抛弃，被自己所信任和忠诚的组织无端陷害，无情批判，无限打击。
冯雪峰1903年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在老家读私塾，后到金华读浙江第七师范学校，期间参加过学潮。18岁时到杭州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有朱自清及叶圣陶等人。在这所学校里，冯雪峰接受新文化，尝试写作新诗。与应修人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四人的“湖畔诗社”，出版新诗集《湖畔》，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
1925年到北京求学，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课。其间，自学日语，通过翻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大钊被捕，慷慨就义；受李大钊精神之感召，冯雪峰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冯雪峰认识了丁玲。丁玲准备学日语，经朋友介绍结识冯雪峰。那时，丁玲已经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胡也频在从事文学创作。丁玲与冯雪峰一接触，就被深深吸引。丁玲采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不避讳她与冯雪峰和胡也频的三角关系。冯雪峰不想伤害胡也频，主动退出。找戴望舒借了路费，逃到上海。丁玲追随而来，胡也频随后赶到。接受丁玲的建议，他们曾一度在杭州“三人行”。冯雪峰受不了，还是要退出。丁玲给冯雪峰写了极为大胆且肉麻的《不算情书》的情书，说是“不算情书”，实在非常露骨，弥漫着肉欲。我对丁玲极大的恶感，缘于她对沈从文的恶劣攻击，说沈从文写的纪念她的文章侮辱了她。那时候，沈从文确实以为她死了，那文章确实是为了纪念，而且是欣赏的态度。要说暴露，比这个“不算情书”的情书要隐晦含蓄很多。冯雪峰毅然退出，丁玲回到胡也频身边。冯雪峰回到上海，继续与戴望舒等朋友一道从事翻译和创作。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群体围攻鲁迅。冯雪峰写作《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这年年底，经由老同学柔石的介绍，冯雪峰结识了鲁迅。一开始鲁迅对冯雪峰心存顾忌，以为他是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年轻人一样的极左人士。经过柔石的一再解释，鲁迅才接纳了他。冯雪峰与鲁迅共同感兴趣的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苏联或新俄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鲁迅之前已经接触过不少，那时正在翻译和学习中。就鲁迅接受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冯雪峰并没有多少影响，鲁迅的思想是在其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冯雪峰与鲁迅很快就变得很熟络，他经常在晚上九点十点之后去鲁迅家，一起抽烟喝酒聊天到深夜。对于身处各种敌对势力围攻之中的鲁迅来说，冯雪峰的陪伴给了他战胜孤独的力量。
1929年底，李富春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人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转而与之联合，建立左联。潘汉年和冯雪峰等人担任筹建左联的任务。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冯雪峰是十二位发起人之一，是七位执行委员之一，负责与鲁迅的联络工作。1931年1月，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这一年2月，胡也频等五位作家遇害，左联遭受极大打击。冯雪峰与鲁迅等人筹建《北斗》杂志，由丁玲主持工作。这一年的9.18抗日集会，本来安排人演讲的。现场有特务出现，准备演讲的人胆怯，冯雪峰临时决定自己上台，虽然展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却暴露了身份。姚蓬子也因为害怕，集会没结束就悄悄逃走。也在这一年，周扬从日本回国。周扬原先入了党的，后来丢失了组织关系。周扬向冯雪峰说明情况，冯雪峰帮助他恢复了党的关系，还推荐他进入左联的领导班子，并决定由他替代姚蓬子主持《文学月刊》的主编工作。冯雪峰对周扬的无私帮助，对周扬走上领导岗位起到重要作用。想一想周扬对胡风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推脱和阻碍，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1932年周扬主持的《文学月刊》上发表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有辱骂和恐吓的味道，鲁迅发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予以批评，冯雪峰也对周扬提出批评，要求公开纠正，二人就此发生矛盾。
胡也频遇害后，丁玲与史沫莱特的翻译冯达认识并结婚。1933年5月，冯达被抓捕，供出了丁玲。国民党特务到丁玲家蹲守，应修人去丁玲家商量工作，被特务抓捕，搏斗中从楼上摔下，不幸身亡。丁玲与冯达在国民党特务监禁下生活在一起，丁玲还为冯达生了一个孩子。鲁迅、冯雪峰和沈从文都为营救丁玲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效果。这一年8月，冯雪峰受命组织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会议），因为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继续留在上海太危险，受命转移到瑞金。当时，冯雪峰的妻子正在怀孕，走不了，冯雪峰就将妻子委托给鲁迅和许广平夫妇照顾，鲁迅将他们接到自己家里。
1933年底，冯雪峰到达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那时伟人受到左倾领导人排挤，从红军指挥岗位退出，赋闲养病。冯雪峰结识伟人，经常在一起长谈，喝酒，伟人很喜欢听冯雪峰谈论鲁迅的思想和著作，工作和生活。冯雪峰是伟人了解鲁迅的重要渠道。后来，加入谈论鲁迅的，又有了瞿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保不住了，中央决定撤退。当时中央总负责人是博古，要求瞿秋白留下。撤离的命令是秘密下达的，伟人也没接到通知。是冯雪峰找到伟人，通知他撤离的。长征路上，冯雪峰还是一路与伟人畅谈鲁迅的思想和事迹。1935年10月，冯雪峰作为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全程的文化人，跟随中央一起抵达了陕北。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央指令，作为特派员到上海工作。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全面的破坏，中央命令冯雪峰到上海工作，可能与之前鲁迅和茅盾发来的庆贺红军东渡黄河的贺信或贺电有关。张闻天和周恩来交代冯雪峰的任务有三项：一是联系爱国人士；二是联系地下党；三是顺便管理文艺界的工作。到了上海，冯雪峰先找到鲁迅。这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当时形势下只能如此的选择。鲁迅一见冯雪峰就大倒苦水，说这两年被周扬几人整得够呛。鲁迅又说到左联解散的事情，说到新成立的文艺工作者协会的事情。鲁迅是坚决不参加文艺工作者协会的。冯雪峰又见到茅盾。茅盾说起贺信的事情。不过，此书中茅盾讲到的贺信的事情是错误的。此书中茅盾说一星期前他和鲁迅联名发了一封贺信，通过史沫莱特送到瓦窑堡。时间不对。冯雪峰从延安出发之前中央就收到贺信了，显然不是一星期之前；而且，茅盾讲过只是听鲁迅说过史沫莱特提议他们写贺信，茅盾既没有动笔，也没有签署。茅盾在与冯雪峰的交谈中还点名批评胡风。对胡风有意见的不仅是周扬等“四条汉子”，还有很多人。这就让我不得不怀疑胡风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在与胡风和鲁迅的交谈中，说到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鲁迅和胡风都不赞成这个口号，周扬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时事先并没有与鲁迅商量。在鲁迅和胡风看来，这个口号的阶级性存在问题，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嫌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实际上是冯雪峰提出来的，得到鲁迅和胡风的认同，胡风写了文章发表。这个口号其实又是依据伟人的讲话提出的。胡风文章发表后，“两个口号之争”就展开了。周扬一派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进行批判。鲁迅当时身患重病，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读不能写，就只能由冯雪峰代笔。鲁迅参与“两个口号”论战的三篇文章都是由冯雪峰代笔的。其中的第三篇，有一半内容是冯雪峰写的，另一半是身体稍微好转的鲁迅添加的。因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严厉指责，而这封公开信又是冯雪峰代笔的，这就使冯雪峰在周扬和夏衍等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两个口号之争”之外，周扬和夏衍对冯雪峰已经很有意见了。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的代表，他到上海是要负责组建党组织的，这就要求他积极主动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冯雪峰一到上海就联系鲁迅和茅盾，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冯雪峰太侧重与鲁迅的关系，而忽视了地下党的存在。冯雪峰到上海半个月之后，夏衍才从胡愈之那里知道党中央派人到上海的。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党的工作异常艰苦，危险，他们日月盼望党的领导，可以说是望穿秋水。周扬和夏衍对冯雪峰有意见，情有可原。冯雪峰是有意要为难周扬他们的，这可能与他从鲁迅那里听到太多关于周扬他们的坏话有关。冯雪峰决定要见周扬的时候，派了他的随员王学文去送信，纸条上莫名其妙有两句话“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这是对周扬的人格污染，不知冯雪峰写这两句话是什么意图。周扬看到这两句话，非常生气，扭头离开。这是冯雪峰和周扬仇恨加剧的催化剂。在到上海的这段时间，冯雪峰倒是又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帮伟人找到了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并安排到陕北。另外，就在这一年，丁玲从敌人的监禁下逃脱出来，冯雪峰将其安排到陕北。也在这一年十月，冯雪峰的导师和朋友，中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因病去世。冯雪峰在幕后组织葬礼，胡风在台前操作一切。在冯雪峰拟定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出现了伟人的姓名。
1937年初，冯雪峰回到延安，向伟人汇报工作，详细汇报了与鲁迅的交往，鲁迅最后时间的工作和生活。那时候，伟人对冯雪峰是相当信任的。1937年7月，冯雪峰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会，他只是一般工作人员而不是谈判代表。博古给了冯雪峰一份文件，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的内容，看到这样的文字，冯雪峰大为震怒，与博古发生了争吵。冯雪峰骂博古叛变，已经准备当“新官”了。随后冯雪峰给潘汉年写信请假，离开代表团，回老家义乌去写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伟人曾经给冯雪峰发电报，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要他回延安去，冯雪峰没有接到电报。冯雪峰脱离党组织两年，1939年才再次恢复组织关系。1941年，由于叛徒出卖，冯雪峰在金华被捕，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冯雪峰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过开刀手术，其坚韧的毅力让人惊叹，他还曾经帮助年轻同志成功越狱。伟人得知冯雪峰被关进集中营的事情，非常着急，指示进行营救工作。1942年10月，在宦乡同志的努力下，冯雪峰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保释出狱。之后，冯雪峰一直从事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冯雪峰的这次意气用事，当了革命的“逃兵”，对其一生影响极大。1945年在重庆，冯雪峰见到前来谈判的伟人，问起自己以后的工作安排，伟人说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吧。夏衍后来说起冯雪峰的这段经历说到，冯雪峰那样的老资格，解放后只安排个出版社社长的职务，是与他1937年离开革命有关的。实际上，冯雪峰作为党的文艺理论家，他对伟人的文艺思想并不是百分之百赞成拥护的。同胡风一样，也与鲁迅一样，他们认为文艺的功能不仅仅是宣传和斗争，文艺的政治性不应该取代其文艺性。这样的观点是伟人不能接受的。冯雪峰后来被说成是“反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原因就在这里。
解放前后，冯雪峰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及鲁迅著作的注释及编辑工作。1951年，冯雪峰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是老革命，老干部，资历深，能力强。就其经历和能力而言，应该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不过，冯雪峰对于从政并无兴趣，他最大的兴趣，大概就是可以自由地办个刊物，可以自由去抒发自己的见解。在北京，冯雪峰只是出版社社长，而周扬却是他的顶头上司，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冯雪峰与周扬三十年代就结下梁子，一直没有得到纾解。周扬作为文化部和宣传部领导，凡是他组织的会议冯雪峰都不参加，而是派个副职或秘书代为参加。周扬在这件事上倒是不怎么在意，尊重冯雪峰的选择，不为难他。
冯雪峰后来又被任命为《文艺报》主编，在这个任职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运动。1954年，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李希凡和蓝翎先是给《文艺报》写信，询问可不可以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文艺报》没有回应，他们就将文章投寄到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文章发表后被江青注意到，推荐给伟人。伟人对两个年轻人的勇气和作为大为嘉奖，建议文章在《文艺报》加编者按后转载。当时冯雪峰正在忙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和整理工作，对日常编辑工作重视不够。《文艺报》不够积极主动的态度引起毛主席的不满，周扬和冯雪峰都受到点名批评。冯雪峰作了深刻的检讨，没有得到伟人的原谅。伟人觉得冯雪峰作为党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与自己的一些文艺观点非但不吻合，有些地方还格格不入，对此甚为不满。伟人阅读了冯雪峰的一些诗歌与寓言，并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伟人是准备深挖冯雪峰错误思想的根基，进行深入批判的。就在这一年，冯雪峰被解除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从此之后，每一次政治运动，冯雪峰都摆脱不了被牵连被批判的厄运。
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冯雪峰难逃厄运。早在三十年代，他和胡风就是鲁迅最亲密的战友，在“两个口号之争”中，他就与胡风站在一起，站在鲁迅一边，与周扬为首的一派展开斗争。现在，鲁迅早不在了，而当初受到鲁迅严厉批判的周扬成为文化及宣传部门的领导人。胡风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冯雪峰也因为支持胡风的反革命行为成为受批判的对象。1957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冯雪峰又受到牵连。批判丁玲和陈企霞，很大程度上是周扬玩弄权术的把戏，毫无正义性可言。冯雪峰受到牵连似乎是必然的，他曾经与丁玲是恋人，他和丁玲又都是鲁迅的战友，而且牵连冯雪峰将其进一步批倒批臭似乎是吻合上面的意图的。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冯雪峰受到的批判甚至超过丁陈二位。在一次揭批冯雪峰的大会上，夏衍罗列了冯雪峰勾结胡风，欺骗鲁迅，迫害周扬和夏衍的一系列罪恶勾当，就连许广平也对冯雪峰厉声斥责，说冯雪峰利用了鲁迅，欺骗了鲁迅。周扬等人为了卸下历史上“四条汉子”的恶名，要求冯雪峰承认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全文都是冯雪峰写的，鲁迅只改动了其中几个字。其实，当初的文稿还在，文稿中清清楚楚的，后半部分的文字是鲁迅亲笔写的。周扬等人以保留党籍威胁冯雪峰。他们派出冯雪峰一向比较信任的邵荃麟去说服冯雪峰，为了党的利益，希望他作出牺牲。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党籍。冯雪峰被迫作了违心的说明，最后还是被开除了党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冯雪峰再一次受到冲击，被打成“叛徒”，又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候，周扬等人也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因为鲁迅曾经封周扬、夏衍等人为“四条汉子”，“四人帮”就以迫害和对抗鲁迅的罪名对周扬等人进行打击和批判。周扬被打成聋子，夏衍被打断一条腿，田汉屈死狱中。不过，当“四人帮”找冯雪峰搜集“四条汉子”的罪行时，冯雪峰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他们的话。尽管多次受到周扬的迫害，但冯雪峰却绝不落井下石，这就是他为人光明磊落而坦坦荡荡的表现。1975年周扬出狱，冯雪峰处于病危当中。冒着巨大的风险，周扬去探望了冯雪峰，表达了歉意、敬意和好感。
1976年1月，冯雪峰病逝。之前，他一直在从事鲁迅著作的注释、编辑及研究工作。临死之际，使冯雪峰耿耿于怀的还是被党组织开除一事，他痛苦流涕的还是未能重新加入党组织。冯雪峰得以恢复党籍，是在他去世三年之后的1979年。
读罢冯雪峰的生平故事，让人不禁嘘唏。鲁迅很欣赏他，说他做人耿直，有浙东人的脾性。他不仅是耿直的，而且是忠诚的，大无畏的，是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本来只是个诗人，因为思想进步，忧国忧民，所以走入了政治。但他这样的个性，在政治上是永远也成熟不了的。他不同于周扬那样的人，能屈能伸，八面玲珑。尽管周扬也曾经被整，被打聋了耳朵，但周扬是天生的政客，在政治运动中能随波逐流，得心应手。冯雪峰过于耿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他学不会能屈能伸，而永远是宁折不弯。他为什么一再被整呢？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他跟胡风一样，试图保持自己的思想，并不愿意完完全全成为思想的奴隶。这些，除了来自他的个性之外，可能还有鲁迅的影响吧。
实在为冯雪峰感到不平。他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年代就入了党，一生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与鲁迅交往，与胡风不一样。胡风对鲁迅总是恭敬且敬畏的，而冯雪峰经常会勉强鲁迅，实际上是在利用鲁迅。不过，冯雪峰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是为了党的事业而利用鲁迅的。也正是为了党的事业，他才会那样得罪了周扬等人，招来后面的一次次灾难。胡风确实被整得很惨，却不像冯雪峰这样惨。胡风是个自由主义者，与革命事业保持着距离。冯雪峰不一样，他是老革命老党员，长征干部，对党忠诚，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却也一样受到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最后乃至被剥夺了视之胜于生命的党籍。
瞿秋白视死如归。不过，瞿秋白死前对于成为领导人是有后悔的，他本来只是一介书生，做一介书生足矣。冯雪峰死前仍然念念不忘他被剥夺的党籍，痛哭流涕。被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抛弃，这种痛苦只有他才能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