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

赵峰 原创 | 2023-06-04 17:07 | 收藏 | 投票

 瞿秋白:多余的话

2022-02-19

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

 

本书是个文集,除了瞿秋白临死前完成的具有遗言性质的《多余的话》之外,还有三十五篇文章,其中包括具有重要文献意义的对鲁迅杂文进行深入分析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和以鲁迅笔名发表的具有鲁迅风格的杂文十三篇。

《多余的话》篇幅不长,仅两万多字。

193410月红军出发长征,疾病缠身而行动不便的瞿秋白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他本来想跟大部队一起走的,但博古不同意。19352月,瞿秋白准备离开江西,计划从福建到香港,再回上海治病。在福建被反动地方武装俘获。后因叛徒出卖而暴露身份,被关进上饶监狱。1935618日被执行枪决。狱中,瞿秋白写下《多余的话》,作为遗言,也是他人生的自白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也是在狱中留下的遗言,方志敏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他对自己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的心理剖析,尽管真诚、无私、坦坦荡荡,但充满着灰暗的色调,表现出他的忧郁、痛苦和倦怠。相对于光辉灿烂的《可爱的中国》,《多余的话》是暗淡的,充满负能量的。

瞿秋白牺牲后,该文先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原稿一直没出现过。但是从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可以确定是瞿秋白的作品无疑。文革中,《多余的话》被批判为“一个叛徒的自白书”,是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也被判为“叛徒”。1980年中央作出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之后“拒绝投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立场”,又说《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这就否定了“叛徒自白书”的定性,“叛徒”的说法也证明是污蔑。后来的《瞿秋白文集》中收入了此文。

本书的“出版说明”中说,瞿秋白同志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他还“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还是将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的为数不多的重要理论家。

瞿秋白同志(1899-1935)出身于浙江常州一个破落绅士家庭。年轻时到北京求学,无钱进入自己心仪的北京大学,就进入免费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又加入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被《晨报》派往莫斯科担任通讯员。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班上学生有刘少奇。1922年,由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陈独秀赴莫斯科开会,瞿秋白担任翻译,颇受重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87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央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成为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11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解除领导职务。1932年到1933年间在上海养病,结识了鲁迅,结下深厚友谊。19334月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肯定了鲁迅杂文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剖析了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思想发展,奠定了政治化和革命化鲁迅的基础。1934年初瞿秋白进入瑞金,担任教育部长。……

 

《多余的话》一文两万多字,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1,何必说(代序)?

似乎是有些自暴自弃。因为“历史的误会”,做了十五年的政治工作。因为勉强,总也做不好。现在想说一说心里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写一点最后的坦白的话”,“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学“我”的样子做什么呢?不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不擅长的事情?不要从政?不要勉强自己?避免被幻想蛊惑去做不切实际的事情?瞿秋白似乎是在否定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肯定或否定是他自己的事情。但瞿秋白不同,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过中国革命的进程,当然也影响过很多具体的人,尤其是青年。他这样否定自己,就是否定自己的事业,否定自己曾经奋斗的事业的价值。作为个体否定自身问题不大,作为曾经的党的领导人否定自己的事业,就是错误的。瞿秋白看重自己作为文学家或者理论家的身份,而忘了自己曾经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才会有这样的判断。或许是受到鲁迅的某些影响吧。鲁迅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不做青年的表率,更不做导师,免得自己的行为将青年引上歧途。

2,“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说,1918年他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其说是革命理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这种人生观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成为政客或者“政治动物”相去甚远。他本来是个遁世主义者,却阴差阳错走上政治的舞台。

第一个误会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推选为学生代表,组织游行示威,接着又加入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只是读过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几个段落,就被认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系列的误会接踵而来。成为驻莫斯科的通讯员,进入东方大学,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四次当选中央委员,一直到八七会议当选中央领导。

虽然成为中央领导,在权力斗争中,他只是调和派,根本不愿意代替那些曾经的当权派。他觉得自己非常不适合成为最高领导,在会议上也只发表一般的主张,说些无聊的空话。没有什么实权也不想行使什么实权。他只是根据章程发号施令,具体工作是由部门完成的。实在无聊,实在想退出,却又觉得退出就是在拆台。六大的时候他就要退出的,又说不出口。实在勉为其难。旧干部中没有人,而新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不过,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他有两年是在莫斯科,国内工作是由李立三和向忠发执行的。1931年因为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而被免职,对于瞿秋白来说算是一个解脱。他说,就他的性格、才能、观念来讲,他只是个半吊子的文人,当了多年党的领导,实在是个历史的误会。“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

瞿秋白说让他这个只是初具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成为共产党的领袖,是个历史的误会。没有这样的误会,他更可能成为文学工作者,在那个领域他更可能取得成就。读过他的“多余的话”,我也相信是个历史的误会。不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不仅仅落在在瞿秋白的头上,而是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太迷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太迷信苏联,进而迷信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曾经留学苏联的人士。瞿秋白仅仅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就被看成是大理论家,就担任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看其革命经验,不看其领导能力,而只看其理论知识,留学背景。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是造成共产党早期一系列重大失误的原因。实际上,在陈独秀之后到伟人在遵义会上重新掌握领导权之间,这种迷信洋教条的而导致的历史误会就一再上演。

3,脆弱的二元人物

这是瞿秋白对自己个性的深刻剖析。

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是有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但是出身于世代绅士家庭的瞿秋白,骨子里潜伏着绅士意识,士大夫意识,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市侩式的意识。总是表现出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总是怀揣着那种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将自己看成是个高等游民;内心总是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狂妄的,其实只是一个废物。总是努力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努力接近工农群众,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工,没有干过农活,连衣服都不会洗,饭也不会做。有时与工农谈话说不上几句就没词了,很尴尬。出席政治会议,只会就事论事,没主见,没想法。仿佛是在给别人做事,只想完成任务,早早结束,然后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读自己想读的书,做自己的文艺。只要是工作,就总是感到疲倦,无法克制懈怠的心理。

对比一下伟人和瞿秋白,他们之间真的是有太大的不同。伟人虽然也是文人,却更是实干家。他有雄心壮志,也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能力。他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对人民群众有强大的凝聚力。他信念坚定,毅力坚强,思维敏捷,作风强悍。伟人是真正具有领袖气质的,而瞿秋白还真的只是一介书生。

4,我与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说,对马克思主义他从来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连《资本论》都没有读过。他只是读过报章上一些零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文和列宁的小册子。虽然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对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懂一点皮毛,充其量只能说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虽然翻译过一些东西,编过一些讲义,但自己的认识还非常幼稚,错误百出。

瞿秋白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不得不由我开始,只是因为我勉强有这两方面的条件。但我的理论认识是错误的,这就导致了机会主义,给党带来了损失。我的那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浅显的,根本不够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因为这种失败,于是就变得非常消极,凡事听之任之,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放弃了自我。

这种判断让瞿秋白对自己很失望。“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不过,“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其实,瞿秋白是对于自己要求太高了。在他的时代,在中国,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算还是处于仅仅了解“皮毛”的水平,他也算是“权威”了。要找到一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只怕中国革命的实践永远都不能展开。问题其实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不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可能更早就找到合适的道路了,即使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处于并不那么高的水平。

5,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

瞿秋白承认自己的缺点,说他从来就没有知人之明,只会和稀泥。对于立三路线和盲动主义,什么都没做,听之任之。由于盲动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自己很内疚,很惶恐,却又无能为力。在那个位子上,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一刻不得心安。

193117日被解职,卸下了千钧重担,感觉一下子就轻松了,解放了。从此,实际上就离开了政治舞台,政治生命也告结束了。

6,“文人”

瞿秋白说,“文人”正是一无所用的人物。“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文人”,像“我”这样无用的文人,是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都不敢的人。

“我”这样的文人,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没有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总是优柔寡断,随波逐流。

“我”这样的文人,总是充满“弱者的道德”,相信忍耐和躲避,凡是都讲和气。这种性格,根本就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

其实,这样的“文人”只是“戏子”而已,总是扮演着被强加的角色。懂一些零碎的粗浅的知识,实际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所谓“文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废物”。

我读瞿秋白的这些话,感觉都脸上一阵阵发热。我对他有一点点意见。他这样讥讽完“文人”之后,就可以潇洒离开了;而我作为一个比孔乙己还无用的“文人”,却还要端着“文人”的饭碗讨饭吃。

7,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我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我始终戴着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跟应当祝贺我。”

 

他走的时候相当潇洒。他从容地哼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走到草地上一块干净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很好,坐下。然后枪声响起,就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苏格拉底是死得最潇洒的,瞿秋白之死,要比苏格拉底潇洒。

 

读罢瞿秋白这两万字的奇文,心底是一片沉静的哀痛。

我初以为瞿秋白为自己参加革命而后悔,其实不然。如果说有后悔,也不是后悔于参加了革命,或者被选为党的领导人,而是后悔于自己个性的缺陷,知识的不足,能力的不够,从而未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很好为革命服务。不过,这种由历史的误会所造成的缺憾,个体是无所作为的。

我深深感慨的是,临死的瞿秋白对自己的深刻解剖,他的个性,文化,思想,他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包括个性的软弱,意志薄弱,小资产阶级的观念,绅士的意识,文人的无用等等。他甚至不想成为烈士,他因为厌倦已经丧失革命的热情,因此即使为革命而死,也不配享受烈士的荣光。

尽管是个“无用”的文人,瞿秋白却用他的死展现了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君子风范。他没有成为一位成功的革命的领导人,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纯洁和刚毅,至少,他的名字无愧于革命者的光荣称号。

 

个人简介
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每日关注 更多
赵峰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