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模式研究

下一个社会: 知识型网络社会的管理 作者 林永青、刘洋波

雷士军 发表于 2009/12/14 21:36 2149次点击 | 收藏

  今年是世界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很荣幸有机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对大师的崇敬和怀念。德鲁克,这位总共出版过39本著作的传奇人物,这个奠定现代管理学基础的“大师中的大师”,并不以抽象的理论来总结过去,恰恰相反,他在只言片语中总是透露着实践艺术的魅力,指向人们所关心的“已经发生的未来”。

  

  “薪火相传,缘起不灭”,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德鲁克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早在1995年,当我还是厦门大学的一名MBA学员的时候,我就学习了德鲁克、查尔斯-汉迪等管理大师的著作。后来,我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HEC商学院研读EMBA,成了德鲁克名副其实的校友(德鲁克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管理学教授头衔从事管理教育的学者,当时就是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同时,一年多前,我也有幸和查尔斯-汉迪进行过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先生将一本他的书赠送给我,在他的书中,并不令人惊讶地,汉迪将德鲁克称为“大师中的大师”;(同时,汉迪也对价值中国网的创新模式表达了敬意)。最近五年,作为价值中国网的管理者,让我对德鲁克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实践体会,和系统性的融汇贯通。

下一个社会:为什么是知识社会

德鲁克更愿意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而不仅仅是管理学者。他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诸多视角,全方面地研究组织管理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他预见并深信“下一个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社会至少有三个特点:年轻人口减少;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知识超越资本,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而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社会劳动力。

 

德鲁克认为经济的“非连续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时间断层”,它影响着各个方面。这个时间断面就是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技术的发展导致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成倍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锐减,更多的人口将分流到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服务业。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口减少,终身学习制的兴起。其结果就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知识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德鲁克的预言很快成为现实,如果说铁路的兴建带动了制造业的兴起,那么电子商务的出现奠定了服务业的地位。德鲁克甚至在21世纪的开端,以极大的热情预见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将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变。正如德鲁克所言,在铁路创造的心智地理中,人们掌握了距离;而在电子商务创造的心智地理中,距离已经消失,只有一个经济体,一个市场。在这个经济体中,信息的获取和传播都变得极为便利快捷,以知识交易为载体的服务业蓬勃发展。在美国,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GDP70%;两个月前从北京市统计局刚刚获悉的数据,中国的上海和北京的服务业GDP比重,已令人惊讶地分别达到了50%70%总之,知识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的电子商务正在深刻的改变着经济、市场和工业的结构,改变着产品和服务的流通,改变着消费者的市场划分、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而且还改变着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补记:在2009年9月10~12日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大力发展服务业,是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大重点之一。)

 

 

应对大变局:为什么选择互联网?

在知识社会,如何生存呢?德鲁克告诉我们:在结构急剧变革的时代,唯一能生存的是那些能够领导变革的组织。变革的领导者视变革为机遇,主动寻求变革,懂得如何找到适合组织,而且在组织内部和外部都能发挥功效的有益变革。

 “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因为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实践,知识才能够产生效用。而且,这个知识社会中的企业更像一个社会化和网络化的非盈利机构。”(德鲁克,《变化中的管理界》,1982)今天,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众包的实践——也验证了德鲁克20多年前的预见:“其一、社会化众包的知识组织也是一种类学术机构”。同样早在1983年,MIT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就决定一个人对盖茨开创的软件工业宣战,他还为黑客团体模糊的偏好下了“专业团体”的定义。“这是伟大革命的第一枪,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到”。“其二、组织更像一个个NGO和社区,而不是公司”

 

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制就是人类最好的生产方式。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也说,“公司制不过是人类社会近150年来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思想者》,查尔斯·汉迪)就在撰写此文前一星期,笔者收到了IBM(中国)公司的一个会议邀请——这一家全球最大规模传统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的另一端问道:“您企业目前的人员规模有多大?”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所有的网站社区参与者,都是价值中国网的供应商,我们甚至将用户变成了企业股东,我们的规模比IBM更大。”

那么这个组织是什么呢?什么组织能够把社会上的知识精英聚拢在一起,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体现自身的价值,同时相互融合地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在这里,知识精英、也是社会精英们,互相学习、社交、寻求合作伙伴、寻求商业机会。答案是网络,我们需要一个新媒体,需要一个真实的网络社会。

 

个人知识的权力。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21世纪的权力将从暴力、金钱,转向知识。(《财富的革命》2001)更早一些时候,马克思也断言:“一切的等级制,都是知识的等级制”。在旧经济的等级制中,你所拥有的职位决定了你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也就决定了你的权力;而在分权、网络化的虚拟组织中,权力来源于你知道的知识、和你所了解的人——即“知道谁知道什么”,趋势是工作和财富将转移到知识存在的地方!

 

还是德鲁克,他在50年前就指出,“21世纪前20年将出现一部伟大《知识论》,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9世纪经济学中的地位”。知识资本的研究还有诸多难题:知识如何传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差异?知识价值如何估价?如何交易?等等。

 

在 《社会中知识的使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评论道,社会对于那些既不存在于学术界也不存在于公司会议室的知识,即那些“某个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知识”,是无法做出恰当评价的。这样的“局部知识”,现在通常叫“私人的隐性知识”,这让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知识经济的悖论是,知识传播的范围越广,知识的社会价值越高,而知识的个人价值越低。《知识资产》,博伊索特,2001)——但如何获取这些分散信息的研究尚未完成,“社会的每个成员只能拥有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社会上其余的大部分工作,人们都无从得知……文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都能从不知道的知识中受益。文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个人知识的局限,但并不是通过掌握更多的新知识,而是通过利用那些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广泛分布在大众当中的知识。”哈耶克的思考出现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在汇聚和利用分散信息的能力上,超出了他的想象。

社会人而非企业人。另一点是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从在感情上,不再狭隘地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而成为属于整个行业的社会人-- 职业人更是社会人。又是德鲁克,他说,“公司也是社会政治的机构” ——经理人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经理人既不能做出牺牲公司利益的决策,也不能做损害消费者的事情。这是从道德上的自我判断,从感情上也是如此。

 

消费者的创新权力。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里克·冯·希贝尔出版了《民主式创新》,讨论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生产的权力也决定了分配的权力(林永青语)——“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大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冯·希贝尔写道。众包并无一系列固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和创新。——在这里,我们又“碰见”了德鲁克,他断言,“企业只做一件事,就是创造客户,思考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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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运 发表于 2010/2/4 10:58 回复
1楼
‘学习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这句几乎是老少皆知的格言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怎样把知识转化为财富,怎样用理论的东西来指导实践显然是最关键的。价值中古网就是提供了一个把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财富是向所有劳动者按劳分配的,让人们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感受到社会上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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