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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创新坐牢纪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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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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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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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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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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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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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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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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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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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最高行动纲领。65岁时，我从技术创新工作岗上退休下来，感觉到精神，力量，和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无所寄托。想到，是不是能在政治创新上，有所作为，支持正义的新社会，摆脱当前，一心只想阿谀奉承，升官发财的社会思潮？1991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前夕，在朦胧的夜色下，我撰写并翻译了，呼吁为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平反的“人民之声”，从工厂借来油印机，复制成数十份中英文传单；买来白布，写成“为六四爱国运动平反”的条幅；买来准备长期坐牢的，新短裤新内衣；从铜陵搭火车进入政治影响力较高的上海。7月1日早晨，来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就在上海百货大楼，跨越大马路的天桥上，向下展开条幅，将传单撒向人群。
路过的公安立即将我逮捕，送到附近派出所。负责审问我的主管警官，在六四事件上，和我发生了热烈的争辩。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转送黄浦区看守所。开始了我五个月的铁窗生涯。我被关进紧靠管教办公室的，著名重犯牢房21号。据悉一般惯犯，都以曾住过黄浦21号而引以为荣。按照惯例，每间牢房都有一位霸头，指挥牢房一切。谁敢不服从，就被羣犯组织殴打。新犯人都要躲到牢房黑暗的最后端，守着奇臭的马桶，静坐，睡觉，吃饭。我一进牢房，管教就叮嘱霸头说，不许欺负这个老头子。不久，所长又亲自走过来，做同样的叮咛。霸头弄不清我有什么大来头。让我坐到了空气最新鲜的，铁栏杆前面，显示对我的特殊照顾。到夜里，牢房中总是有一名犯人坐着守夜。我晚上睡不着。当守夜者吃过夜班照顾馒头后，我多次向他们说，你可以安心睡觉，我坐起来守夜就行了。他们都避而不答。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需要看守的，正是我这个政治要犯。至于是怕我搞破坏还是搞自杀，就不得而知了。牢房里每天吃的是，热气腾腾的一人一碗大米白饭，一勺子菜。礼拜四还有鲜嫩的豆腐花。礼拜一加一块大肥肉，填补犯人缺少油水的需要。分发饭菜的是牢中的长期犯人。知道我爱吃豆腐，每逢发豆腐时，都给我增添上半勺。说是“优待民主人士”。狱中白天只允许犯人盘腿静坐。每天早晨，我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锻炼一下，有一次看到管教经过，忙不迭地坐下来躲避。不了仍被管教发现。他却和气地对我做手势。让我继续。说，活动活动好！天热超过30C,牢房里还会送来冰块降温。真可谓关心备至。有一回，牢房里关进了一位安徽犯人，释放时怎么也不肯出狱。因为回到涝灾的家乡，再也享受不了狱中这样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牢房中吝啬或粗暴对待犯人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医生到狱中问病发药。炎症病号每人每日只发给一粒中药消炎片，相当于正规剂量的1/4。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能把病治好。又如，每间牢房将近住十个犯人，每天只供给一桶水，包括用于刷牙，搽肥皂，洗脸抹身等。因此，除了优先满足霸头的各种需要外，其它犯人只好用脏水来洗毛巾等日用品。大件衣服倒是能交由牢房代洗。但是一大堆没有标记的衣服混到一起，清洗后往往被别的牢房，有意无意中拿错而丢失。犯人多的时候，晚上要人靠人，背靠背地睡觉，中间不能有空隙。一旦起身小便，就很难再挤回原位了。有的犯人绝食抗议，就被捆绑起来，强迫灌食，打骂声，呼救声，震惊整个牢房。每月一次，允许犯人家属来狱中探视。但是我却例外，因为是政治犯。
牢房中是不准犯人相互交谈的。但事实上，如何提高盗窃，干坏事的技巧，并从中寻找乐趣等的“经验交流”，一直不断地在悄悄地进行着。即使是好人，进了几天监狱，也会被教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牢房竟然变成了培养高级罪犯的训练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牢房中什么样三教九流的犯人都有。21号有一次关进来一名哈尔滨的诈骗犯。他对我说，今后，我只要事先把某某采购员，带着多少款去哈尔滨，购买什么材料，提早通知他，他就会立刻付给我一笔酬金。哈尔滨任何一家大企业他都有熟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带着采购员，从后门进去看货，然后通过各种引诱，欺骗，压榨手段把钱弄到手。即使他被发现抓起来，也不要紧，因为原告只有主动向执法部门，请求将他释放出狱，才能由他给弄到一些次品代用品，好回原单位交差了事。至于他和一些贪官污吏之间，勾结诈骗的事，就更多得说不完了。主管警官想方设法要释放我。例如一次，特地把我送到零临路的精神病医院检查，看我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好找理由让我出狱。
对我的审讯进行了多次，重点都在调查我这次的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集体在指使。我患有小肠气病，经常要戴小肠气带子。可是带子是金属的。不准带进牢房。每次受审时，主管警官从不曾忘记，把小肠气带子给我拿来，减轻我行动的痛苦。审讯的级别一次高过一次。最后一次，主管警官把我带到狱中的理发室要求帮我整容。理发室说，我们是为监狱公安人员服务的。如果大家都把罪犯带来，那不是乱套了吗！结果只好从狱中，找到一名会理发的，帮我把几个月来积累的头发，胡须一起清理干净。迎接更高一层的审讯。
审讯到来，我被安排坐在一张长桌子的端头。桌上放有一瓶饮料。各位审讯官坐在我的两侧。整张桌子和房间，都坐得满满的观察员。主审官问：你是范哲吗？我答：是。主审官把我写的英文传单递给我，说：你把它读一遍我听听。我照办了。主审官点点头说：发音很准，不愧是交大高材生。又问：你是准备仿效谭嗣同，宁死不屈吗？【谭嗣同是戊戌政变6君子之一，政变失败后。同情者劝他逃亡日本。被他拒绝，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结果被押往菜市口问斩】我答：先烈和我，一天一地，这样说太抬举我了。又问：你怎么看待六四，看待总设计师？答：六四错误极度严重。但相对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伟功伟绩来说，只能说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问：你认为会判你什么罪？是不是会判死刑？答：那要看当时刮的是什么风。判什么样的罪都有可能。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我就被以反革命罪被送到市检察院。审讯中，审讯官对我说，你别看我们这身服装多么庄严，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能像你这样胡来。你不认错，我们怎么放你？苏联的暴风骤雨一过。我又被送回看守所。不久消息传来，我即被批准，释放出狱。那时正是礼拜六下午。按习惯要等礼拜一通知家属。可是主管警官怕临时再发生变故。连夜通知家属把我领走。并通知我说，已通知工厂，我在工厂的工作，工资一切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院的检查费，按照公费医疗，给我报销。回到工厂后，不少原本不很熟悉的职工，看到我，老远地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贺。
五个月来，我从罪犯高度集中的牢房，从令人望之生畏的公安机关，从执法如山的检察院，从企业职工握手中的热情，到民间舆论之花的互联网，到国家精英汇集的政协会议辩论，到最高权威的人大报告中都看到了，尊敬和热爱民主自由的火焰在燃烧。有如仲夏之夜的繁星，满天闪烁发光。可以肯定，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老百姓，团结一致，自下而上，努力奋斗，一场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辉煌的胜利。让世界懂得，社会主义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今后，中国现代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工艺发达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试看谁能先攀登上，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峰！
最近听说，上海某大学，在六四爱国运动中被判刑的学生，有的已被提前释放，摘掉帽子，补发大学文凭，推荐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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