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
在当今中国，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时髦的话题，然而由于条件与环境使然，职业经理们并未真正走向前台，人们通过媒体描述看到的往往是他们一个美丽的侧影。由于常人常用艳羡、仰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许多也已习惯了这种仰视，从而也就难以正确地把握自己。
中国经济在维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深层的危机：就整体而言，这种增长主要是以投资需求拉动为主的粗放型增长，而非生产率提高的精细耕耘，具体表现在企业不能透过减少直接或间接费用改善自身的成本结构和不能透过减少给定水准项目的流动、固定资金以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然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及对自然界不计成本与后果的毁灭性掠夺从某种意义而言掩盖了这个问题，同样造就了“中国制造”的经济奇迹；一同掩盖的还有中国企业整体管理与经营水准事实上的低下，以及在这背后所深藏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生存、成长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更为可怕的是，它极有可能毁掉这一代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基础，使我国企业在不远的将来，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整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丧失。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辛酸背影
许多职业经理坚持留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方能够提供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及生活氛围，更是因为这些城市能够提供远比其他地方为多的流动机会，而这对于他们安全感的获取至关重要。许多职业经理离职后有几个恐惧，一是怕离开行业时间稍长，一是怕离开这些城市稍久。
2002年初夏，我当时主持工作的一家深圳公司面向全国招聘人员。虽然公司成立不久、名不见经传，然而在广告发布后，短短时间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求职申请，其中不乏现时海内外名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一位深圳知名IT企业的老总，因大股东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司解体。离去时的辛酸背影以及直情相告让我大为震惊：“您别看我开着自己的大奔，可这些都是按揭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晚餐的钱在哪里……”
40岁的年龄，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本来是精力、能力以至于事业的巅峰时期，才华横溢、老成持重的他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他对工作与待遇的要求，让我感受到他已不希冀多大的职业发展空间，而完全出于一种安全的考虑，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对资本的深深戒备与恐惧。
这是职业经理们背后难为人知的一面。一旦离开了那张大班台，离开了现时公司就职的那个位子，许多职业经理人会突然发现自己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没人会认可你的价值。
这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这样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重新回流外企以及加入创业者的队伍。抛却正常的人事变更成分，这里面隐含的长远危机应该引起我们企业与社会的警惕。
与资本对话
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认知缺失以及难以正常流动，导致在目前，知本还远远没有具备与资本公平对话的地位与权力，职业经理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意志而处于一个完全从属的角色。不仅是在大的战略决策，即使是在职业经理自身的管理领域也缺乏相应的话语权。
号称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的姚吉庆其华帝沉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7位老板为了彼此间权力与利益的平衡将他推向前台，而当老板们新的权、利平衡达成时，他就不得不被架空乃至于黯然离去。痛定思痛，姚吉庆复出威莱国际，对于资方的股权要求更为直接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资本增值的分享欲望，而是为了取得决策的话事权，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为了更好的自我保护。知本须借助于货币资本的力量保护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幸。
由于曾经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在高路华，陆强华试图通过“内部人”而非资方的控制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与地位。他想创新，然而他的创新不是真正引入现代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来取代黄世仁们（资方）的权威。这不可避免地走向权谋而背离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应有的规范，落入了一个典型的东方文化陷阱。权谋只能是权宜之计，在机制的缺失下，他最终仍然难以保护自己。这就如同陆强华在中国家电业首创的“股东客户制”与“股东员工制”，在“套牢”供货商与经销商甚至公司内部员工的同时，也深深地“套牢”了他自己。2002年，陆强华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职业经理人是如何湮灭在我们社会目前恶劣的营商环境里。
这种扭曲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资本的刻意逢迎，这同样导致职业经理人职业立场的丧失。被称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的“王惟尊事件”，先后吸引了多家全国范围内著名媒体的详细报道，甚至引发307名MBA联合投书呼吁，然而许多知名甚至主流媒体彼此之间完全对立的立场与观点只能说明国内对资本与职业经理人关系认知的极其混乱。由于王惟尊事件内幕与细节披露越来越多，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综合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事件的各方都没有说真话，都在隐瞒一些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东西。因为我们同样难以排除大股东可能的极为严重的账目造假行为，股东间以及进而引发的职业经理与资方矛盾纷争的尖锐化就难以避免。
权谋的盛行
在现时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我们感觉到太多的权谋成分，而权谋的盛行除却文化的原因，还与我们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体系极不完善密切相关。
中国企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企业就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是靠个人能力与魅力，或者说权谋。这种个人能力又绝不是西方的MBA教育以及环境所能培养出的，更多的带有一种灰色的成分。而笔者凭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工作经历感觉，并不是西方的职业经理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缘自社会机制的完善，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一切的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的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
由于缺乏机制与道德约束，使苟营者易于取巧，成熟的商规难以张扬，—种可正面参照的普遍性原理与榜样空白，促使权谋的作用被无限扩大、变异、神化，同时也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催化得无以复加。2002年，主要由从哈慈高层出走的人士组成的蜥蜴团队，日前在知名媒体上发表的其曾经一系列商业运作的炒作，其中某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控以商业欺诈、价格操纵等罪名的行为（譬如通过所谓的脑力激荡杜撰了美国V26全球青少年减肥援助基金、伪造的并不存在的V26美国总裁的签名、假此名义组织的所谓打折销售公益活动、以假充真的所谓麦克·杰克逊电视广告等等），却得以堂而皇之地以正面形象在中国流行并得到众多职业经理的喝彩——这是权谋的胜利，同时也是这些职业经理们没落的开始。有识之士已经对其喊出了“itreallypissesmeoff（让我厌烦不已）”的抗议，笔者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值得警惕的是，此举已经引发世界对中国职业经理人诚信水平的置疑。笔者认为，现代企业经营是科学与创意的并举，必须假制度之道而行之。在逐渐融入世界一体市场、市场经济环境与社会法制化程度日趋完善的今天，以契约与诚信为基石的社会日见雏形，倚赖权谋浑水摸鱼的特定阶段也必将成为历史。
测评的尴尬
让我们看一看目前在中国猎头公司以及高端人才市场流行的一些西方测评技术：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Y—G性格测验……因为主要依赖对国外测评量表的修订，导致国外量表垄断了我们的人才测评技术市场。忽视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以及行为心理的差异，这种测评的信度与效度几许就很让人生疑，这也就不可避免的让测评结果陷入尴尬的境地。
笔者因工作关系曾有幸接触到国内许多猎头公司，其中有一些还相当著名，然而某些猎头对职位理解的幼稚与教条，所做的工作分析与实际要求偏离的严重程度都让我大为吃惊。专业的猎头公司尚且如此，许多自身缺乏专业分辨能力的企业就可想而知。由于缺乏对企业运作及生态环境的真正经历体验，导致难以正确把握职位工作的精要所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猎头们普遍缺乏能够适用于中国职业经理阶层的人才测评工具，因而也就难以谈及合理筛选。
笔者一直坚持，人才评估，不是一些黑板理论家在象牙塔里设计出来的一些软件、某个程序所能解决，人才测评是在相对较少外界干扰因素之下，在一个特定虚拟环境里对人员的认知能力、社会成熟水平、行为风格的考察，其被考察人员心态是主动的、有所准备的，很容易躲避测试中的陷阱，其考察结果偏向于一种心理与行为趋向，而往往完全不同于真实环境下的实际表现。因而，人才测评只能作为人才选拔的参考，而绝对不能作为标准实行。
由于人为主观原因造成事实上的聘任过程的难以理性控制，导致聘任结果的随机性，这造成了中国企业又一个普遍而又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在中国，许多人之所以成为金领，纯属偶然。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这种偶然造成了职业经理阶层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不稳定性，也正是这种偶然决定了他们“空降”能否“软着陆”完全是一个未知数。这种偶然性造成的职业经理阶层的动荡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与发展，进而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经济。
价值到底几何？
中国职业经理人价值到底几许？由于标准缺失甚至扭曲，中国企业现在人才奇缺，然而中国的人才又似乎严重过剩。
国际经理人联合会IMU推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认证IPM体系目前已被纳入我国国家人才管理系统，并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经或将出台类似的经理人资格认证，然而笔者较为认同中国人民大学郭华秋博士的观点：以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行为，难以起到规范经理人市场的作用；由政府部门组织培训、颁发证书，其内容是否切合市场需求令人生疑；职业经理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职业，其中领导艺术、判断能力及EQ等“软”能力占据很大比重，从而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
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的软肋所在：与社会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学术腐败。由于无法对职业经理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必然导致职业经理们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动，其价值也就难以正常实现；难以流通的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价值的贬值；而当因为生存压力又不得不急于套现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职业经理们行为人格与价值取向的扭曲。
因而，悲剧不可避免。
时代烙印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对于职业经理人商业直觉与敏感、对于其营商理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审视这一代基本已过而立之年的职业经理人时，我们也不能不正视他们成长过程中因为先天环境的缺陷对他们的后天影响。
从幼儿园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层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市场经济离他们极为遥远。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这种先天不足靠后天补养往往难以完全弥补。大学时代——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础设立至为重要的时刻，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校，即使是经济类专业出身，这一阶段又能学到些什么？笔者仍保留着那个时代备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完整书籍，今天看来，当时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并且其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那时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要刻苦许多，然而他们所能接触的经济理论领域完全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世界，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代职业经理人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上的后天失调，这直接导致我们许多产业在战略布局上的先机尽失。
由于我国理论研究、教育以及实践的严重滞后，导致中国职业经理阶层无论在理念、工具还是操作手法上，与西方职业经理阶层相比有着太大的差距。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大学所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阶段。当我们洋洋自得于“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这些字眼的时候，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却在急剧萎缩，然而凭借美元货币的霸权地位，凭借着二战后衍生出来的种种金融工具，西方国家却可以极其隐蔽却又合理合法地掠夺着我们生产的大量物质财富。
这一切让这一代职业经理人身上不得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商业直觉敏感程度的相对降低以及知识结构上难以系统、全面的缺陷，进而导致其营商行为的偏差。在具体的实战表现上就是战术层面的相对较高水准以及战略上的难以统筹全面，这一点在资本运作领域尤为明显。
美丽的错觉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
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他们还远未“职业”，充其量只能称为“准职业”水平。他们的不足是全方位的，这种不足愈发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以及对资本意志的屈从。他们对未来普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深层恐惧，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未来以换取今天的安全，这个未来包含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诸多美好的东西。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只能加速燃烧自己，许多人的职业年限大大缩短。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