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网讯 万祥军报道】医药卫生界“两会”代表、委员把脉“看病贵”根源 “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招标采购”被重新拿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狠批。
记者就此约访了在京参加“两会”的部分医药界代表、委员，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受到药企和医院的一致指责，代表委员们认为，该办法未能达到让百姓得实惠的初衷，反而加重了企业和医院的负担，国家应该考虑大幅度修改或者终止执行这一办法。
招标采购是“看病贵”病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郭家学在驻地五洲大酒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此次他带来了两份议案，其中之一就是“看病贵”问题。郭家学在给全国人大的议案中，共计列了六大病因和对策：
首先，医院以市场为核心，生存几乎全部要靠自己挣钱，大多数医院成了牟利工具。他建议，国家设立一批政府全额投资的公立医院，把药房从医院分离出来，医药费用国家统一制定，剩下的医疗资源交给社会资本去开办，适应不同层次医疗需求；
其次，药企低水平重复科研，造成大量资金浪费，而这些成本又被分摊到药价上、拉升了药价。他提议，今后同样品种，只批准率先进入、规模大的2-3家药企注册，根治重复科研的痼疾；
第三，“大跃进式”的GMP改造不符合国情，作为发展中国家，药厂硬件设施比欧美国家还好，国内每家药厂硬件投资耗费均在2000万元左右，产能成倍增长，依靠的主要是银行贷款，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认为，国家应停止审批新药厂，限制过度竞争；
第四，流通环节管理落后、成本高，也反映在药价上，每年药品销售3000多亿元，降低3个点的管理成本，药价就省出近100亿元；
第五，内外资企业定价政策和税率不同，使得民族医药工业丧失了企业竞争力，价格主导地位被卖高价的外资药企占据。
最后，不合理的药品招标采购规则极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光资料费、中介费一个药厂就要花超过1000万元。而中标药品往往在医院用不了多久就消失。“当年招标采购政策推出太仓促了，滋生了许多新腐败。”郭家学称，其实国家已多次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进行调价，对这些药品完全没有招标的必要。
招标致普药流失全国政协委员、吉林敖东集团董事长李秀林“招标采购办法初衷是好的，希望体现公平竞争，但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现在许多地方搞招标都流于形式。”
李秀林向记者表示，经过国家一轮轮招标、一次次降价之后，一些常用普药价格偏低、无利可图，不少企业就放弃该品种的生产。李秀林建议，今后国家应该进一步控制药品低水平重复生产，对于原研药等“高科技含量”药品价格给予严格监控，甄别这些药品是否真正有科技含量，坚决制止那些鱼目混珠的同方异名“新药”卖高价。
采购应优先民族药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吴以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招标采购并没有降低老百姓负担。由于抗生素类普药连续降价，像华北制药、石家庄制药这些国内抗生素巨头利润持续下滑，而靠药品经营维持发展的医院实际上几乎不用“便宜药”，所以为医疗埋单的消费者还是要承受高价的原研药等单独定价药。
此外，“同一个西药原料药换个新名就能定高价，外企药价比国产药也定高很多。”多年研发中药的吴以岭称，温家宝总理倡导“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也应该优先采购民族医药产品，可目前国内不少省份，不承认中药专利权，只承认化学药专利权，对中药压价压得厉害。■医院声音“看病贵”是相对的，关键在谁来埋单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何惠宇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何惠宇表示，“看病难”在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十分常见，而对“看病贵”现象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看病贵”是相对的，医院使用进口的高新技术设备和新药，价钱自然很难下降，关键是“谁来埋单”的问题，今后如果政府逐步加大投入，用纳税人的钱来反哺纳税人，老百姓在医疗方面支付的比例少了，医疗公平性难题也不会解决。
“对于大多数药品价格，医院和药厂是无权过问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何惠宇表示，招标采购办法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药品市场历史积淀的弊病太多，比如原来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过多，比如药品定价本身不合理，比如药品生产销售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就是招标采购之后，不少便宜药已没有药厂愿意生产。药品招标采购同样增加医院负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每年两次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给医院工作也带来很大负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告诉记者，药房人员每半年就得清一次库，将中标品种放进来，未中标药品清出去，不仅是药品本身，还有医院整个计算机内部系统的药品信息更换。对药企来说，需要进医院销售的每个药品都要参加招标，准备申报资料、交纳中介费用，负担确实很重，而且招标成果不明显。“招标采购是国家定的政策，医院只能执行，没法考虑太多。”
王吉善称，现在许多临床急用的药品价格太低，厂家不生产了，药品供应不上，医院也很着急。■业内谏言医保品种不应该再招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赵博文“现在，浙江等省一级医院招标采购工作比过去更透明、更规范了。”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浙江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赵博文表示，不过，总体上看，招标采购仍不是方向，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尤其在医改、流通、药价管理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前提下。赵博文认为，首先招标采购很难量化，药品品种质量、技术和标准存在差异，以价格为主要因素，只能让几千个企业间产生恶性竞争。在国产、合资、进口三种药品中，医院更爱选择价格更高的后两种药品。其次，招标采购中，投标方处于弱势地位，中不中标日子都不好过，中标企业仍免不了受到医院付款结算时间、批量折价、赞助费的新一轮制约，医生处方提成费仍少不了，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如果医生开单提成这块隐性的违法交易成本能省下来，至少可降低15%的成本费，药价也随之能下来。“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已经是国家定价，而且每年都会下调一些，这部分药品不应该再纳入招标范围。”
赵博文称，医保药品虽只占药品总量的20%，但都是常用药品，其用量则占到临床用药50%-60%，国家只要管住这部分药品“只低不高”就行了。未进医保目录的市场调节价药品用量少，可直接在网上集中采购，医院可货比三家去选择。
■记者参言治标不如治本 医改不应“盲人摸象” 对于药厂来说，报批新药、搞GMP认证、招标采购、医生回扣这些费用支出都是刚性的，虽然这里有合理与非法之分，但都作为药品生产成本被明明暗暗地分摊到了药价里，这样看来，药厂为了生存似乎也是“有苦难言”；对于医院来说，国家拨款不足10%，剩下员工工资、设备更新、新建病房等需要自己挣，吃点“回扣”补贴家用，也“情有可原”；那么，消极被动的就只有走进医院、药店任人宰割的消费者了。无论是政府埋单（公费医疗或社会医保）还是保险机构或公益组织支付消费者医疗消费，这样的第三方付费医疗模式只有在网络覆盖全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前提下，医疗才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中央新政“首仿药”将获优先定价权国家发改委本月底拟第18次调整药价日前从业内传出消息，今年3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将对药品价格进行第18次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调价“有降有升”，降价范围将涉及103个西药和30多个中药品种，其中化学药除了常用抗生素品种以外，还增加了抗病毒和抗肿瘤药物，中药品种则主要是抗肿瘤和肿瘤辅助治疗制剂。对于一些以前降价幅度过大的土霉素等抗生素老品种，国家将考虑上浮其价格。据透露，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的《药品定价办法》中提出了新的分类定价办法，新增“首仿药”优先定价政策，今后，国家允许国内“首仿药”价格在统一定价的基础上适当上浮，上浮范围不超过政府规定的上限，大约在15% -20%之间，针对已过专利期的原研制药品价格，将给予高于国内GMP仿制类药品30%左右的上浮空间，原研注射剂给予35%的调价空间。
■外埠新政2006年药品招标“革新”地方先行深圳药品招标纳入“政府采购” 今年开始，深圳药品招标采购由政府主导，以政府采购模式集中采购药品，医疗机构不再行使技术决策权。深圳市将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强化集中、淡化招标”，招标与非招标模式并重，将医疗机构广泛应用、采购量大、价格高的药品全部纳入招标采购目录，实行公开招标和集中议价采购，对其他药品实行网上竞价（限价）采购。河南推广“安阳经验”4招式今年开始，河南开始推广安阳经验，使出四招治理药价杀手锏：一、执行“有标底招药”制度，杜绝药品高价进入医院；二、推行“双十制度”，每个季度将每个医院使用量最大的前十种药品和使用这十种药品的医生进行统计和公示，曝光涉嫌开提成药品的医生，迫使医生少用贵药多用廉价药；三、全省建立药品招标联席会议制度，控制药厂定价“虚高”；四、建立河南药品招标信息网，使全省范围药价“一降俱降”。（摘自中国医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