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领尚在位的时候就单独找浙东派首领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内中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微妙。
“李善长年纪大了，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该换下他了呢？”朱元璋诚恳地请教道。
刘基在朝廷中经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挤，这其中有多少来自李善长甚至朱元璋本人的授意？刘基并不想追究，他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有强权之下明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长，刘基更为了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说，他更了解拥有“皇帝”这个光环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现在碍着统一大业未成，加上还有些当年的同袍之情，不会大下杀手，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对权力的渴望必然日益加深，到那时候，谁还胆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谁就是第一个屠刀下的冤魂！
“善长是元勋功臣，能够调和诸臣，不好立刻换掉。”您还是让李善长留在这个棘手的位置上吧，千万可别指望我。
“李善长经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还这么替他说情吗？”朱元璋看着刘基，“朕想让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来坏的来，刘基乍闻此语，吓了一大跳，匆忙顿首叩头：“臣的才能不足以担任丞相之职。”开玩笑，真当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杀手，单是淮西派大小臣工明着白眼、暗着小动作就够受的了，还是不要跳进这个火坑为好。
“那么你看杨宪如何？”杨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被李善长找了个由头罢黜的杨希圣的兄弟，现在是中书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长的手下干活。在李善长还没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让他的对头来接班，朱元璋安的什么心思呢？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气度。”
“汪广洋呢？”汪广洋在洪武元年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可没干几天就被外放到陕西去了。
“汪广洋器量狭小，还不如杨宪呢。”
“胡惟庸呢？”胡惟庸这时还没进入中书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太常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过区区小犊，一亩三分地还行，若是重用，只怕为祸不浅。”
提名三人，否决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后诸事底定，这段话反复为后人所咀嚼，成为刘基断事如神的铁证之一。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刘基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却还是先后将这三个人派到了中书省，让这三个没有宰相之材的家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发的结果，自然会偏离中书省本应承担的责任，却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要兢兢业业完美无缺的好宰相，继续留任李善长或是直接任命刘基就行了嘛，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票人上台，当然是故意留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且说这段著名的对话结束之后不久，洪武三年（1370年）下半年，李善长因病回家休养，而徐达还领兵在外，中书省一时没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意思是让他主导政事。但汪广洋为人真是懦弱到了极点，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但却处处受杨宪的制约，被杨宪步步紧逼，说汪某人对母亲不够孝顺，“奉母无状”，没几天就被赶出了中书省，甚至还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
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后的当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将胡惟庸调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排挤走了汪广洋，杨宪自以为得志，丝毫没有考虑到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是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胡惟庸虽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团，但他一直都担任中下层官吏，无论是论在反元建明的斗争过程中的功劳，还是论和朱元璋本人的亲密程度，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没法和他杨宪相提并论。
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宰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辞，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只知道在他死后，汪广洋迅速被从流放的路上召回，继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胡惟庸仍然留任。
杨宪昙花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么蹊跷，其中内幕几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但在审视锦衣卫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有一批人活动的身影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梳理他们的活动，或许可以解释杨宪的突然死亡。这些人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据说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
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就连刘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前面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对于一国的宰相来说是必备的品质之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刘基为何如此断定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器量呢？想来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锱铢必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且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他终于打败了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橚等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来吧。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物？别说李善长曾经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过多少功劳，单只论洪武初年的朝局，除了李善长，真个再没有第二人堪当宰相重任了，正如刘基所说的那样，协调众臣、统合政务正是李善长之所长。只怕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朝臣的真实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一百二十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一百二十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