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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操练

——学者陈潭访谈录

 
  
     价值中国:陈先生是个多产的经济学者,在价值中国网等经济类网站上均发表有很多文章,我们看到陈先生很多文章的出处都标明“斯为盛学社”,请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学社。
陈谭简介

     陈:多谢过奖!这些年来鄙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这三个研究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在中国目前都设置于公共管理学科门类之下,因为公共管理管理的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则需要公共政策来管理。学术常识告诉我们,公共管理研究离不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的知识场支撑,同样也离不开哲学、史学、数学等工具学科的方法论指导。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科学知识由分化走向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特别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里,公共管理的研究更加无法脱离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比如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府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在许多学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已经越来越显明,其工具色彩也越来越明朗。同时,作为公共事务之一的经济以及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与范围也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必须研究的对象,所以国内较多的经济学网站上也就出现了鄙人的一些痕迹,比如价值中国、经济学家、三农中国、博客中国、世纪中国、中国经济研究等国内知名学术网站。“斯为盛学社”是上网阅读偶获的一个成果,她诞生于公元2004年10月16日星期六,这是鄙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学术社区,是学术积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一个“零壁垒”平台,也是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时空延展的“零距离”学堂。“斯为盛”取名于鄙人蜗居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亦借用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意,故希望能与学术中人共话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也希望学术人生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其设立的主要栏目有信息时场、学术公社、政策评论、思想操练、经典阅读、网络文摘、学者印象、弟子论苑、教学讲义等。鄙人在《让知识走向公共化》的一篇学术随笔里载明:因特网技术不断地促推着“知识共产主义”的勃兴,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公共知识分子充分活动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也越来越成为可能。鄙人揣见,学术的网络化和学者的透明化可能更能彰显学术的公共消费与学者的公共责任。

    

    

    1988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92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历任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目前兼任《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湖南经济电视台、长沙电视台等特约评论员,衡南县经济和社会发展顾问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主编丛书1套,出版著作3部,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在《南方周末》等报撰有学术短论50余篇。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研究,学术理念“政策中国,学问人生”。


   

    价值中国:您主要从事的是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研究,那么,您认为一个个体的自然人和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还有政府应该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
:社会学的基本常识昭然,一个个体的自然人终会被社会化,“自然人”都会成为“社会人”。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都必然要求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事务有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之分,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最可宝贵的是,他不但关怀自己的所有和私人事务,而更为主要的是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在我们先祖生活的原始社会里,个人因为无力对抗自然界的洪水、野兽等的侵害,于是他们必须团结一致组成部落甚至部落联盟,共同应对经常出现的公共危机。同时,在部落当中,对于劳动果实的分配以及扶老携幼的安排都能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或作出一些合理的“政策配置”。生活于现代社会当中的人们当然更有理由更有能力地进行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了,所以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存在也就自然而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公共悖论”在社会场域当中的存在,诚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名著中的告诫:“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因而,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三个和尚没水喝”般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参见拙文:《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9期;《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管理世界》2004年第10期)。由此,作为个体的人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应该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与治理,而不是“袖手旁观”或者“搭便车”。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当然也极为重要,它提供私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交通等;它也合理地引导私人事务健康地发展,等等。总起来说,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配置公共资源、建构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处理公共危机、协调公共关系等。

 
     价值中国:《公共政策:谁之政策?何种政策?》一文中提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政府体制内外的‘少数人’完成的,但这些由少数人完成的政策却要多数人来遵守”,而“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产物,它不是少数人意志和利益的合成”,虽然这里面有“代理行使权力”因素,但代理行使的是不是被代理者的意愿直接关乎到公共政策结果的倾向,陈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
:这个问题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元理论问题。鄙人认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应该是“满足多数,保护少数”。如果公共政策是一个满足少数人的特权而制定的政策,那么要么这个政策不是“公共”的,要么它的生命力是不长久的。然而,不可隐讳的是,在公共政策运行现实中,公共政策的制定确实是由政府体制内外的“少数人”(“政策精英”或“政策企业家”)完成的。他们的良知、理性、智慧、经验有时更能起作用,因为公共决策过程难免不出现“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和“投票悖论”(voting paradox)的恶果。再者,相当多的公众暂未具备参与决策所需的知识技能,科学而又合理的政策规则只能由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科学方法的“少数人”完成。如果一个学有专长的专家意见被一百个文盲的票数所否决,那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而言同样是致命的。当然,科学与民主这赛德两先生对于公共政策制定都很重要。这就是说,制定政策的“少数人”必须代表“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代理行使的是不是被代理者的意愿的确直接关乎到公共政策结果的倾向,这里可能还牵涉到利益集团的问题、参与决策的方式问题等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先生及其研究团队所建构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关于投票的规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了(参见《同意的计算》、《公共选择理论》等著作)。总的说来,公共政策的本质就是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实现、维持和保障公共利益。

 
     价值中国:公共政策也有地方和全国之分,从受众上看地方的公共政策是比较符合当地民众需求的,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也有一个整体的公共政策规范,当地方符合当地需要的公共政策与国家不太符合当地民众要求的公共政策相遇时,作为地方应该执行哪个政策。
   

     陈
:中央的政策一般是全局的政策、宏观的政策,地方的政策一般是局部的、微观的政策。当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时候,当然要服从中央的政策,这是我们假定地方政策为“坏”、中央政策为“好”的前提。如果地方政策为“好”、中央政策为“坏”,那当然需要“政策变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都为贬义。政策变通所追求的应该是“去形似,求神似”,而不是“去神似,求形似”或“形似神不似”。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好”的地方政策有点从地方利益出发寻求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这样的地方公共政策当然可以满足暂时的地方利益最大化,但它却破坏了“全局”和“宏观”,“铁本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价值中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行为对公共政策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陈先生在政府行为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在《政府信用失范与政府信用建设》中,您谈到怎样建设政府信用,目前企业和个人要想快速建立信用可以采取担保的方式,但政府信用是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担保的,除了依靠政府自身整理整顿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规则或力量可以引导和规范政府信用呢?
 

     陈
:问得太好了,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政府信用建设一方面需要自律——道德自觉,另一方面更需要他律——制度约束。我们的预设是“善政府”,其实还有“恶政府”的存在。如果连政府都不守信,企业、公众、社会还有谁能守信呢?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主观言行和社会评价的反映。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由于政府强势性与自利性的存在所导致的失信行为,比如贪污腐败、随意行政、不守诺言等,这也是老百姓对于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们意见最大的地方。确实,个人和企业可以采取信用担保,政府信用靠什么来担保呢?鄙人认为,这种“担保”就是法——特别重要的是宪法。由此,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

   


 
    价值中国:这一两年来您主要的精力投放到人事档案制度的研究当中,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很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您认为中国现行的人事档案制度确有“终结”的必要吗?
 
 
     陈
:人事档案制度研究是公共政策创新研究的一个源自现实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除了《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外,鄙人还发表了《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的分析》(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以及《人事档案:体制的阑尾》、《我为什么研究人事档案制度》等学术随笔已经进行了若干阐述。“死档弃档”、“人档脱节”、“人质档案”、“档案克隆”、“虚假档案”等现象的产生和出现为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创新作了现实的注解,它制造了“人才壁垒”、阻碍了正常的社会分化,负效应的“溢出”已经相当地明了。沿用了50多年的人事档案制度作为单位制度、官僚制度、身份制度的依附性链条确实显得与时代有点格格不入了,人事档案制度由身份走向契约、由评价功能转为记录功能、由福利型演变为信用型已经不可避免。目前中国处于急速的转轨阶段,很多政策已经“抛弃”,一些政策正在“热议”,比如收容遣送制度、户籍制度、信访制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促推着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必然,传统人事档案制度的终结亦不可阻挡!



  

 
    价值中国:陈先生不仅在媒体和网上有很多文章发表,而且还有很多著作,如:《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转轨政治》等著作,可以为读者们介绍一下这几部著作吗?
 

     陈
:这些年来,鄙人作了一些学术建设工作,也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了一些非充分的浅层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甚至另类的学术观点(在《关于中国改革与转轨实践若干认识问题的不完全思考》一文中有所表述)。我所遵循的学术理念是“致思中国,学问人生”、“性格学术,道德文章”,希望能够通过文字或话语的表述展现一个学者思考与批判的天性。在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研究的著作建设当中,我们组建的研究团队主要从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个方面着手开展了学术工程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在规范性研究方面,主编了《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丛书》,2003年出版了《公共政策学》、《公共信息学》,还有《公共管理之维》正准备出版;在实证性研究方面,已经出版了《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还有《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待版。《转轨政治:问题、政策与评论》(暂用名)是鄙人担任公共媒体特约评论员的一些事务评论、政策评论、思想随笔的“组装物”,这些短论发表于《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社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等报刊和一些知名的学术网站,目前这本评论文集尚在进一步整理之中。实际上,鄙人所开展的“案例分析”与“政策评论”这两项“边沿性”学术工作都来自于课堂教学,是学生们的听课兴趣和课堂讨论诱发了鄙人的研究热情,感谢我可爱而又孜孜以求的学生们!没有这些“顾客”和“观众”的支持与掌声,我可能还是没有入门的、不懂得“市场”行情或“舞台”规矩的边缘者。我始终认为,学术是生活的思想操练,学而为术,学而有术,学而有述!学术研究是一种孤独而又寂寞的探索,“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之句使我牢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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