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Roubini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后硬着陆，再次引发了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判断的一场争论。本文4月14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Roubini博士的预言之前（4月21日），文章的内容与观点可以作为对Roubini教授的一个回应。
有的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将明显放缓。最令人担忧的是，“吃”了30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接连发生的“民工荒”即是表现。笔者认为，人口红利并未枯竭，而是有可能正在浪费。别让中国的“黄金增长”中断，需要厘清的问题又何止人口这一项呢？
日本地震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极其复杂，前景不明，增速不会太好，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仍将比较突出。
其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不同程度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扭转了经济下降趋势，托起了股市，经济得以快速走上复苏轨道，但是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整个经济体系中需要通过危机爆发方式进行修复的弊病，并没有根本上得到改变，能够带来下一轮长周期的新经济新亮点也没有出现。虽然熬过了危机，却没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其二，各国的情况差别较大。从短期看，美国的科技力量全球最强，虽然并未产生革命性的新经济，常规性的创新、渐进式发展仍然是领先世界的，高效率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快速、劳动人口比例高、储蓄倾向低、内需易恢复等，都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了巨大助力。而美国的复苏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条件。目前失业率偏高，但从趋势来看，美国失业率已经出现下降，房地产市场企稳反弹，房屋价格和新屋开工同样处于底部回升态势。
美国的不确定性更多地来自政府债务问题，据统计，美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美国GDP的100%，美国为了顺利发行国债，相信其国债利率会很快达到5%的水平，每年利息支出将接近1万亿，达到每年财政支出的40%。其他经济体必须忍受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美国国债有很大一部分为境外投资者和其他国家持有，美国财政扩张的政策可能会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造成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
欧洲经济的问题比美国严重，整体失业率过高，通胀有抬头的趋势，唯有德国堪称 “欧洲惊喜”，经济比较稳定，失业率较低，德国央行行长韦伯预测德国2011年的GDP增长将达到2.5%，为欧元区经济复苏提供了牢靠的基础。袁教授说，欧洲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高福利制度导致社会成本太高，其创新能力又不如美国强。他认为，欧元区根深蒂固的制度安排阻挡了劳动力自由转移，联邦制或许是必须走的道路。
至于日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而养老和退休福利等社会保障成本决定了日本企业和政府都必须付出较高的非生产性成本。日本政府债务水平很高，债务存量接近GDP的200%。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和高额财政赤字的威胁。最近发生的地震又导致日本资产价格下降，日元汇率波动造成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袁志刚指出，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困难，最根本的在于日本人口结构，已经难以支撑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劳动力需求了。
好在，日本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从需求方面讲，地震对中国出口的正面影响 （重建需要更多进口）和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受损需求下降）部分抵消，短期内负面影响可能较大；中国对日本出口只占中国总出口的7.7%，欧美经济近期需求走高，对中国出口需求有所支撑。从供给方面来看，短期内东亚电子产品生产链断裂可能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但是由于电子产品生产周期较短，影响应该不大。国际商品市场受日本生产停滞的影响可能出现原油、铁矿石等价格下跌，对中国降低输入型通胀有帮助，但随着日本重建，这种影响可能会反转。
不应浪费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厚的人口红利。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否延续？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口红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确是重要方面。
有研究机构已算出中国人口目前平均年龄大约是34.2岁，这个数据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水平相当。日本经济泡沫灭于1990年，当时日本人口平均年龄是37.4岁。中国的平均年龄到2020年大概也差不多37岁多点。简单类比，根据日本经验，中国经济到达缓慢增长的时候或许就在2020年。所以中国的人口，尤其是大量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下降，至少也要到2015年以后，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应该是个过程，而且已有专家批驳了刘易斯拐点的 “点说论”，认为不存在某个具体的“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人口结构存在隐患，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已经凸显，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本身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假象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