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超发非人民币贬值主要原因(7)

连平 原创 | 2017-03-29 14:23 | 投票
  

  因此,有必要将人民币年度贬值幅度控制在金融资产平均投资回报率上下,避免再次出现一次性贬值及过快贬值。但可以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下顺势逐步贬值,阶段性地双向波动。

  采取适度控制贬值节奏的策略,同时辅以外汇市场适时合理干预以避免大幅度贬值,推动市场预期分化。但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和市场悲观情绪浓重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应“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让市场充分理解政策意图,及时正确地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有限的干预操作应精准使用,每次干预应真正打痛投机者,以达到震慑一批的目的。促进人民币汇率在波动中保持多维度的基本稳定。

  未来应谨慎推进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2014年3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日波幅由1%扩至2%,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2015年“8.11汇改”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2016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步形成“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离在岸汇差明显收窄,汇率定价权逐步从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回归。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包括IMF在内的国内外众多机构的认可,也使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并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当前的内外部环境并非持续快速推进汇率全面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可以考虑继续通过调节离岸市场人民币的银根来掌握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适时抬高做空投机者的成本,从而有效调控市场。为缩短汇率决策流程,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可考虑授权货币当局在一定目标区间内相机调控汇率。

  适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分化投资者的预期。进一步完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真正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这种新的机制也可能易受国际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影响,容易导致非对称贬值,尤其是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条件下。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先后出现四次较大幅度贬值,除了中国经济下行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内外部因素外,双参考定价模式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研究表明,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美元指数变化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美元指数走强,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倾向于贬值,美元指数走弱,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则倾向于升值。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定价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3.保持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和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

  经济中高速增长、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政策合理是汇率和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基本面。只有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货币金融稳定,才有可能形成境内投资较高的回报率,保持中外利差在合理水平上,促进境内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吸引境外资本合理流入,改变资本过度外流局面,最终促进人民币汇率走向基本稳定。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从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均GDP仍在中等收入层次和产业梯度转移空间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依然有能力保持6.5%-7%的增速。从保持市场信心和稳定预期看,维持中高速增长也有此必要。

  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不能失速,经济运行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轨道,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届时,不仅结构调整难以有效推进,而且经济基本面还会受到更大伤害 。保证经济在潜在增长水平上下平稳增长、避免“硬着陆”是改变市场预期、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但良好的基础变成市场的现实因素和预期还需要有效的政策推动。实体经济不稳,“硬着陆”的风险持续存在,即便有再多的外汇储备、再好的预期管理,外汇市场也很难稳定。预期管理需要以现实为基础,脱离了良好的基本面,预期管理手段再高明也将是“空头支票”,而且会随着时间延长和频率上升而最终成为反向预期。因此,当务之急是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挑战和结构性难题,需要合理的结构性措施加以调控应对。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继续加大力度简政放权,破除市场壁垒,稳步推进价格改革,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当力度,实施多方面稳增长政策。投资下行压力较大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应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等问题的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不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好的投资空间。在充分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服务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出大量助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项目。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在经济增速下行,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货币政策应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实施,总体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近期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投资增速止住了年初以来的下跌趋势,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十个月高于6%,企业效益逐步改善;PPI结束了54个月以来的负增长,连续数月明显回升;制造业PMI在荣枯线上大幅反弹,非制造业PMI连续11个月高于53%;一二线城市房价在调控下趋于平稳。未来如果通胀明显露头,楼市泡沫进一步加重,货币政策应不失时机适度收紧,以实现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

  尽快建立系统性金融稳定机制,提高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防范能力。从战略高度和国家层面部署和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建议继续有效发挥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的关键作用,促其一定程度的常态化,赋予其适当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权力和管理职能。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针对性地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以前瞻、透明地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密切跟踪监测风险状况,做好风险监测和预警。建立境内外联动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境外主要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部门加强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就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利率、股票、债券等价格异动、资金异常流动等信息及时进行沟通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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