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下跌了,损毁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信誉

姜明 转载自 sina博客 | 2008-05-06 16:45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专家 利益集团 房价 
房价下跌了,倒掉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信誉
 
近日,在北京大学110周年的校庆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中国高校中的“大学围绕市场转”的办学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他提出,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致使学术大师难以出现。其后,北大教授林毅夫指出,北大必须走出“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
两位大师看起来好象是在说两个不同的命题,说的是两个不相关的事情,其实,贯穿他们语言的思想内核却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即中国具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特点,并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建立一套立足于自己文化、历史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和发展,而决不能搞“拿来主义”,思维上走不出“西天取经”的发展模式,决策上全是“舶来品”。但是,我们的大学和大学教师,束缚在物质利益的指挥棒下,拜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紧拥在利益集团的身边,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使得学术良知泯灭,学术灵感消褪,创新能力不足,学术研究不是为创新精品,而是为复制赝品,制造了一大堆精神和理论垃圾,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尤为严重的是,学术只是一张披在拜金主义躯壳上的羊皮,凭借一张道貌岸然的学者面孔,沽名钓誉,招揺撞骗,欺瞒世人,戴上博士、博导、专家、权威等一大堆高帽,但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驴唇不对马嘴,对解决民生困苦毫无用处,除了肥了肚皮和钱包,他们对这个世界全是负面意义。
中国经济学其实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中国的经济学大体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规律怎么导致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其出发点是经济如何去服从政治;第二个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主旨是如何利用国家或是行政力量去干预经济,使得经济和谐持久地发展,其研究的出发点是政治如何去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为主的政治经济学,还是以凯恩思为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其研究的结果和出发点都是对立的。殊不知,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相通的,同时又都是偏面的。相通的是因为都是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偏面的是各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即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至高无上性,现代西方经济学强调的经济本身(也即市场)的极端重要性。
真实的经济到底服从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服从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呢?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就有着十分生动的论断: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有市场,资本主义也要搞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是我国最早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机统一的理论大师。
但是,自从邓小平首次提出计划和市场可以和谐统一的伟大论断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却裹足不前,没有沿着伟人所指引的方向深入研究,没有提出更多的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为国家经济建设提出更多的有创建性的建议。
稍为有点历史常识的都会清楚,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白种人的文化体系基础上的,无论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人类种群特性,还是建立在西方宗教上的文化观念,都是与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人形体不如西方人高大,而且东方的文化是建立在佛教和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自然力量决定人种特性,人种特性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决定消费方式;同时,不同的宗教和信抑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决定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不同的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因此,由于消费方式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不同,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还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西方种群特性基础上和西方文明特质上的经济学,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行为方式是都与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有着不同特质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并不适合东方人。如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多次提到的经济人理性假设理论,在东方人文化尤其是在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中根本找不到踪影。如佛教中所倡导的修行积德文化,强调的是牺性自我利益来成全别人,强调的牺性物质而寻求一种精神满足。儒家文化更是把这种文化发展到极致,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更是消灭了经济理性人假性存在的前提,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范围内,普通民众既没有理性选择的机会,也没有理性选择的智力。这种文化,虽经过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在现代东方人的观念中,依然是强烈存在。如中国现代大多数的父母亲对待儿女的那一份感情,恨不能倾其一切来满足儿女一切的贪婪,何来经济理性人的任何思想?可叹的是,中国经济学完全是“西方取经”,全盘西化,无论是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所有的经济理论全是“拿来”,生吞活剥,没有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文化特性进行任何的改造。试问,拿西方的拳击规则来指导东方的武术学生,能教出好徒弟吗?
可悲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完全失职,一大批所谓的专家、博士、博导、权威们,经常峨冠博带,招揺于世,每天不沉湎于学术研究当中,而是流窜于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筵席上,与他们的呼号应拍起舞,与他们的利益沆韰一气,不做东西方经济理论的改造者、嫁接者,不做民生福利改善的思想者,不做政府决策的建言者,而只会做哗众取宠者,只会做好为人师者,看起来徒子徒孙一大堆,实则滥竽充数。远的不说,单看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有多少所谓的经济学家,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支过招,无论是土地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在他们有限的思想理论体系中,能想到的十八般武艺都想到了,都向国家决策者提出了,可是最后没有一个建言管用。近年来,有多少所谓经济学家,写出了多少研究报告,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贴近经济实际的报告,也没有一个真正地能揭示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规律的权威经济模型。十年调控,国家决策一直处于盲人摸瞎马境地,没有一个正确的经济理论可做指导;十年调控,国民经济越调越空,房价越调越高,多少发展机会被丧失,多少远去的民族危机又聚拢来。今日中国经济发展之困,中国经济学理论之危扼、中国经济学家整体水平之低下难辞其疚。有多少象丁学良这样的海外经济学家在轻侮中国经济学家?有多少世界权威经济舞台抛弃了中国经济学家?有多少中国苍生在痛恨中国经济学家?
我明白,但我无语。今天,中国房价在一批中国新闻媒体人、一批中国经济实务人多年来的呐喊声中,在国家终于动用金融手段进行调控当中落下高抑的头。房价终于下跌了,但中国经济学家的信誉倒掉了。一代经济理论人的言语被普通民众所唾弃,光辉被历史所遗忘。造成这种后果,不怪别人,只怪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面对邓小平这个伟人的英明指点,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应感到渐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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