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会远去，“再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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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鍊利
*《论语》中找不到“原版孔子”
*孔子，永远不会远离中国人群的两千五百年前的“老祖宗”。
中国人都知道他。但现代大陆中国人“知道他”，仅止于知道“有这个人”，孔子到底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于是，“再造”一个孔子乃至“再造”十个八个孔子，都不是难事。
近期出来的电影《孔子》，就是在“再造”孔子；央视的《百家讲坛》也数次“再造”孔子。
那么，有没有“原版孔子”呢？我们试着到《论语》中去找找看，到《春秋》中去找找看。因为汉代班超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在此既有“论道经邦”的含义，也有“篇章有序”的含义——孔子的弟子们将老师言论分成了二十个篇目编撰成书。
而《春秋》，则是 “述而不作”的孔子唯一编著的一部书。
结果发现，在《论语》中找“原版孔子”很难。孔子的言行是在《论语》中记录下来了，但缺乏“背景资料”。哪些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的，大多不得而知。于是，读《论语》往往会读迷糊。
譬如，《论语》中弟子向孔子“问仁”，有颜渊的“问仁”、仲弓的“问仁”、司马牛的“问仁”、子张的“问仁”、樊仁的两次问仁，孔子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有回答“克己复礼为仁”的，有回答“做事要认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的，有回答“出言要缓慢谨慎”为仁的，有回答将“恭宽信敏惠行于天下”为仁的，还有“爱人”即仁、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仁的。说了半天，“仁”究竟是何物？老先生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两万字的论语中提到“仁”约有110处，后人只能“仁者见仁”了！
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孔子在“因人施教”，当然也无不可，但我们不能据此去倒推出颜渊是不主张克己复礼的、仲弓有强加于人的习惯、司马牛性子急躁说话快、樊迟缺乏爱人之心呀！
当然，一部《论语》，有不少经典的教诲。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宋代大儒朱熹却认为《论语》的作用无非是提高个人修养，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今人如果硬要从《论语》中觅“原版孔子”，能觅到的就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先生在教导如何按照礼仪规矩做人做事做个好学生。
*《春秋》中也找不到“原版孔子”
*据说孔子自己看重的是《春秋》，从《春秋》中能寻觅到“原版孔子”吗？
在孔子辞世100多年后出生的孟子，记下了孔子对《春秋》的自我评价：“知我者惟其《春秋》乎！罪我者惟其《春秋》乎！”于是就有了专门针对《春秋》“释义”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为什么需要对《春秋》“释义”？不“释义”，看《春秋》根本不知所云。
《春秋》是孔子对鲁国人所著鲁国《春秋》（从元前722年到元前479年）的“削删”，经孔子一削删，《春秋》由原来的史书变成了“经文典籍”，孔子改著《春秋》，是要通过精炼的文字来褒贬政事，达到“让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如上杀下曰“杀”，下杀上曰“弑”；王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凡篡位夺位的国君，孔子拒绝书“即位”两字。。。。。。，这都还属于简单的褒贬，复杂的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中包含了几重含义：一、兄弟之仇如同敌国之仇、二、段丧失了为人之弟的道义、三、郑伯想在鄢地杀死他的弟弟。。。。。。一部《春秋》，就是要扣着一个个字读，才能读出孔子的“大义”，于是《春秋》就成了难懂的天书。既然难以读懂，“让乱臣贼子惧”就是孔子的一厢情愿。如果没有公羊、谷梁家族历尽几个世纪在为《春秋》做诠释，如果没有一部文学性极强史学价值极高的《春秋左传》，人们读《春秋》的兴趣在两千年前就丧失殆尽。
“一字褒贬”增加了读《春秋》的难度，“录内而略外”的写作方法更增添了这种难度。什么叫“录内而略外”?鲁国以外的国家，“大恶书，小恶不书”，对鲁国自身，“大恶讳，小恶书” （见《公羊传》隐公十年）——这老先生还挺会做人的！难怪他虽然不被各诸侯国君所用、包括不被“乱臣贼子”所用，却始终未遭遇大危险，最后还能在其母国得善终！
我们从《春秋》中寻觅“原版孔子”，寻觅到的并不是个“让乱臣贼子惧”的孔子——他果真能做到“让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早就容不下他了！在当时，孔子就是个不合时宜的教书先生而已，掀不起大浪。
那么，从“释义”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中能读到“原版孔子”吗？公、谷两传从春秋末年开始口头流传，一直到三百年后的汉代才成书，虽然能够就《春秋》“释”出各自的一家之言，但是否符合孔子原义，实在是缺乏考证。朱熹如此评价公、谷两传： “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解经”，就是解释经典的意思；“揣度”就是揣摸估计猜测，连公认的大儒朱熹都认为公羊和谷梁解释经义时掺杂的个人臆断太多，可见从这两传中也难以读到“原版孔子”。
*本色的孔子就是教书先生
*其实，抹去后人给孔子镀上的光环，孔子就是“少也贱”、“志于学”、“诲人不倦”的一个教书先生。他的祖父贫贱到无可考据，他的父亲可称道的仅仅是“力气大”，这样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孔子只能从事“贱业”，虽则他的六代先祖以上曾经是贵族，这“贵”与孔子已全无关系。
然而孔子“志于学”。他能私人开馆，说明他的学问被大家承认；他有三千弟子，说明他身教言教的成功。在《礼记·学记》和《论语》中，我们能了解到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而不是填鸭式的，教学氛围是宽松的而不是横加压力的，对学生多开导而不是动辄责备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不是死读书，而是勤思考的。这样的老师，学生是欢迎的，是能赢得学生真感情的。在孔子死后，众多弟子为他服丧就是例证。本来，在周礼中并没有弟子为师服丧的规定，是孔子的弟子们首创了“心丧”，即不着丧服，只是在素服外缚上一根麻腰带，并为师守墓三年（其中子贡守墓六年）。弟子做到这个份上，应该是孔子这个为师者必有值得尊崇之处。而他的学生跟着他周游列国，主要是跟从老师这个“人”，不一定认同他的游说动机。
孔子周游各国，是为了复周礼。 “礼制”的道统源于周公旦。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由于鲁国保存了较完整的周礼，孔子对周礼有着深刻的感性认识。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周武王将鲁地给了弟弟周公旦作为封国，并特许鲁国可以享有天子礼仪。到了孔子诞生的公元前五百多年，其他诸侯国的天子仪礼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唯有鲁国的礼乐文化仍是最完善最发达，《礼记》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所以，孔子提倡“礼”，要复“礼”，是有原委的。
不过，孔子的“复礼”又是注定要失败的。
周礼是什么？周礼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社会的礼仪。
周在灭商前，是个姬姓部落联盟，灭商后，成了“天下共主”。也就是诸侯国的“共主”。诸侯国分为三类，一是同姓诸侯国，是有着血统关系的自家人；二是异姓诸侯国，是由姻亲、功臣组成的“异姓骨肉”；三是原来的商朝属国。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兼制天下”就是“兼制”三类诸侯国。要治理这几十个诸侯国，需要制订规矩，这个规矩，周公旦定为“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有了“礼”，才可以“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次），则民有所（谦）让”。
然而以血缘为纽带的周礼，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已历时500年。血缘纽带早就维系不了周天子与诸侯国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礼崩乐坏”势在必然。在礼乐文化破坏最小的鲁国，孔子也亲眼见到大臣驱逐国公，家臣窃取国政等不合“礼”的行为。本来，孔子学问的核心内容在于“礼”，他当然要为“复礼”而不遗余力，孔子为“复礼”奔走呼号，对他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可惜各国的田亩赋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氏族制的公田形态，经济基础改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乐制度不能不改变，这就决定孔子的奔忙无论为做官也好，还是为挽救礼乐制度也好，注定不会成功，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并注定会在生前受尽冷遇。
鲁迅的话是一针见血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捧孔、玩孔、再造孔，都不是为了“孔”
*权势者们为什么要捧孔子？
因为《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诠释出了历代中国统治者都需要的东西。
《公羊传》对《春秋》一开头的八个字“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用了200个字来“阐述大义”， 200字中，起到彻底改变孔子地位作用的就三个字：“大一统”。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八个字，只是叙述了一件事。即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前722年）的正月，鲁国隐公开始摄政。“春”，在此是“开始”的意思。
这怎么会牵涉到“大一统”呢？原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历法都自行制定，周朝将冬至所在月（也称子月）当作一年的“岁首”即“正月”，这是“周历”；晋国、秦国将寅月当 “岁首”，这是“夏历”。鲁国也将子月当岁首，但在记录“鲁国隐公摄政”这件事情上，孔子不用鲁国纪年，而是用周朝的纪年——一个“王”字说明了问题：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诸侯国国君只能称“公”，“王正月”就是周平王的“正月”，而不是鲁隐公的“正月”。所以《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孔子是只认周朝为正统的。
是“大一统”三字，勾起了权势者们的兴趣！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更在八万字的《春秋繁露》中将之抬高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中国皇权社会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所以，自汉武帝后的“尊孔”，尊的就是经《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加工过的、将“大一统”精神光大后的“孔”。
汉武帝时代为什么需要“大一统”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143个；虽经再三“削藩”，到曾孙武帝即位时，还有75个。诸侯国众多，意味着能与汉武帝争夺帝位的“同姓骨肉”众多。汉武帝是处在江山随时会被“同姓骨肉”夺走的危险中。是董仲舒的学说给了汉武帝制裁诸侯国的理论武器——用“大一统说”使诸侯割据成为“非法”和不可能。而汉代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按照各自所需，来解释“大一统” ——要巩固“大一统”的江山，就需要“大一统”的理论。。
孔子活着时，所有的诸侯国君谁都不想用他，因为他要将已经有能力“自立”的各诸侯国，放弃“自立”，重新“统”到自顾不暇的周天子脚下！孔子辞世后，除了秦始皇，所有的“大一统”在位者都要利用他，都爱“玩孔”。 “大一统”固然是“一统江山”需要，孔子心仪的礼制文化，也符合“一统江山”后维护等级社会统治的需要，孔子所以能在死后三百年风光起来，并持续风光两千年，是有道理的。
那么，实践了“大一统”的秦始皇为什么不“尊孔”、不“玩孔”？
秦始皇虽然“大一统”了中国，但他的“大一统”正是孔子谴责的“乱臣贼子”行为！秦始皇不能象汉武帝那样高唱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汉武帝的江山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他坐江山当然“受命于天”；秦始皇的江山是从原先“天子们”手中一步步夺来的，正怕人家指责他名不正言不顺呢！秦始皇当然不会“尊孔”！
孔子，无疑是两千年间影响中国的第一人。但影响中国的孔子，并不是“原版孔子”，公羊、谷梁、董仲舒都是一代代的再造孔子者，历朝历代追封孔子的帝王们，都是利用孔子者，“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也是在借题发挥的利用孔子。而大多数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中国人与孔子的确没有多少联系（清朝和民国的识字人口占总人口20％，识字人口中约有一半仅念过一至两年私塾）。不过，由绝大部分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组成的社会也需要遵循约定俗成的道德伦理，否则正如孔子所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人们就无法安居乐业了。于是，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中国人聪明地将千年蒙学课本《三字经》《千字文》中的精华归结到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凭良心”，这是1949年前占中国社会95％以上的汉民族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准则。“凭良心”也是潜意识中的“自律”，这种自律，使得社会能内在产生向善排恶的功能，这是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功能。
今天，拍摄《孔子》也好，演绎孔子也好，都是在听凭后人解说孔子。解说的背景是——整个大陆中国，有六十年不读古文，不读孔子孟子。所以，解说孔子的人到底对孔子了解多少，大陆人也实在评判不出个子丑寅卯。
于是，“再造孔子”尽管大胆放心地“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