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创投应高度体现以人为本

　　日本许多综合商社的用人思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他们首先是录用员工，然后再思考如何排列组合，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新员工怎么用，还很难说。这就需要经营者们对这些“璞玉”进行长时间观察以后，用最佳方法将他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并且随着他们的能力变化，随着业务内容的变化，玉石也需要不断进行更换。我认为他们的用人机制究竟更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很好的商科基础，你要一下子培育出象美国那样的经理人不太现实，就是去海外挖人，实际操作也很难。日本好多著名的企业家聘用人才时，根本无视学历与文凭，而是看重你的真实能力。盛田昭夫的《让学历见鬼去吧》一书说，他想把索尼公司所有的人事档案都烧毁，以便在公司里杜绝学历的任何歧视。西武集团的堤义明也主张在工作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学历只是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证明，并不等于证明了一个人真有实质性的才干。其用人哲学是：让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可以通过集团自定的鉴定考试，成为西武的一员，在往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及再接受公司的教育训练。最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而松下公司对可以信赖的人，哪怕他们资历很浅，经验不足，也会委以重任，让他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完善。在日本，真正掌权的既不是天皇，也不是名门望族。而是被日本人称呼其“民僚”的职业经理人。天皇、家族，这些“官僚”在日本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在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带领下，日本人开始发明创造，逐渐走上了现代化创新型工业的发展之路。对此，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提出“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以及胡锦涛在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内容都可以看出国家未来的用人战略将更有弹性。其中“悉心培养和提携优秀青年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之提法无疑给青年才俊施展才华，提供了决定性依据。同时也为创投机构遴选中国式创投经理提供了科学的用人策略。

　　从美国次贷事件来看，美国金融机构愿意“帮助”80岁的老太，而我国银行连18岁的年轻人都不信任。是前者的风险大，还是后者大？如果不傻的人都能看出来。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世界银行的人相信减少贫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鼓励创业。世界上的富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做了许多尝试来促进发展。他们开始主要是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进行投资，但多数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在投资失败的地方，鼓励创业，最后获得了成功。现在中国经济要想尽快走出阴霾，就迫切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支持创业的方式，调动民资活力，给经济直接注入“内生增长点”。为一大批有创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提供资金，让他们更有尊严的去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企业家直觉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服务，市场分额和利润，要取得成功，需要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资本的一部分，能够汇聚到创业者手里。一般来说，当投资公司评估创业家所提出的商业计划时，大多会从“人”的角度去观察，评估创业家的品行、工作态度，以及观察其是否有廉正诚信的形象。另外，创业家过去的经营实绩与信誉可以表现其市场熟悉程度与掌控能、创业家拥有长程眼光与对未来发展的具体计划、创业家的经营能力包括有专业领域知识、管理能力、营销能力、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与财务规划能力等都很重要。如果能实时发现问题的症结，适时予以妥善解决，则能使创业者在面对问题时，渡过难关。管理团队拥有积极的管理措施与明确良好的经营模式，组成成员拥有专业素质以应付公司宏观的愿景，并且具有积极追求创新与进步的团队文化，保持竞争优势、妥善安排职务分工让团队发挥协同效应也是重要评估项目。一位好领导人会建立并且保持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和和睦。创业家的承诺和激情是有传染性的，最好的创业家在团队结成很深的共同纽带。领导者需要具备如下一些特别个性：决策能力、资源管理技巧、诚实（至少要在内部坦诚）、大胆的自信、愿意承担风险、愿景观念和执行力、耐受压力、在财务上承担责任、以结果为导向等等，这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投资才是中国需要的投资！

　　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希腊的奴隶主波里克利就说过：“人，是最重要的。”做创投也一样，一流的人才本并不多。如果把资源全都留给了精英，那只会让一流的人越来越稀缺。这实际上是与资本为虎作伥，变相剥夺了普通人的创业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给平凡人一个不平凡的体系或系统，使他们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这也是张瑞敏一再强调的。当前，海外风险投资家们的“老板”，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已经迫切感觉到建立一种全新创业投资模式的必要。的确，创业投资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的最大价值，不是那些两位数的投资回报率，更不是那些高昂的管理费，而是帮助一项新技术、一间新公司、一个新行业不断成长，进而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个担子，对于西方风险投资家们孱弱的肩膀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中央高层彻底认清这点，所以提出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是以人为本，而提倡创业和创业精神则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以人为本应是我们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事业、创投事业的基本理念。那种不信任弱势小企业或创业者，偏离其群体所覆盖“社会人”的禀赋信用资源现实条件，错误判定多数公民的信用能力和意愿，由它误导的正规小企业金融市场制度机制选择，必然制度性剥夺它们本可公平享有的融资权利，从而人为地剥夺了它们获得创业机会、公平发展的机会。这种文化实际上已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宗旨相抵触，理所当然地应当予以矫正。

　　这样一来，对于创投基金而言，首当其冲应该放弃其原来的核心价值主张，为长期投资者实现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摈弃过去那种用一贯严格的投资标准制定的投资组合策略吧，以人为本的社会投资，如果还没有被列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那将会使你的基金越来越没有美誉度。这不仅影响资金提供者的信心，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你们的信心。这是处理公共关系的一种方法。明智的创投家应该较早关注企业的公共关系，并且运用公共关系来管理和提升所管理的基金价值。这样可以使这支基金的结构更加稳健、长久、可持续、而不是单纯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这比投入大量广告效果好的多。比如拿出相当比例的款项扶持小企业、转业军人、大学生、社会青年等相关人群进行早期投资，把这项工作作为公共事业品来对待。由于政府的介入，也会增强合组创投机构的募股能力。毕竟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比私人更有效率，也担当着注重公平、不可替代的角色。由于政府的参与，也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多方利益均衡的问题。直接融资的比例扩大。也就是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让敢于，乐于创业的人获得资金。以创业带动就业，打造橄榄型社会。改善社会结构，催生更多的中产阶级。服务于收入在金字塔底层的创业者吧，因为他们也有创业梦，他们占大多数。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我看到越来越的创投基金把目标开始向前移。他们正在构建一种能激发创造型人力资源自觉自愿行为、让资本服务于人力的新经营制度，把无从观察的创造力成本及收益等计算，都交给创造者去完成。客观的讲，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行为只有创投是最彻底承认人力资源资本价值的。尤其对于早期项目来说。当然，站在投资者角度来说。新兴产业，固然为各类投资者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但其在研究发展、量产、寻找客户、市场运作、甚至整个上下游价值链上均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因此并非每个创新都会成功。新兴产业的创业者在寻找投资者的过程是很艰辛的。相同地，投资者如何挑选具体可行的案子也是项很大的挑战。投资者必须面对新科技、新产品与新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审慎评估新兴产业的投资案，以规避这个高成长与高回报背后所隐藏的高风险。迫切需要一套系统化的评估架构以彰显其投资的正当性。